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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 和母親的虔誠善良相比，父親在性格上可說是剛好相反，他為人嚴厲而責任感很強，並堅信自己的原則。在他的教養下，我也成了一個完美主義者。
我母親出身布拉格一個歷史悠久的名門望族，住那裡的德語詩人歐斯卡?維恩納【註一】就是我的舅公--他因為成為麥林可【註二】的小說《高倫》裡的人物而得以不朽-- 但現實生活中，我目睹他在眼睛瞎掉許久之後死於特雷禁市（Theresienstadt）的集中營裡。 此外，我母系那邊的先祖還有十二世紀的瑞西【註三】，以及德高望重而被尊稱為「馬哈拉爾」【註四】的那位布拉格「崇高的羅夫拉比」（Hoher Rabbi Low），從他那邊傳下來到我這裡是第十二代--這些都是我有次剛好在家譜裡讀到的。
我差點就在維也納那家有名的喜樂兒咖啡館（Cafe Siller）出生--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個美麗的星期天下午， 我母親在那裡開始感到要分娩前的陣痛。我的生日和貝多芬的忌日剛好同一天，所以有個同學就曾惡意地評論道﹕「 真可謂禍不單行。」
我母親心地善良且信仰虔誠，所以真不知為什麼我小時候會像別人說的「很討人嫌」。 她說我還很小的時候，每次她都得唱那首搖籃歌「很久很久以前」，我才肯入睡，而歌詞內容是什麼根本無所謂，只要曲調對了就可以，所以她那時總是這麼唱﹕「好，別吵別吵，你這個小討人厭……很久很久以前……」。
我很眷戀父母的家，剛開始在醫院工作的那頭幾個星期和頭幾個月，甚至可說是最初幾年，醫院換來換去，而只要在醫院裡過夜， 我就會非常想家。剛開始時，我每星期至少要回家過一夜﹔之後，只要有可能，至少每個月一次﹔後來，至少每年的生日我都要回家一趟。
後來，父親在特雷禁市的集中營過世，離我和母親而去﹔從那之後，只要我見到母親或和她告別，都會吻她一下，這樣即使有天不能再見面了，對我而言似乎有了一個保證：我們在最後相聚的分離時刻是美好的。
而這一天畢竟來了，我和第一任妻子緹莉要被轉禁到奧茲維茲（Aushwitz）集中營時，我去向母親告別並在臨走那一刻請她祝佑我，她大聲喊道--從內心深處誠摯發出﹕「好！好！我祝佑你！」--她那樣子，我永世難忘；然後，她為我祝福。就在一星期後，母親也被押到奧茲維茲，並且馬上被送進毒氣室裡。
在奧茲維茲時，我常想到母親，每次都會想像再見到她時會怎樣，而每次總情不自禁地想像，我會跪下去，輕吻她的裙邊。
和母親的虔誠善良相比，父親在性格上可說是剛好相反，他為人嚴厲而責任感很強，並堅信自己的原則。在他的教養下，我也成了一個完美主義者。記得以前每星期五晚上，他都會逼我和哥哥用希伯來語唸一段禱文，只要我們有一點點唸錯（而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如此），那我們就得不到任何獎賞（但也不會被處罰）。如果完全唸對了，我們可以得到十分錢，但這樣的情況一年不過幾次。
如果父親不是有時暴躁易怒的話，那他可以說不僅僅是紀律嚴明的斯巴達主義者，也可以說是克己而淡泊的斯多葛學派者。有一次他在大怒之下，把我打到連手杖都打斷了。雖然如此，對我而言，父親一直是正義的化身，並且也一直給予我們安全感。
整體而言，我可說是像我父親，但我從母親那邊遺傳過來的人格特徵似乎也很明顯，並且可能和我從父親那邊遺傳過來的特徵，在我的人格結構上造成了某種對立。有一次，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精神病學醫院的一位心理學家，為我做了羅夏克墨漬測驗後【註五】，說他從沒見過這麼極端理性和強烈感性集於一身的人。我想，前者顯然是受之於我父親，而後者則來自我母親。
父親的老家在從前奧匈帝國的摩拉維亞南部，祖父是個書籍裝訂師傅，生長在這麼一個貧窮的家庭，父親可說是挨苦受餓地唸完高中並進了醫學院，但修完一些基本課程後，卻不得不因為經濟原因而中止學業去當公務員，最後還做到了社會部的局長。他在集中營餓死之前，有人看到這位局長先生試著從一個空桶裡面殘餘的馬鈴薯皮上頭刮下一點可吃的東西。後來，我自己從特雷禁市被送到奧茲維茲，然後又被轉押到考夫囹（Kaufering III）集中營時，大家都餓得半死不活，那時我終於能體會父親為什麼會那麼做了﹕這一次變成我自己想從冰凍的地面裡挖出一塊很小很小的紅蘿蔔，而且是用我的手指甲。
有段時間，父親是約瑟夫?瑪利亞?封?貝恩萊特爾【註六】部長的私人秘書。這位部長當時正在寫一本關於刑罰執行改良和他在美國一些個人經歷的書。在他波希米亞的城堡莊園裡，他口述草稿讓父親速記下來--因為在這之前，父親曾在議會裡做了十年的速記員。這位部長發覺到父親總是拒絕受邀共餐而感到很奇怪，有天他便問了這件事，父親解釋說他只吃符合猶太戒律的食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家都維持這一習慣）。這位部長聽了之後，要他的車夫每天到鄰近村莊買兩次這種食物，此後我父親再也不用只靠麵包、奶油和乳酪充飢了。
在我父親工作的部會裡，有次某個部門主管要他去做會議記錄，但父親拒絕了，因為那天是猶太人一個很重要的宗教節日--贖罪日，這天教徒必須齋戒二十四小時並做禱告，當然也不准工作。那個主管威脅要對父親做紀律查處，但父親還是堅拒在這個猶太節日工作，結果遭到了懲戒。
父親雖然篤信宗教，但他並不是盲目接受。他其實有可能成為奧地利第一個具有領導地位的自由派猶太人，或者成為類似後來在美國被稱為「改革猶太教」的代表。
簡單地談了他的那些原則後，現在來談談他的冷靜克己。我們從保休維茲（Bauschowitz）火車站走往特雷禁市集中營時，父親背著一個帽子盒，裡面放了他僅存的財物。途中，一群人都很心慌，但父親微笑地對大家說﹕「別沮喪，上帝會幫忙。」
我父親這邊的先祖大概是阿爾薩斯-洛林（今法國東北部）一帶的人。事情是這樣的﹕當初拿破崙東征西討時，他的軍隊行進到摩拉維亞南部一個介於維也納和布林之間的小村莊（也就是我父親的老家），並駐紮在那裡。其中有個士兵向街上一個女孩問路要找某一家人，那女孩說那正好是她們家，於是士兵便去那裡借宿，並說他是從阿爾薩斯-洛林來的，但他的先祖是從這村莊移民過去的，那裡的親戚要他來探望這家人。而這士兵的先祖大概是一七六○年左右移民出去的。
在少數幾樣我能偷偷帶進特雷禁市集中營的東西裡，有一小瓶是嗎啡。當父親因肺積水快無法呼吸而瀕臨死亡時，我替他注射嗎啡以減輕痛苦。他那時已八十一歲且餓得不成人形，但導致他死亡的卻是第二次的肺炎。我問他﹕
「你還覺得痛嗎﹖」
「不。」
「你還有什麼願望嗎﹖」
「沒有。」
「你還想跟我說什麼嗎﹖」
「沒有。」
我吻了他，然後離開，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他了。然而我並不覺得難過，我已做了我該做的，我因為他們而留在維也納，現在又伴著他走到這天人之界，並且在這最後一刻讓他免受死前的痛苦。
父親的朋友，捷克的猶太教士費爾達來營裡安慰傷心的母親，那時我也在場。他對母親說，父親是個「 Zaddik」--有正義感的人。這證實了我自童年就有的對父親的看法﹕正義感是他的主要性格之一。而他的正義感正是根源於他對天理的深信不疑，要不，實在難以想像他會像說格言似的常說下面這句話﹕「也罷！看在上帝的份上。」
【註一】歐斯卡?維恩納（Oskar Wiener），一八七三年生於布拉格，一九四四年遭到遣送。詩人、小說家、文藝評論家；編輯出版《老布拉格西洋鏡》（Alt-Prager Guckkasten）。
【註二】古斯塔夫?麥林可（Gustav Meyrink，1886-1932），奧地利作家，同步主義（Simplicissimus）的一員。其幻想小說風格追隨霍夫曼（E.T.A. Hoffmann）和愛倫坡（E.A. Poe）。《高倫》（Der Golem）是他最有名的小說。
【註三】瑞西（Raschi, 1040-1105）：生於特魯瓦本名：沙羅莫?本?伊薩克。猶太聖經和塔木德口傳律法的詮釋家。一種主要用來註釋聖經和塔木德的希伯來瑞西方形文字即是以他為名。
【註四】「馬哈拉爾」（Maharal）是正式頭銜的簡稱。一般稱他為「崇高的羅夫拉比」，意謂「我們的導師，我們的羅夫拉比」。他的本名是耶胡達?本?貝紮策爾?羅夫（Jehuda Ben Bezazel Low）。
【註五】精神病學家羅夏克所發展出之投射技術的人格測驗，一種叫人解釋墨水點繪圖形並據以判斷其性格的測驗。
【註六】約瑟夫?瑪利亞?封?貝恩萊特爾（Josef Maria von Barnreither, 1845-1925），出生於布拉格。奧地利政治家，留下不少有歷史價值的回憶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