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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始終同志/許佑生 我退伍那年，正好台灣解除戒嚴，社會原先的許多框框架架陸續解體，我的第一份差事是六○年代領先思潮、停刊多年剛復刊的＜文星＞雜誌。在那裡待了半載，使我從大學的文學主修素養中擴大視野，增加了哲學、思辯的訓練與自信，我開始認真思索：「何謂我？」
對一個同性戀者而言，「何謂我」是一項大工程，意味著抵抗龐大的社會觀感，認同自己的性傾向。如果我都不接受真正的自己，那麼所謂的「我」就是一副空殼子，比行屍走肉好不到哪裡去。
後來隨著工作的更換，我進入＜中央日報＞副刊，又轉進＜自立晚報＞，以當時的氣氛，通俗地說，就是由「極右」一下跳到「極左」路線，這種大躍進反而讓我雙手一甩，闖出寬敞的自我空間。
在自晚擔任「新象版」主編的五年期間，是我一生性格的煉丹爐，因為這個版面被我規劃成新潮流、新思惟的調性，在草莽氣十足的自晚，剛好是層峰最不熟悉的範疇，我的上司擺明了講：「關於流行我不懂，你盡量發揮吧！」
於是，我打著除舊立新的旗幟，一路開疆闢土，盡情揮灑。可能是同性戀情愫作怪，我的體內一直有著一根叛逆的反骨，用來主編「新象版」可說卡對了位。我遂創造「有何不可」（Why not）的基調，將所有翻新的生活百態都收納其中，當然這也包括了與主流社會岔開的同性戀。
勇於向舊現象揮刀一割
在八○年代末，台灣整體尚對同性戀認識模糊之際，我已經在版面上超前好幾步，報導國外的同性戀家庭、扮裝文化。我雖然沒有假公濟私，利用職務把內心的偏好暗度陳倉，推銷給大眾，但是那一股「強烈作自我」、「勇於向舊現象揮刀一割」的主張，確實一再在我的版面閃耀。
那段期間我赴紐約遊學四個月，除了見識許多精彩的同性戀次文化，也首次參加了同性戀大遊行，目睹這一個與我息息相關的族群驕傲地走在陽光下現身，展露風華，而感動萬分，因此產生了生命的撞擊，「別人可以，為什麼台灣的同性戀不可以？」
回到台灣，繼續擔任「新象版」主編，我變得更有信心，不僅版面的素材更加與世界接軌，連私下做一名同志的心情也光亮起來。編報紙，成為我的一項武器，每天推出新的觀念，去挑戰人們的舊習慣。當時自晚以政治新聞著稱，在質疑威權體系方面有很好的口碑，我也秉持了這個優良傳統，在人們的價值觀念上顛覆威權、打破成見，我自認這也是暗中的社會革命。
儘管沒有刻意收集，但是有值得介紹的同性戀題材，我一定不會像當年其他的媒體一樣避諱。我雖以平常心，廣納各種包括同性戀在內的報導，卻還是被社長透過總編輯通知，「不要做太多同性戀的題目。」
我非常震驚，一個自詡獨立判斷的媒體，居然領導階層會有如此反應！我逐漸發現，即便是那些自以為很有獨立思考的男性，往往也被狹窄的沙文心態局限，看不慣「兩個男人在一起」，覺得手足無措。
叫我更驚訝的是，我身邊一批優秀的男性新聞作者，都因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而待在這個報社，但是他們所謂的公理並不涵蓋性別文化，也就是我認清到很多男性無論怎樣標榜不隨波逐流，對於兩性，或是同性戀仍存在可怕的偏見。
於是我的第一本小說《懸賞浪漫》，就以十二個男性為主，解析他們不服輸表面下的掙扎，其中一篇「岸邊石」則直接鎖定在同性戀男子。大抵在那時，我便有了決心，將全心全力透過書寫，去散播比較開闊、健康的性別觀。
九三年，我感到有衝破魚缸、遨遊大海的激動，於是辭去工作，再度赴紐約。這一次，我遇見了葛瑞，兩人決意以家庭的關係廝守，我一邊攻讀傳播碩士，一邊寫作出版。
由於這一趟足足在紐約住了四年，有充分的機會體認當地的同性戀生活，記得常逛一家同志書店，每在一整面擺滿傳記類的書牆前，我都會感到全身通電。因為每一本傳記都顯示歷來多少優秀的同性戀人才，灌溉了全人類的文明，尤其一些現代的男女同志毫無畏懼出櫃，欣然做自己，一思及此，我便勇氣百倍。《當王子遇見王子》、《男婚男嫁》、《同志族譜》等書就是在這時完成，在新書發表前夕，我也正式對台灣社會承認自己的性傾向，感覺舒服極了，因為這下我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人。
我從不後悔被冠上了「同志作家」的頭銜，因為這也許意味著我的書籍銷路被侷促在少數族群的市場，但我深信一個以追求人類靈魂為職志的作者，如果不能真誠面對他的真我，那麼「真善美」已失其一，還有什麼感人的作品可言？
世紀同志婚禮
我和葛瑞在紐約居住期間，有滿多朋友遠自台灣拜訪，我們一概以彼此的生命伴侶姿態出現，我也十分自然地享受這個新身分。我便想，既然我們倆的關係在朋友圈公開化了，何不乾脆進一步舉辦一場喜宴，讓大家分享我們的快樂。
本來我以為這只是一樁私人的小事，遂在一個同志廣播節目中透露，反正是跟自己的兄弟姊妹共享喜訊嘛，沒料到在我以為是水到渠成的喜宴，一旦被媒體披露，還是掀起巨大波瀾。
整個社會關注這場喜宴的熱度，讓我大吃一驚，我認為兩個相愛的人在一起，而且公告親友原本就天經地義，唯獨的差別在於我們兩個當事人，都是同性罷了。
後來我回顧這一場轟動的婚禮，想想有人說我多勇敢云云，其實我只是本於理直氣壯。身為同志，我固然也曾經惶惑，但在度過了苦澀不安的青春期之後，我便積極展開自我教育，逐步接受了同性戀身分，也日漸視為「愛上另一個男人」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一個同性戀者如果本身都不肯、不敢、不願接受自己，那麼還有什麼資格要求別人，或是整個社會接納他呢？
在籌備婚禮的過程中，我就知道這場喜宴已經不是當初預期的規模了，它被賦予了龐大的意義。幾番思索，我決定讓這場公開婚禮變成「全台灣同性戀男女的集體婚禮」，而我和葛瑞只是代表所有這塊土地上相愛的同志，走上紅地毯的另一端，接受眾人的祝福。
由於我出身媒體，深諳箇中操作技巧，所以我從過去的媒體人，搖身一變為新聞事件當事者，便在應對上知所進退，也運用了所有人際關係上的便利，希望新聞界在報導此事時，至少不要加油添醋。果然，我和葛瑞大方面對媒體的誠懇態度起了作用，使諸多相關報導沒有以往的那種「激情演出」。
從此我理所當然被視作「同志發言人」，只要有任何需要挺身而出的場合，我都義無反顧。不管面對什麼人或媒體，我的原則是「以誠待之」，把事實說清楚，不走偏鋒，不動情緒，唯其如此，才讓社會一般人沈澱偏見，對同性戀有正確的認識。
除了持續扮演作家的角色，我在西方社會多年也學習到，處於民主時代，任何族群爭取自身權益都必須善用手上的選票。所以，在台北市長選舉陳水扁、馬英九不相上下時，同志選票便是兩個陣營不能忽視的關鍵少數。眼見機不可失，我和一些熱心的同志義工密集串連，召開記者會，公佈陳、馬兩人簽署的同志市民權益保證書，讓同志權益問題浮出檯面，成為不可規避的施政之一。
此外，我覺得光是單獨在同志議題上著墨，發揮的效果仍屬有限，還必須催化整體社會在情慾觀念上從狹隘的傳統中鬆綁才行。我開始以「查夫人」為筆名，長期在報紙撰寫情慾專欄，用幽默的手法，宣導寬闊的多元性愛觀。
然後，我也覺得爭取盟友非常重要，便擴大寫作路線，兼及女性情慾。因為我發現，廣大的女性與同志一樣，在情慾世界裡依然深受禁錮，所以著手寫女性情慾系列小說，假如她們體認到情慾是一種人性的自然流露，就必然也會理解同性戀的可能性了。
這一路走來，我最慶幸的莫過於「可以抬頭挺身做自己」，寫自己想寫的、愛自己想愛的、做自己想做的，這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權利，它存在每一個人每一天的生活裡。
我們要先相信這個道理，才會有實踐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