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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 1938年9月15日，一場最齷齪最恐怖的騙局揭開了序幕。這一天，德國總理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與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 1869-1940）首度會晤，全世界都在看，另一次世界大戰能否因這場會面而避免（六個月之前，希特勒的部隊已經入侵奧地利，將之併入德國版圖，英、法兩國除了抗議之外，根本束手無策）。9月12日，亦即與張伯倫會晤的前三天，希特勒提出由德國兼併捷克部分土地的要求，並計畫在其境內煽動暴亂，同時祕密調動德軍，準備進攻捷克，只是發動攻擊的部署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
希特勒的盤算是，只要能夠讓捷克的部署防禦再拖延幾個星期，他就可以發動閃電攻擊；為爭取準備的時間，希特勒一面祕密調動部隊，一面承諾張伯倫，只要捷克同意他的要求，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證。張伯倫信以為真，說服捷克暫時停止調動部隊，準備與希特勒展開談判。與希特勒會晤之後，張伯倫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說：「……在他的臉上，儘管我看到了冷酷與無情，但我的印象是，這個人會信守承諾……」五天之後，張伯倫在國會發表演說，面對他人質疑希特勒的承諾，他依舊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說他與希特勒親身接觸的結果，讓他覺得希特勒「不是一個會食言的人」。
說謊研究的開端
十五年前，我剛開始研究說謊時，只有在從事與心理病患有關的工作時，才偶爾想到，它或許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最初開始研究謊言，是在指導心理治療師的場合，談的多是我的研究心得：面部表情普世皆同，手勢則因文化而各異。當時有學員提問，從病人的非語言行為上，是否能夠知道他是在說謊？一般來說，這本來不是問題，但是，當一個病人因自殺而住進醫院，表示自己已經沒事時，問題就來了，病患一旦出院，缺少醫院的看顧，每個醫師都會擔心，病人說自己沒事，會不會只是在欺騙他們？醫師這種業務上的疑慮，引發人類在溝通上非常根本的問題：即使心緒極度不寧，一個人是否還能夠神色自若地說謊？如果是的，是否可以從非口語行為上找到破綻，揭露言詞背後隱藏的心思？
我調出精神病患的問診影片，看看能否找到說謊的案例。拍攝這些影片本來另有作用，亦即要從病人的表情與動作，診斷心理失調病患的病情與類型。當我把目標轉移到說謊的案情時，發現許多影片的確都透露說謊的跡象，問題是，如何才能予以確認？幸運的是，其中有個個案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問診之後所發生的事情說明了一切。
瑪莉，四十二歲，家庭主婦。自殺三次，每次都是服用過量安眠藥，經人發現送醫，才把她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年婦女抑鬱（depression），孩子長大了，不再需要她，丈夫則忙於事業，使她生活頓失重心，覺得自己無足輕重。剛住進醫院那段日子，她無法料理家務，又睡不好覺，幾乎整天以淚洗面，經過三個星期的藥物與群體治療，看起來恢復得不錯，精神開朗起來，也不再談起自殺的事情。在一次問診影片中，她告訴醫師，覺得好多了，要求請一個星期的假。就在醫師同意准假之前，她卻突然承認自己在說謊，事實上她仍然很想就此了斷。瑪莉持續住院三個月，病情大有改善，雖然一年後又復發過一次，但整體來說，維持正常長達數年。
瑪莉接受問診的影片，播放給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學家看，結果大部分人都被騙了，其中甚至不乏有經驗的老手。4 這段影片，我們研究了幾百個小時，放了一遍又一遍，用慢動作檢視每個動作與表情，想要找出任何可能的線索，在一個片段中，醫師問她未來有什麼計畫，回答問題前，她遲疑了片刻，臉上閃過一絲絕望的表情，由於太快、太短暫，在前幾次的檢視都忽略了。在這種非常短暫的微表情中，可能隱藏著某種情緒，一旦瞭解到這一點，我們便繼續尋找，果然找到更多，基本上都是掩藏在一閃而逝的淺笑中。我們也發現一種微動作，當她告訴醫師自己把問題處理得多好多好時，不時出現輕微的聳肩，只有一隻肩膀微微抬起，類似稍微轉動地聳一下，但雙手仍保持靜止。
過去幾年，針對病患與醫師之間說謊的行為線索，我們所做的研究都曾經在科學期刊上發表，相關的徵詢也不斷增加：是否能夠訓練內閣官員的侍衛，從舉止與動作上識破恐怖份子的暗殺傾向？我們是否能夠指導聯邦調查局或訓練警官，更有效地識破嫌犯的謊言？到後來，甚至有人問我，是否可以協助政府高層談判代表，識破對手的謊言？
我擔心研究結果遭到誤用，甚至濫用。大部分犯罪、政治或外交的謊言，未必可以找到非口語的說謊線索，有時純粹靠直覺，真要問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一定得講出個名堂的話，就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人在說謊時，為什麼一定會犯錯？並非所有的謊言都會穿幫，有些謊言天衣無縫，臉部的表情太僵、一個不經意的小動作、聲音突然變調……這些說謊的行為線索全都不會出現。但我確實知道，只要是說謊，就一定有破綻，哪怕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照樣會被他自己的行為給出賣，前提是，你必須知道，什麼時候說謊會成功，什麼時候會失敗，如何認出謊言的線索，以及什麼時候根本不值得去嘗試。
希特勒對張伯倫說的、瑪莉對她的醫師說的，都是要命的謊言，是要付出生命作為代價的，兩個人都把未來的安排藏在心底，也都把感情的事情置之度外，但是兩個人的謊言之間卻有巨大的差異。希特勒是天生玩家，除了天賦的技巧外，比起瑪莉，他在騙人這一方面可說是老謀深算，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希特勒還有另外一個優勢，那就是他所欺騙的那個人甘願受到誤導。希特勒謊稱沒有打仗的計畫，只要重劃捷克的邊界就可以滿足他的要求，張伯倫不僅相信，而且可以說是一廂情願地相信，因為，如果他不相信，就等於承認自己的和解政策失敗，而且有損英國的顏面。政治學者霍斯泰德（Roberta Wohlstetter）分析軍備競賽的騙局，所持就是此一觀點，談到德國違反英德海軍協議（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時，她說：「……騙方與被騙的一方都在賭，使得錯誤持續發展下去，雙方都抱持幻想，以為對方不會違反協議。希特勒操弄英國害怕軍備競賽的心理，成功達成一項海軍協議，已經使英國（未與法、義等國諮商）默認『凡爾賽和約』的改寫；當新的協議又遭到破壞時，這種害怕軍備競賽的態度，再度使英國鄉愿地不去面對。」
揭露謊言技巧的重要性
在許多騙局當中，對於說謊者的破綻，受害的一方總是故意不去面對，一廂情願地往好的一面設想，害怕謊言一旦拆穿，可怕的結果將難以收拾，於是成了騙局得以持續下去的幫兇。丈夫故意不去面對妻子的外遇，至少可以暫時免掉戴綠帽子的羞辱及離婚的結果；對妻子不忠的行為，縱使心裡有數，卻不予以拆穿，為的只是避免一旦講開，事情就失去轉圜的餘地，只要什麼都不說，即使希望十分渺小，依然可以抱著一線希望——或許自己只是錯怪她，或許她根本沒有外遇。
並非每個被騙的人都一廂情願，有時對謊言的線索視若未睹或予以縱容，並不會帶來什麼損失，有的人抓謊，只是為了抓謊而抓謊，警察偵訊嫌犯，唯一可能的損失就是被騙，跟承辦貸款的銀行行員一樣，對他們來說，揭穿騙局與釐清事實，都只是善盡職責而已。誤信謊言或予以拆穿，被騙的一方通常有所得，但也有所失，只不過所得與所失往往是不相稱的，瑪莉的醫師相信她的謊言，所冒的風險並不大，如果她真的好了，不再抑鬱，他可能因此得到某種聲譽；萬一她並未好轉，醫師的損失也不大，不致像張伯倫，因此賠進整個事業。對張伯倫來說，一切顯然都太遲了，如果希特勒所言不實，無法阻止他的侵略，擋住戰爭，張伯倫的政治生涯就此告終，而他以為可以避免的戰爭也將爆發。
除了張伯倫的一廂情願，希特勒的謊言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於他不需要掩飾任何強烈的情緒。謊言之所以穿幫，多是因為壓抑的情緒洩了底，跟謊言有關的情緒越強烈複雜，就越容易出現行為的破綻。希特勒毫無罪惡感，罪惡感這種情緒使謊言加倍脆弱，不僅洩露形跡，而且因內心不安而犯錯，很容易被識破；在他有生之年，英國曾讓德國飽受戰敗的恥辱，面對這樣一個國家的代表，希特勒當然一點罪惡感都沒有，跟瑪莉不同，希特勒與他所要欺騙的人之間，既沒有共同的社會價值，也沒有任何感情負擔；瑪莉不但必須掩飾強烈的情緒，必須壓抑使她想要自殺的絕望與焦慮，更何況對醫師說謊，她有一萬個理由產生罪惡感，因為她喜歡、尊敬他們，深知他們只是要幫助她。
抓謊也有風險
正因為如此，面對自殺病患或不忠配偶，想要找出說謊的行為線索，遠較面對外交人員或雙面間諜來得容易，但是，並非所有的外交人員、罪犯或情報人員的謊言都無懈可擊，犯錯在所難免。按照我的分析去做，抓出說謊的破綻或避免被誤導，機會仍然相當大，想要識破政治謊言或犯罪謊言，關鍵不在於是否忽略了行為線索，而在於保持高度的警覺，知其風險並抓住機會。
撰寫本書的目的並非僅僅針對重大的謊言，我深信檢視說謊或說實話的方式與時機，有助於人際間的相互瞭解。人際關係中，不涉及謊言的機會極少，生活中說謊的可能性總是難免，父母親跟孩子談到性，認為孩子不宜知道的，往往以謊言打發；相對的，由於父母根本排斥，使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對性方面的冒險，也總是能瞞就瞞。此外，朋友（甚至最好的朋友）、師生、醫病、夫妻、律師與委託人、業務員與客戶等等關係，謊言可說無所不在。
謊言之於生活，如此普遍，無論對人對事，多予瞭解實有必要。這種論調或許有人嗤之以鼻，總認為說謊就應該受到譴責，對此我不表茍同，如果說，在任何人際關係中從未說謊，未免言過其實，或者說任何謊言都應該予以拆穿，卻也未免太過。儘管謊言也傷人，但並非全都如此，有些謊言反而是利他的，雖然絕不像宣稱的那樣多，某些社會關係，卻因彼此保守祕密而得以相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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