心靈工坊 有了同理心,思覺失調症就只是個人悲劇;沒有同理心,思覺失調症可能變成家庭悲劇,因為家人沒有膏藥塗抹心靈的傷口,無法凝聚與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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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的面相術:解讀情緒的密碼》

Emotions Revealed?XUnderstanding Faces and Feelings
 
作者: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
譯者:易之新
書系:Holistic 020
定價:320 元
頁數:304 頁
出版日期:2004 年 08 月 05 日
ISBN:9867574222
 
特別推薦:洪蘭(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許木柱(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劉絮愷(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
 
第一章 跨越文化的情緒

這本書涵蓋我過去四十年對情緒的研究,我相信有助於改善人的情感生活。我寫的內容大部分根據自己的科學實驗,或是其他研究情緒的科學家。我自己的研究專長是發展專門技術,以解讀和測量情緒的臉部表情,在這個前提下,我能看見陌生人、朋友和家人臉上細微到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忽略的差別,藉此我學到許多事情,因為個人時間有限,有些還沒有得到實驗的證明。當我所寫的內容只是根據自己的觀察時,會加入下述之類的話,「我觀察到」、「我相信」、「我覺得似乎是…」。如果我寫的內容是根據科學實驗,則會在書末的附錄具體註明相關的研究。
本書的內容大部分和我對跨文化臉部表情的研究有關,我對心理學的整體看法(特別是關於情緒的部分),因為出現新證據而徹底改變。這些發現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美國、日本、巴西、阿根廷、印尼和前蘇聯,我因此發展出自己對情緒本質的看法。
我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開始做研究時,對臉部表情並沒有興趣,當時引起我興趣的是手部動作。我為手部動作分類的方法,可以分辨憂鬱的病人屬於精神官能症還是精神病,並顯示病人接受治療後進步的情形1。到一九六○年代初期,還沒有發展出任何工具,可以直接精確地測量憂鬱的病人複雜而快速變化的臉部動作。我不知道該如何進行,所以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二十五年後,我發展出一種測量臉部動作的工具,於是重新觀看那些病人的記錄影片,找出重要的發現,我會在第五章討論。

機緣下,發現新大陸
若非兩次幸運的機緣,我不會在一九六五年把研究焦點轉到臉部表情和情緒。先是國防部研究計劃推展局出乎意料之外撥給我一筆經費,用來研究跨文化的非口語行為。我並沒有主動申請這筆經費,而是因為一樁醜聞(一項研究計劃被用來掩飾鎮暴活動),使得一項重要的研究被取消,而該項計劃的預算必須在那個會計年度用於某個沒有爭議的海外研究,而我恰好走進必須消化這筆預算的人的辦公室,他的妻子是泰國人,對彼此非口語溝通的差異感到驚訝,希望我找出非口語溝通中,什麼是普世皆然的,而什麼又是有文化差異的。我起初很不情願,卻又不想迴避這個挑戰。
計劃之初,我相信表情和姿勢都是從社交學來的,具有文化差異。我一開始徵詢意見的人,也都抱持相同的看法,包括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葛瑞格利.貝特森(Gregory Bateson)、艾德華.霍爾(Edward Hall)、雷.博懷斯特爾(Ray Birdwhistell)和查理斯.歐斯古德(Charles Osgood)。達爾文(Charles Darwin)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我深信他是錯的,沒有詳細閱讀他的著作。
第二件幸運的機緣是見到席爾旺.湯金斯,他剛寫完兩本關於情緒的書,主張臉部表情是與生俱來的,不同種族有共通性,可是缺少支持的證據。如果不是因為我們同時把非語言行為的文章交給同一本期刊(他的文章是關於臉部的研究,我的文章是身體動作的研究)2,我恐怕不會閱讀他的書,也不會認識他。
我對席爾旺想法的深度和廣度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我認為他的想法可能是錯的,就像達爾文一樣。我很高興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論據,不是只有一百年前的達爾文才反對米德、貝特森、博懷斯特爾和霍爾,表示這個議題還有討論的空間。在著名科學家和前輩政治家之間有不同的說法,年方三十的我竟然有機會又有經費嘗試徹底解決這個問題:表情是普世共通的嗎?還是像語言一樣,在各個文化中有獨特的表現?我難以抵抗這個誘惑!雖然我不在意誰對誰錯,但心裡並不認為席爾旺是正確的。【原註1】(【原註1】研究結果和我的預期剛好相反,這樣很好,行為科學的研究結果如果違反科學家的預期,反而更加可靠。大部分科學領域的情形剛好相反,如果結果和事前的預期相同的話,比較受人相信,因為偏見或錯誤的可能性會一再受到科學家重覆實驗的傳統所檢證,以確定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結果。不幸的是,這個傳統並不存在行為科學界,實驗很少被自己或別的科學家重覆檢證。少了這種屏障,行為科學家比較容易在不知不覺中,找出自己想要的結果。)
我在第一個研究中,向五種不同文化的人(智利、阿根廷、巴西、日本和美國)展示照片,請他們判斷各個臉部表情所顯示的情緒,不同文化的人對大部分情緒都有共識,表示臉部表情可能是普世共通的3。另一位曾向席爾旺請益的心理學家卡羅.以撒德(Carrol Izard),對不同文化的人進行相同的實驗,並得到相同的結果4。席爾旺並沒有讓我們知道對方的存在,當我們知道並不是只有自己在做這項工作時,原本心懷不滿,但就科學而言,有兩組獨立的研究者得到相同的結果,是比較好的。看來達爾文是正確的。
但有一個問題:雖然發現不同文化的人對臉部表情流露的情緒有共識,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聰明的人抱持相反的看法呢?並不是只有旅遊者才認為日本、中國或其他文化中人的表情,具有非常不同的意義。瑪格麗特.米德的門生博懷斯特爾是倍受尊重的人類學家,專精於表情和姿勢的研究,在著作中談到許多文化中的人會在不高興時微笑,所以不接受達爾文的看法5。博懷斯特爾的主張符合文化人類學和大部分心理學的主流觀點:任何在社交上重要的事,比如情緒的表達,都必然是學習的產物,所以在各個文化中是不同的。
我提出「表露的規則」【譯註】(【譯註】display rules,在動物學中譯為「展示的規則」,但譯者認為在本文譯為「表露的規則」較貼切),以解釋我的研究發現和博懷斯特爾的觀察之間有何差異。我認為表露的規則是在社交中學來的,常常有文化差異,這些與表情有關的規則,會說明某人可以向什麼人、在什麼時候表現某種情緒,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公開的運動競賽中,輸家不會表現心裡的難過和失望。表露的規則具體呈現於父母的告誡:「不要得意忘形」。這些規則會支配真實感受的情緒表達,或是減輕,或是誇大,或是完全隱藏,或是加以掩飾。6
我用一系列研究檢驗這個構想,結果顯示日本人和美國人在獨處時,看見手術和意外事件的影片時,會表現相同的臉部表情,可是當科學家和他們一起觀看影片時,日本人比美國人更會以微笑來掩飾負面的表情。在獨處時會表現與生俱來的表情,在公開的場合則會控制表情7。由於人類學家和大部分旅遊者都是觀察公開的行為,所以得到與我不同的結果。相反地,具有象徵意義的姿勢,比如點頭稱是、搖頭拒絕、一切順利的姿勢,其實是有文化特性的8。就這一點而言,博懷斯特爾、米德和大部分其他行為科學家都是正確的,可是他們對情緒的臉部表情的看法,卻是錯誤的。
我當時沒有看出這種觀點有一個漏洞,想盡辦法反駁我研究結果的人也沒有發現(比如博懷斯特爾和米德)。這個漏洞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可能從電影和電視中的卓別林與約翰.韋恩學得西方世界臉部表情的意義;來自媒體的學習,或是接觸其他文化的人,可以解釋為什麼不同文化的人對我展示的白種人圖片的情緒有相同的看法。我需要未受視覺干擾的文化,生活其中的人沒有看過電影、電視、雜誌,很少見過外來者,甚至不曾看過。如果他們對我展示的圖片所代表的情緒,和前述受試者有相同看法的話,我才能證明自己的論點。

表情可有地域之別
帶我進入石器時代文化的人是神經學家卡列頓.葛吉謝克(Carleton Gajdusek),他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與世隔絕的高地工作了十幾年,試圖找出一種名為「庫魯病」(kuru)的原因,這種病殺死了新幾內亞某個文化中半數的人,當地人相信是巫術造成的。我抵達時,葛吉謝克已經知道這種病是一種慢性病毒造成的,這種病毒會在出現症狀前,在人體內蟄伏多年(愛滋病毒也是這類病毒),但還不知道這種病毒如何傳染。(後來知道是經由食人的習俗傳染,當地人並不吃敵人,死於戰鬥的敵人其實比較健康。他們只吃死亡的朋友,而這些人多半死於庫魯病。他們沒有經過烹煮就食用,使疾病很容易散布。幾年後,葛吉謝克因為發現慢性病毒,獲得諾貝爾獎。)
幸運的是,葛吉謝克知道石器時代的文明不久就會消失,所以錄下十幾萬呎的影片,記錄兩種文化的日常生活。他自己不曾看過這些影片,因為光是看一次就要花費大約六週的時間。
他很高興有人基於科學的理由想檢視影片,樂於借我。我和同事衛理.弗瑞生(Wally Friesen)花了六個月仔細檢視影片。影片包括兩個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說明情緒的臉部表情具有共通性。首先,完全找不到我們所不熟悉的表情,如果臉部表情是學習而得的,與世隔絕的人就應該表現出新奇的表情,可是影片中沒有我們不曾見過的表情。
但我們熟悉的表情也可能表示截然不同的情緒,雖然影片並沒有顯示每一個表情的前因後果,可是當看得出前因後果時,都能證實我們的解釋。如果同樣的表情在各個文化代表不同的情緒,不熟悉此文化的外來者就無法正確解讀他們的表情。
我試著想像博懷斯特爾和米德會怎麼反駁我的主張,他們可能說:「沒有新的表情並沒有關係,你看見的表情其實有不同的意義。你猜對意思是因為當地社會背景向你透露出跡象,你並未看見一個沒有前因後果和當時背景的表情,如果有的話,你一定猜不到那個表情的意義。」為了解決這個漏洞,我們把席爾旺從東岸請來我的實驗室,和我們共度一週。
在他抵達之前,我們先剪接影片,使他只能看見臉部特寫鏡頭下的表情,卻不知道當時的社交背景。席爾旺的解讀完全無誤,他雖然沒有看見社交背景,但對表情都提出正確的解釋,他甚至能精確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出判斷。衛理和我雖然能了解每一個表情所傳遞的情緒訊息,卻只是根據直覺來判斷,除了微笑以外,通常無法具體精確地說出臉部傳遞的訊息。席爾旺卻能走到螢幕前,準確指出哪一個特定的肌肉動作代表該種情緒。
我們還請他對兩種文化提出整體的印象,他說其種一個似乎非常友善,另一個則容易爆發憤怒,如果沒有達到偏執程度的話,也非常多疑,而且有同性戀的情形。他所說的是安加文化(Anga),他的描述符合葛吉謝克的說法,這個文化會不斷攻擊試圖建立官方機構的澳洲官員,鄰族都知道他們極度多疑,男性在婚前都過著同性戀的生活。幾年後,生態學家伊瑞納斯.艾伯-亞貝費特(Irenaus Eibl-Eibesfeldt)試圖與他們共處,結果卻不得不逃走以保住性命。
之後,我決定投入臉部表情的研究,去新幾內亞找出證據,支持我已知道是正確的事:至少某些臉部表情的情緒是有共通性的。我要找出測量臉部動作的客觀方法,讓每一個科學家都能客觀認識席爾旺敏銳看出的臉部動作。

看相片說故事
一九六七年,我前往東南高地研究福爾人,他們住在海拔兩千多公尺的小村莊。我不會說當地方言,但靠著幾位在傳教士辦的學校學過簡單英語的小男孩幫忙,可以把英語譯成福爾語,再把福爾語譯成英語。我帶著幾幅臉部表情的照片,大部分是原先研究已開發文化時,席爾旺給我的照片(第九頁的附圖是其中三張)。因為擔心他們無法判讀白種人的表情,我還帶了幾張從記錄片選出的福爾人照片。我甚至擔心他們可能因為以前沒見過照片,而完全無法了解照片是什麼東西。曾有幾位人類學家宣稱,沒有見過照片的人,必須經過學習才能看懂照片。不過福爾人沒有這種問題,也不認為福爾人和美國人的照片有什麼不同。問題在於我該怎麼要求他們回應。
福爾人沒有文字,所以無法要他們從清單中選出符合照片情緒的字。如果我唸出關於情緒的字,又擔心他們記不住,唸出來的順序也可能影響他們的選擇。於是我請他們把每一種臉部表情編成一個故事:「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照片中的人顯現這種表情之前發生了什麼事,之後又發生什麼事。」可是沒有用,我不知道問題出在翻譯的過程,還是他們根本不懂我想要聽什麼,也可能是他們不了解我為什麼要他們這麼做,也說不定福爾人只是不願意向陌生人說故事。
我花了很多時間才得到我要的故事,但每次會談都弄得我和他們筋疲力竭。我猜我的要求對他們並不容易,可是仍不缺自願者,他們有強烈的動機來看照片:我給每一位幫助我的人一塊肥皂或一包香菸。他們沒有肥皂,所以肥皂很重要;他們自己會種菸草,用煙斗來吸,可是比較喜歡我帶來的香煙。
他們的故事大多符合照片中的情緒,例如,看到一張已開發文化會判斷為哀傷的照片,他們大多會說這個人的小孩死了。棘手的是,在說故事的過程中,要證明不同的故事都符合一個特別的情緒,並不容易。我知道應該以不同的方式來進行,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還錄下許多自發的表情,例如鄰村的人見到朋友時愉快的樣子。我會安排一些情境來誘發情緒。我錄下兩個男人玩樂器的聲音,拍到他們第一次從錄音機聽到自己的聲音和音樂時的驚訝和喜悅。我還用橡皮刀戳一位小男孩,拍下他和朋友的反應,他們覺得我在開玩笑。(我還算聰明,沒有拿這個把戲用在成年男子身上。)這些片段的影片不足以成為我的證據,因為抱持相反看法的人,可以辯稱我只是選擇出現共通表情的少數場合。
幾個月後,我離開新幾內亞,心中並沒有不捨,因為我渴望與人談話,在那裡沒有人可以和我聊天,我也渴望吃點不一樣的東西,我先前誤以為自己會喜歡當地的食物,結果不然,我對芋頭和蘆荀已經感到厭煩。那是我一生最刺激的一次冒險,可是我仍擔心自己並沒有找出確切的證據。我知道福爾文化不久就會受到外界影響,而世上其他像福爾文化一樣孤立的文化已經不多了。
返鄉後,我偶然發現心理學家約翰.戴胥爾(John Dashiel)在一九三○年代用來研究小小孩如何解讀臉部表情的方法,太小的孩子還不會閱讀,無法從許多字中做選擇,戴胥爾並沒有要他們編故事(像我在新幾內亞所用的方法),他的方法比較好,向小孩讀一個故事,然後請小孩從許多照片中選出一張符合故事的照片,我也可以使用這個方法。我重溫新幾內亞人編的故事,選出最常用來代表各種情緒的故事,這些故事很簡單:「他的朋友來訪,他很快樂;他很生氣,快要吵起來了;他的小孩死了,非常傷心;他看到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或是看到很難聞的東西;他看見新奇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東西。」
但最常用來描述害怕的故事有個問題,原來的故事是一隻野豬造成的危險,為了避免有人想成驚訝或生氣,我必須修改成:「他獨自坐在家中,村莊空無一人,家裡沒有刀子、斧頭或弓箭,一隻野豬突然站在門口,他非常害怕地看著野豬,野豬在門口站了幾分鐘,不肯離開,他害怕野豬會來咬他。」
我安排幾組照片,每組三張(下圖為其中一例),請他們聽完故事後從一組照片中選出一張,只需要指出照片即可。我做了好幾組照片,以避免重複出現同一張照片時,他們會用消去法來選擇:「喔,這張照片是小孩死掉時的照片,那張是準備吵架時的照片,答案當然是剩下的那一張。」
一九六八年底,我帶著故事和照片回到新幾內亞,還多了一組同仁幫忙收集資料9,以及許多罐頭食品。我們的再度來臨引起轟動,因為除了葛吉謝克和他的攝影師理查.蘇連生(Richard Sorenson)(他在前一年幫了我很多忙),很少有外地人來訪,更少有人會重遊此地。我們去了幾個村莊,當他們知道這次的要求很簡單,各地的人就自動前來,他們喜歡這個工作,也很高興能拿到肥皂和香煙。
我非常小心,確定團隊裡的人不會在無意中透露出正確的照片是哪一張,照片裱貼在紙上,背後有編號,只有從後面才看得見號碼。展示照片的人不知道配合各個表情的照片編號是幾號,負責記下答案的人也不知道前面的照片是什麼。讀完故事後,受試者指出照片,由一位工作人員寫下那張照片的編號【原註2】。(【原註2】雖然我們非常謹慎,可是有一位堅持表情是學習而來、不是天生的人,卻在十五年後說我們可能以某種方式暗示受試者應該選哪一張照片,他沒有指出我們怎麼透露答案,只是認定我們一定有透露,只因堅持表情必然有文化差異,就認定我們洩露答案。)
不出幾個星期,我們已測試三百多人,占了該文化百分之三的人口,足夠進行統計分析。快樂、生氣、嫌惡和哀傷的結果都非常明確,害怕和驚訝則無法區分,很多人聽了害怕的故事後,會把驚訝的相片當成害怕的表情,同樣地,聽了驚訝的故事後,常常選出害怕的相片。可是,害怕和驚訝都不會與生氣、嫌惡、傷心和快樂混淆。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無法區分害怕和驚訝,問題可能出在故事,或是這兩種情緒在這些人的生活中常常交織在一起,無法區分。在已開發的文化中,害怕和驚訝是可分辨的。10
在所有受試者中,除了二十三個人,其餘都沒有看過電影、電視或相片,也不會說英語,不曾住過任何西方殖民地或城鎮,更沒有為白種人工作過。這二十三個例外的人都看過電影、會說英語,曾就讀傳教士辦的學校一年以上。大部分沒有接觸過外界的受試者,和這些少數例外的人,在判斷情緒時,並沒有差別,男性和女性之間也沒有差別。
我們又做了一個受試者覺得很難的實驗,由當地會說英語的人讀一個故事,請受試者假設自己是故事的主角,然後表現出故事中人可能有的表情。我錄下九個人的反應,他們都沒有參與前述實驗,然後把未經剪接的錄影帶放給美國大學生看,如果表情有文化差異,這些大學生就無法正確解讀他們的表情,可是不然,他們能正確區分各個情緒,只是無法分辨害怕和驚訝,就像新幾內亞人一樣。在此列出新幾內亞人擺出四種情緒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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