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20/09/04-09/25 陳俊霖【當蓋婭遇到賽琪:生態心理學】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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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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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等候區:醫生與病人的希望之旅》

《今天不寫病歷:一位精神科醫師的人文情懷》

《醫院裡的哲學家》

Troubled Voices : DGnstories of ethics & illness
 
作者:李察.詹納(Richard Zaner)
譯者:譚家瑜
書系:Caring 007
定價:260 元
頁數:288 頁
出版日期:2001 年 11 月 01 日
ISBN:9573016346
 
 
醫療倫理面面觀

醫生們擔心的都是些具體明確的醫療狀況,而我呢?如果說他們投入醫療工作的情形好比「跳進戰壕」,那麼我又置身何處?我如何才有能力挑起責任,甚至負擔義務呢?而我能承擔什麼責任?又該向哪些人負責?

要將一件事處理得萬無一失並非易事,除了態度要嚴肅,又要與事件保持某種距離,達到眾人眼中的「客觀」,這可不容易辦到。甚至如果還同時想維持自我,兼顧個人內在的感受、信念與價值觀,那麼這種努力保持距離的態度不僅顯得怪異,也會於己不利。

然而在十年前,當我壯著膽子(應該說是第一次真正冒險)穿過那些看得見醫生、護士照料病人的走廊和房間,進入醫療世界的時候,我所犯的第一個大錯(是不是最後一個倒很難說),就是企圖做到這種經常為人稱頌的「客觀」。從任何一方面來看,我都不是個「道德學家」(我對這種人存有先入為主之見,認為他們在處理涉及道德問題的事務時,都顯得比我有信心),我也不想擔任什麼「倫理顧問」,只覺得這份工作很奇怪,就像它唸起來那麼拗口一樣。當初我幾乎是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走馬上任的,因為在展開這趟危機四伏的探險之旅以前,我從沒聽過「倫理顧問」這名詞,更不瞭解像我這樣的人在醫院、診間、病房裡出沒,或在大廳裡走動,到底要做什麼。我既沒有生病,又不是去探望親友。

但我卻出現在那兒,而且還站在緊急加護病房護理站的一堆監視器旁,身邊有兩個住院醫生(我以為其中一人是實習大夫,那時還分不清住院醫生和實習醫生有何差別)、幾名醫學院學生,當然還有那位主治醫師(我應該把「主治」二字寫得斗大,因為即使我還處於新手階段,也曉得這兩個字代表真正的權力和威望)。在場每個人身上都披掛著白袍、配戴著美觀的藍色識別證,表示可以堂而皇之進入這些場所。我的識別證上印著三行粗體字:

李察.詹納博士
醫學系 醫療倫理科

主治醫師是位彬彬有禮的心臟科大夫,他先要住院醫生和學生們簡報每位病人(身旁都接了監視器)的病情、目前做過哪些治療和檢查。聽完簡報,就要他們輪流前往每間病房和每位病人見面、談話、進行診查。於是我隨大家走進一位少婦的病房,她已入院接受多項檢查,目的是要決定是否植入人工心臟瓣膜,因為她在若干年前植入的那片瓣膜已經不堪使用,現在可能得再換個新的。這位少婦年僅三十二歲,從小心臟就有問題。她在二十二歲那年結婚,二十四歲生了個小孩(由產科醫生和心臟科醫生共同監視生育過程),曾經數度植入人工瓣膜,一次在十九歲,一次在二十七歲,最後一回植入的瓣膜現在似乎也快報廢了。

她的個性活潑樂觀,容貌相當出眾,回答主治醫師的問題時,也是口齒清晰、絕無廢話,一眼就可以看出她聰明伶俐,還有一種不加修飾、略帶諷刺調調的幽默感。看她病情甚是嚴重,我不禁納悶她怎麼還想得出任何詼諧有趣的笑話來。主治醫師跟她閒聊了幾句,便拉開床單,撩起她的睡衣,手握聽診器聽她的心音-先聽聽這兒,再聽聽那兒,然後聽側面和背部,又繞回胸前。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一旁,看著我覺得自己根本不該看到的隱私部位,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我到底在這兒幹什麼?」這時,主治醫師走到一旁,好讓住院醫生聽那少婦的心音,於是,住院醫生和幾個學生都依樣畫了葫蘆。畢竟這是一所教學醫院,學生總得學習聽聽快要作廢的心臟瓣膜會發出什麼雜音吧但我腦袋裡那個蚊子叫似的聲音始終鍥而不捨地向我挑釁道:「我在這兒幹什麼?」接著,主治醫師面向我(一股寒意頓時鑽入我的背脊,然後穿過腹部,再毫不客氣地用力傳到我的喉頭),問我想不想聽聽看心臟的聲音。我還沒來得及讓自己站穩,他就已經將聽診器遞給我,退到一邊去了。少婦露出滿不在乎的表情(「老天,」我心想:「醫生不但可以乾淨俐落地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藩籬,而且還平安無事!」)仰視我,儼然我也是個如假包換的醫生,正準備進行其他醫生都會進行或剛剛做過的事情。由於當時我沒辦法對她說:「等一下!告訴妳吧,我不是真正的醫生,只是個哲學教授,就算……」所以乾脆拿起以前從沒碰過的聽診器,用左手將她左邊乳房稍稍托起(主治醫師就是這麼做的),把聽診器的一頭貼住乳房,再將另一頭插進我的耳朵聽將起來,然後一面將這工具稍稍挪到她身體左側,再移向背部、右側和胸前,一面揣測主治醫師、住院醫生和那幾個學生的想法:「這傢伙在搞什麼鬼?他又不是真的醫生!」這時,我聽到一陣微弱的咚嘀砰嘀嘀嗡的響聲,一時之間,震驚、錯愕、專注得忘了自己身在何處,但兩隻手卻還在少婦赤裸的上身移動,一邊用聽診器觸探她的乳房、體側和背部,一邊左聽右聽,終於聽見心臟瓣膜的響聲。要是這瓣膜功能正常,我就聽不到那聲音了。

離開病房後,我告訴主治醫師,我不欣賞他讓病人認識我的方式,病人有權知道我是誰、我擔任什麼職務,如果病人沒有錯把我當醫生,我心裡會比較舒坦。他聽了立即同意我的說法,並向我道歉,接著兩人就繼續走向其他病房-幸好沒在那些病房裡重蹈剛才的覆轍。

當天晚上,內人與我相偕前往這位心臟大夫家裡用餐。一到醫生家,他就把我拉到一旁,問我有沒有保險。我心想:保什麼險?我有老婆、房子、汽車,還保了意外險,他指的是這個嗎?我想不會吧。由於我很慶幸早上聽診那件事並未發生任何不幸的意外,便打趣地說道:「保險?嘿,喬治,你以為我會是第一個因為違反醫療道德而吃官司的傢伙嗎?」說了還哈哈笑兩聲。

他不但沒跟著我呵呵笑,反而露出一本正經、憂心忡忡的表情,「我是真想知道你有沒有保險啊,李察。」他說:「因為我已經把你的名字寫在好幾個病人的病歷表上了,而且你該曉得打官司的時候,法院隨時可以拿到病歷表。」

「什麼?」我咕噥著說:「你意思是說我會吃官司?」

「呃,以今天的情況來看當然是不會,不過這種事情遲早會發生,為了以防萬一,你一定要有保險,因為你很可能扯上官司。」

於是我腦海浮現了一幅恐怖的畫面:我站在大庭廣眾之間,身上掛著「哲學」招牌,四周坐著法官(態度當然很兇)、陪審團(表情困惑地看著他們面前這位奇怪的「醫生」和「專家」)、檢察官(興高采烈地盯著我那直冒冷汗的臉,知道我是個多麼愚蠢的傻蛋、他起訴的這件案子多麼容易勝訴),面前還擺著一面價值連城、從我身上扯下來的獎牌(這簡直是剝我的皮,因為我連一百萬元-更別說是再多的錢-長什麼樣子、升斗小民要花多久時間計算或用掉這一大筆錢,都沒辦法告訴各位)。

接下來,喬治似乎還嫌自己沒說夠,又問起我當顧問要收多少費用。收費?顧問?什麼跟什麼啊?我是個哲學家、研究員、教書匠,不是生意人,「收費」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

我一臉茫然,而這神情想必已將他想知道的答案統統告訴他了,因為他說:「你知道的嘛,就像心理醫生會收費,或是在某個特殊領域學有專長的神經外科醫生那樣啊。」專長?我是專家嗎?專精於哪方面?道德嗎?有誰當過道德專家?天哪!哲學系的同事知道我向別人收費會怎麼想?記得上回我穿著醫生白袍參加系所會議的時候,他們已經有點想嘲笑我了。我曾經不只一次把咖啡灑在西裝外套上,為了能夠出席會議(大家都知道,西裝和領帶是醫學院必備的行頭),我只好趕緊換上白袍赴會,結果卻發現自己變成了同事間的笑柄,一堆人臉上都擺出揶揄的表情。所以,我能說什麼呢?於是乾脆坦白告訴主治醫師:「我不知道,喬治。」

「呃,」他答道:「那你最好想想看,因為以後別人會常來找你諮詢。我覺得你今天早上給的一些意見非常有用,也跟別人提過了,我相信他們也會想聽聽你的高見。」

有用?我真懷疑自己到底有什麼用處。我做了什麼有用的事情?要是我知道答案,大概就可以好好考慮喬治提出來的那幾個問題了,譬如要不要投保醫療責任險。但我很清楚現在去思考顧問費或買保險這類問題,一點意義也沒有,除非我在醫院裡既有用處又能負責。可是我該如何負責?誰會把責任託付給我?要為哪些事負責?我認為哲學教授多少都要向學生、同事、同行和學校負些責任,不過學院裡面很少討論這種事。而對醫院裡的病人、家屬負責,又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我也知道美國數百萬名大學生中,曾有少數幾位試圖控告學校、系所,甚至教授,但那些情況卻很難拿來跟我眼前的境況作比較。生活在我們這個熱衷興訟的社會,極有可能發生對簿公堂這種事情,也很可能造成許多傷害,尤其是與醫療和醫生扯上關係的訴訟案。但這類官司跟我這種單純的哲學教授難得惹上的那些官司比較起來,又不盡相同。雖說我多少知道自己對學生、同仁、系上和學校有些什麼「用處」,但是要對醫師、病患發揮「用處」,就另當別論了。

 
 
 
★聯合報讀書人新書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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