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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十世紀見證了心理諮商在主流文化中的勝利，但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美國大眾卻對心理諮商產生了信心危機。 他們開始懷疑的，並非心理諮商明顯的益處。超過三分之一的成年美國人都曾在一生中某個時候選擇去看諮商師或治療師，而民意調查也顯示，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心理諮商對個人問題是有幫助的。 大眾真正質疑的是，心理諮商是否能夠有助於我們這個時代深層的社會與道德問題。諮商師合理化暫時逃離個人責任，道德責任，和所屬社群的行為，是否只是讓這些問題更加嚴重？這樣的憂慮不但來自外界，也來自心理諮商的社群內部。容格學派的諮商師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和他的同事麥可?凡度拉（Michael Ventura）的一本書就以非常挑釁的書名表達了他們的疑慮：《我們擁有心理諮商一百年了──結果世界變得更糟》（We’ve Had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therapy—and the World’s Getting Worse）。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間，伍迪?艾倫與米亞?法蘿對於孩子的監護權爭奪案，在媒體上廣受注目。從這個案件就可明顯看到社會大眾對於心理諮商的幻滅。案件中最凸顯的一項爭議是，伍迪?艾倫既然與法蘿十九歲的養女有祕密戀情，他是否還適合擔任一位父親。就像大多數兒女監護權的爭議一樣，沒有人能夠毫髮無傷地全身而退，但是這次最受質疑卻是以專家證人身分出庭作證的所有諮商師。這些諮商師被問到是否認為艾倫不應該跟自己愛人的女兒，也是他自己孩子的姊姊暗地相戀時，都不肯做出帶有價值評斷的結論。他們使用的說法彷彿水門案聽證會的重演：「伍迪?艾倫『可能』有判斷上的錯誤，」「這段感情在這種狀況下是一個錯誤，」以及（我個人覺得最有趣的說法）「這種情況是後現代家庭的反映。」法官一再嘗試之後，仍舊無法讓任何一位專家證人超越道德中立的治療標準用語，到最後，他終於憤怒地打斷其中一位專家證人：「我發現來這裡作證的這些諮商師所說的話，簡直讓人難以置信。你們說什麼『判斷錯誤，』或『缺乏判斷力，』但是沒有比這些話更強烈的措詞嗎？你們一再說明『後現代家庭結構』以及人際關係的類型，可是我們還是沒有談到跟孩子的姊姊上床這個重點。到底這種行為表示什麼？」
這些專家證人當然不笨也不無能。相反的，這些備受敬重的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和婚姻家庭諮商師是被困在心理諮商用語中無法自拔，而這些用語早就將道德的牽絆擺脫地一乾二淨，不再包含任何所謂「對」與「錯」，「應該」，「責任」與「義務」等字眼。這些證人如果以道德的用語回答法官問話，就可能會顯得不夠專業，結果反而變得不像專家──這種兩面不是人的處境讓我很慶幸自己不在這個位子。而充滿質疑的法官，就跟表達過類似觀點的無數專欄作家一樣，代表了一般大眾的看法，認為在理解與衡量人的行為時，道德仍舊是一項重要的考量。
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有兩件罪案的審判備受美國民眾關切，其中一件是弒親案，另一件則是對配偶的重傷害，同樣是許多人認為與道德有關的行為。洛杉磯的曼南德茲（Menendez）兄弟宣稱他們長年受到父親的身體虐待與性虐待，並坦承因此殺害他們的父母。蘿瑞娜?巴比特（Lorena Bobbitt）也坦承在他丈夫熟睡時，割下他的陰莖，並表示這是為了報復她丈夫多年來對她的虐待。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證詞發揮了關鍵影響力，最後導致曼南德茲案的陪審團無法作成決議，而蘿瑞娜?巴比特也獲得當庭釋放（她丈夫先前也在施虐案件中獲得無罪釋放──至少這個狀況還算平衡。）從好的方面來看，這些結果顯示現代社會對身體虐待與性虐待會造成的影響，有了較深刻的了解，過去大多數人還以為這些問題極為罕見或只會造成短暫的傷害。但是從報章雜誌的評論和談話節目的討論中可以發現，許多人因此擔憂對個人行為負責的觀念正逐漸在公眾領域中消失，而諮商師則已經變成魔術師，可以利用心理學詞藻的面紗，讓道德意識消失無蹤。
同樣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諮商師的一些行徑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抨擊。社會大眾指控諮商師鼓勵當事人回想兒時受到性虐待的記憶，而戕害了家庭的情感聯繫。其中所牽涉的問題相當複雜，而關於成年人的兒時受虐記憶是否可靠，以及某些諮商師誘發當事人的記憶，這些記憶後來卻被證實相當可疑，這種行為是否妥當，心理健康專業人士自己都有壁壘分明的兩極看法。不過我要強調的重點是，諮商師越來越常被描繪成披著自由外衣的罪魁禍首──甚至成為諷刺漫畫的嘲諷對象──無能的諮商師已經算是好的，最糟的諮商師則會鼓勵當事人編造記憶，讓他們的家庭分崩離析。雖然這些描繪並不見得公平或貼切，但是長期以來，許多媒體上的治療節目和自助式心理書籍都將父母描寫成壞人或壓迫者，無疑對這種偏見有推波助瀾的結果。
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些對心理諮商的批評視為低俗流行文化的副產物，但是事實上在社會學與哲學的領域中，也已經有觀點犀利的當代人士挺身發言。當今在全世界赫赫有名的兩位哲學家，亞利斯達?麥克英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和賈格?哈柏曼（Jurgen Habermas）都曾質疑「心理諮商文化」對當今道德規範造成的影響，也都認為心理諮商與西方世界中，家庭與社區的衰微有密切關連。相似的評論也出自許多社會學家與社會評論家，包括菲利普?利亞夫（Philip Rieff），羅柏?貝拉（Robert Bellah），克里斯多佛?藍許（Christopher Lasch），麥可?藍納（Michael Lerner）和麥可與莉絲華拉許夫婦（Michael and Lise Wallach）等。
大眾對心理諮商師的信心受到侵蝕的此時，心理諮商這個行業也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職業與倫理危機。美國社福體系開始控制心理醫療的給付，結束了心理諮商的黃金時期──一九七零年代期到一九九零年代早期。這段時間內，大批的諮商師湧進這個領域，因為這裡提供了充足的工作機會，獨自開業收入豐碩的前景，還有高度的專業自主性。諮商師就跟一般醫生一樣，預期保險公司會給付他們認為合理且必要的一切治療。但是現在在心理諮商控制制度下，諮商師必須配合由第三方擬定的治療大綱，而這些治療大綱大都堅持以短期療程，專注於治療某一項已經診斷的特定精神問題。
結果是許多諮商師被迫要提供與他們當初訓練不同的治療：短期的，專注於某項問題的諮商，不去牽涉有關生活品質或個人發展的較廣泛問題。專業自主性的喪失，日益增加的執業不當訴訟，和監督委員會對諮商師越多越來的懲處行動，使得許多諮商師面臨道德上的兩難處境，似乎無法同時讓當事人滿意，又讓付錢的第三方和監督委員會滿意。這種經濟上與倫理上的兩面夾擊，已經在一九九零年代嚴重震撼心理諮商領域。
正當諮商師需要大量的政治支持時，這些支持卻沒有隨即出現，因為即使社會大眾通常都很感激諮商師對他們個人的幫助，卻認為諮商師在公眾領域只會千篇一律的重複心理學的吊詭說詞，而無法直接了當地談論道德責任與擔當。連向來擁護心理學有其敏感性的專欄作家愛倫?古德曼（Ellen Goodman）都受夠了，她在評論伍迪艾倫一案時寫道：
「我鮮少支持對所有人類行為貼上善惡標籤﹍我也不會隨口批評某事『邪惡』。但是有些時候﹍我也不禁懷疑，當我們把精神醫生的辭彙當成第二語言，用世俗的接受包容說法代替宗教上的善惡評論時，也等於在大腦裡切除了道德判斷的能力。儘管我並不願意這樣想，但是否在反對隨意評斷的同時，我們已經變得無法再做任何判斷了？」
同時面對社會大眾日漸升高的質疑和專業領域上的自主性縮減時，我們這些諮商師可以哭喊受到誤解或不被感激，但也可以展開痛苦的自我檢視，審視我們對於當今的社會問題和我們自身的困境，要負起多少責任。我們當中大多數人喜歡將自己視為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法之一──即使受限於我們自身的能力和外力的力量──而絕不會認為自己是問題之一。比較輕鬆的方式當然是認為自己是在幫助這個無情破碎的社會的受害者，只要面對很容易辨別的敵人：貪婪的資本家，自私自利的政客，和壓迫人性的宗教團體。但是真正阻撓我們的，其實是我們無法協助解決當代嚴重社會問題的事實。
本書認為，自佛洛依德以降的諮商師都太過強調個人的自我利益，而太過忽略家庭與社會責任。在這個多元化而道德蒼白的世界裡，我們需要在心理諮商的實際操作上加入道德觀念，需要培養諮商師的美德，給予諮商師成為道德諮詢者所需的技巧。我認為道德責任和社群福祉的觀念在心理諮商中始終是存在的，而小心平衡地注意到這些議題，將使心理諮商對於減輕人類問題更有貢獻。而且我認為，諮商師如果不關注這些較廣泛的道德與社群問題，心理諮商將會被任意控制，淪為只是醫療市場上另一項商品而已。當心理諮商除去了道德觀，它就已經失去它所能運用的任何道德籌碼，來對付許多公家機關官員和醫療體系管理人只依據經濟考量做決定的霸權。諮商師如果缺乏了道德籌碼，還呼籲維持優厚的心理醫療給付，就像軍火商疾呼縮減國防預算會危害國家安全一樣可疑。
任何學術研究都一樣，批評永遠比重建來得簡單。我對於心理諮商的社會批評，其架構大半來自於社會學家為文討論的當代個人主義文化。雖然不是最早，但卻最具影響力的評論是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思考慣性》（Habits of the Heart），作者是羅柏?貝拉（Robet Bellah），李察?麥德森（Richard Madsen），威廉?蘇利文（William Sullivan），安?史威德勒（Ann Swidler），和史帝夫?提柏頓（Steven Tipton）。這些作者認為心理諮商是美國社會中個人主義自我利益霸權的中心。他們認為大多數心理諮商師都在無意中宣揚一種「情感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經濟個人主義」（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的表親。「經濟個人主義」認為如果個人能夠自由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整個社會都會因此受益。而「情感個人主義」也適用同樣的邏輯：每個人都應該專注於自身的心理福祉，因為個人的心理健康最終就會成就家庭與社會的健康。所以最簡單的情感個人主義就像是滴漏經濟理論，變成只要對自己負責，就等於對他人負責。（譯註：滴漏經濟理論，trickle-down economics，這種經濟理論認為只要經濟結構的最上層蓬勃發展，位於下層的自然也能分享到一點好處，這樣的經濟政策嘉惠大企業，造成企業勢力越來越龐大。）
社會學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在一九六零年代出版了兩本書，名為《佛洛依德：道德主義者的頭腦》（Freud:The Mind of the Moralist）以及《治療主義的勝利》（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在書中對這些問題預測了一些應對方式。瑞夫認為，西方文明接連被四種類型的「理想人物」所主宰：1.羅馬古典時代的政治人，2.宗教人（猶太教與基督教時期，直至啟蒙時期），3.經濟人（從啟蒙時期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到現在則是4.心理人，他們的目標是自我的滿足和對個人的了解，以求能夠駕馭「最後的敵人──自己的人格。」 根據瑞夫的看法，從佛洛依德之後，二十世紀最突出的精神領袖都明確表達他們的信念，認為即使在社區瓦解時，仍舊可以把持的新的中心，就是自我。 隨著「諮商主義」越來越取代宗教成為人類行為的指引，心理諮商師也在今日的美國社會成為實質上的道德導師。
而在諮商師被賦予道德導師這樣的角色時，最大的問題當然是，諮商師其實向來都努力不去碰觸道德問題。從佛洛依德之後，所有主流心理諮商模型賴以建立的基礎，都是以科學和醫學診斷的概念取代道德概念。 佛洛依德把道德良心放在「超我」的部份，而「超我」這部份即使有存在的必要，也經常是傳遞個人文化中道德規範的苛刻暴君。佛洛依德把道德觀移出核心人格（自我）之外，也移出心理諮商之外，從此之後，諮商師就再也沒有讓道德重回自我或心理諮商中。結果便產生了以個人自我實現為依歸的自我中心道德（reflexive morality），對他人與社區的付出都被視為達成自我實現的方法而已，只在對我們自身有好處時，才需要維持，否則就應該捨棄。這裡我要引用兩段字句，其一是在一九六零年代時，由佛瑞茲?波爾斯寫下的「完形心理諮商」的「祈禱詞」。（譯註：Fritz Perls，1893-1970，完形心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完形心理諮商，Gestalt therapy，完形心理學誕生於一九一二年，強調經驗與行為的整體性，反對當時流行的構造主義元素學說，和行為主義刺激──反應的公式，認為整體不等於部份之合，感覺不等於感覺元素的集合等。）其二則是引自廣受歡迎的作家葛兒?席希（Gail Sheehy）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一本有關中年過渡期的暢銷書。這兩段文字說明了至今仍然常伴我們左右的一種意識形態。
【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
我活在這個世界，不是為了迎合你的期待，
你活在這個世界，也不是為了我的期待。
你是你而我是我，
如果恰巧我們找到彼此，那多麼美好。
如果沒有，那也沒辦法。】
【當你踏上中年的旅途時，不可能帶著所有的東西。你正要離開，離開各種制度的要求和其他人的期待，離開外界的評量和指使，以便尋找內在的肯定。你正在離開角色，進入自我。如果我能夠在送人踏上這趟旅途時，給他一樣禮物，那將是一頂帳篷。一頂可以短暫棲身的帳篷，一個可以帶著走的根。﹍我們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藉此重生，變得真實地獨一無二，有更大的能力去愛自己，去擁抱別人﹍自我發現的喜悅隨時可得。我們愛的人會從生命中出現或消失，但愛人的能力卻會始終存在。 】
我在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第一次讀到這些文字時，對其中包含的洞見與大膽無比崇拜。但是現在我卻對其中的偏頗感到驚駭。我看過太多父母「離開」他們的兒女，太多伴侶在吸引人的其他選擇出現時就拋棄婚姻，還有太多個人躲在「這不是我的事」的大標題下，逃避社會責任。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廣泛的討論，重新評估經濟層面和心理層面的個人利益獲得自由後，到底產生了什麼結果。其中有些討論以詭辯的說詞倡議應該回到古早時代，回到婦女和弱勢族群被社群傳統邊緣化，而特定白種男性才有權追求個人利益（大部分指經濟利益）的時代。但是同時也有更多追求進步的重新評估的聲浪，他們了解追求個人自由和快樂的理想對現代社會有重大的貢獻，也認為爭取自由和平等的抗爭仍未結束，可是他們同時也相信，在美國的主流文化中，個人利益（包括經濟上和心理上的利益）的價值，遠遠超過了社區生活和社會責任的價值。
心理諮商中缺乏道德的焦點，以及最近心理諮商開始致力於道德的重生，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在心理諮商歷史的頭六十年中，大多數當事人來求助時，都已經懷抱即使僵硬或不統合的，但卻十分明確的道德責任感。許多人飽受罪惡感的折磨，而壓抑完全符合人性，對任何人都無害的感覺或行為，例如自慰。考慮離婚的已婚當事人幾乎肯定已經內化離婚的社會汙名，以及至死不渝的道德指令，因此諮商師可以幫助當事人了解在決定去留時，個人的快樂與否確實是一項合理的考慮因素，而對於婚姻誓約的傳統看法，也不見得就表示兩個人必須為了維持一段已經無可救藥的婚姻，而忍受無止盡的傷害。心理學家看到在道德規範的粉飾下，其實是文化規範的壓迫面，因此可以將自己當成是解放當事人的代理人，解構當事人未經檢驗卻力量強大的道德約制，讓當事人能做出自己的決定。但是傳統社會的道德規範同時卻也是一座基本的骨架，讓當事人可以藉此建立起更真實的生命。
但是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不論過去在主流文化扮演道德中心的基石是什麼，此時都已經搖搖欲墜。商業界和軍校中許多大規模的詐欺矇騙，前所未見的犯罪與暴力氾濫，令人震驚的報告指出眾多的家庭中身體虐待與性虐待，離婚或未婚父親拋棄孩子的事時有所聞，然後以種種理由加以正當化，諸如個人權利，做自己的事，或不得已的犧牲等。這些例子代表的潮流，顯示我們實在無須擔心當代美國人已經過度學會某種嚴苛的傳統道德規範，因此需要一批心理諮商師大軍來解放他們。
佛洛依德和其他知識份子及藝術家首開先河，駁斥傳統上對追求自我了解與自我表達的道德觀，公共政策學者詹姆斯?威爾森（James Q. Wilson）對於他們有這樣的結論：「﹝他們﹞可以把堅強的家庭生活下的產物﹍﹝良好的行為﹞視為理所當然，然後企圖將個人從死氣沈沈的傳統，短視近利的宗教，和謬誤的政治中解放出來。」 但是這些前衛的思想家，就跟現在的心理諮商師一樣，都是在借用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累積起來的，威爾森所謂的「道德資本」。可是在一百年後的今天，這些道德資本已然耗盡，諮商師也已經不再需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的推動者，必須將個人從盲目自我犧牲和虛偽掩飾的倫理規範中解放出來。從文化的層面來看，我們大致上打贏了這場仗，可是勝利的果實卻不如我們許多人想像的那麼甜美。羅洛?梅（Rollo May）早期的著作都以廣博的論述，強力地控訴人不應該被要求去滿足傳統的社會角色和義務。但他在一九九零年代卻也重新審視了心理諮商的價值：
「美國已經變成一個只講求個人自我的社會。心理諮商的焦點只剩下自我﹍賦予當事人一種自戀的人格﹍我們已經把心理諮商變成一種新的教派，這個教派的宗旨就是雇用一個人來引導我們走向成功與快樂。我們極少談到對社會的責任──幾乎所有接受心理諮商的人都是在乎自己的利益，而心理諮商師的職責就是幫助當事人得到最大利益。」
我並不想過度強調這點，畢竟還有許多人並不了解自己有合理權力實踐自我，尤其女性更是到最近幾十年才獲得文化上的准許，去追求個人的獨立自治，相反的，男性很久以前就擁有這項權力了。 這些性別的差異對諮商師有很大的意義。有些受虐婦女仍舊被困在主要是家庭義務，有時候還加上扭曲的宗教信仰構成的強大牢籠裡，唯有強烈的訊息，才能讓她們了解她們有權離開一段毀滅性的婚姻。仍舊有許多母親已經習慣把所有人的需求都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她們需要學習在照顧別人之外，也要照顧自己。但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並不是用心理諮商師鼓勵她們轉向自我關注，排拒對他人的付出，而是肯定她們對別人的責任感，同時鼓勵她們去實踐「黃金原則」，愛人如愛己，其中的「愛己」部份。
越來越多人關注心裡諮商中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一九六零年代，許多既定的社會體制受到抨擊時，心裡諮商也失去了原先純真無辜的外貌。出身非裔美籍或抱持女性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及心理諮商師對心理諮商加以嚴格檢視，結果發現所謂價值中立的心理諮商其實充斥著偏見與扭曲。 心理諮商的目標過去被認為是完全根據科學和中立的臨床判斷而建立，現在看起來卻極度像是北美白人中產階級男性的產物。心理諮商這個領域再也不能宣稱是不帶有價值觀，完全客觀中立了。在此同時，因為越戰的發生，心理諮商師也無法再宣稱他們不需要關心社會問題。羅柏?傑?李夫頓（Robert Jay Lifton）在一九八三年寫到他對越戰生還者的諮商經驗，他說，「我們已經﹍離開了那個時代，無法再以為自己可以在工作上保持道德中立，以為我們在社會上的位置可以不受道德檢驗。」
由女性主義者，少數族群諮商師，和其他社會運動人士在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激發的批評聲浪，使得願意傾聽的諮商師開始站在比較廣大的社會立場，去檢視自己的工作，也開始關注自己是否會因為偏頗的態度和價值觀而傷害到當事人。廣泛的消費者權益運動也對心理諮商產生影響。諮商師的同業協會開始意識到諮商師可能會危害到當事人的權益，而在這段時期發展出工作倫理規範。這些倫理規範傳播開來之後，諮商師性侵害當事人的問題也才被暴露出來。
社會大眾之所以重新審視諮商師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因為擔憂諮商師社群道德意識低落，和受到一九六零及七零年代社會運動的影響，同時也是受到新近一些力量的影響。一九八零和九零年代時興起了後現代理論以及對專業領域的廣泛不信任，心理學家也開始強烈批評心理學被用來推廣自私的個人主義，以及被知識菁英用來作社會控制。 在一九八零年代，宗教取向的諮商師也開始認真地檢討諮商師的道德觀與宗教觀，而認為心理諮商中其實沒有必要排除宗教議題，有些學者，例如史帝芬?卡特（Stephen Carter）就呼籲應該拆除阻隔在內化宗教信仰和公眾生活之間的那堵牆。
在這這種種影響力之下，越來越多諮商師開始著書和寫作文章，來探討有關道德的議題──不只是討論諮商師的行為如何符合道德倫理，也討論到當事人生活中的道德問題。 心理諮商這個領域正在從各個角度自我檢視，我相信這股潮流來得正好，因為社會大眾對心理諮商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漸加深。
我寫作這本書，是想超過批判的層次，更進一步把心理諮商改造為道德志業。我認為，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寫出心理諮商的核心──諮商師與當事人創造共享世界，產生治癒效果所仰賴的諮商對話。因此案例描述將是本書討論的核心，而許多觀念也會以案例討論的方式說明，不只是第一章中這樣說教的陳述。雖然本書設定的讀者是諮商師，或有興趣了解心理諮商在社會上的角色的人，不過並沒有針對某一種特定的諮商模式，或某一類型的當事人。我相信道德討論適用於當代心理諮商中，任何一種主要的諮商模式，雖然婚姻和家庭諮商通常不會像較為廣泛的個人心理諮商模式那麼偏重個人利益。我想討論的是道德討論如何應用在各種類型的諮商（個人，伴侶，家庭，團體），應用在各種臨床諮商模式（包括心理動力學學派，行為學派，認知學派，和家庭體系學派等），以及應用在各種種族和社會背景的當事人身上。
我自身的生命經驗和臨床經驗無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在這本書中傳達的理念。我是一個白人大學教授，心理學家，在一九七零年代受訓的家庭諮商師。而塑造我道德觀的主要背景包括：在費城渡過，在愛爾蘭天主教文化中成長的童年；在天主教中學（保祿修會學校）渡過的好幾年，當時我必須研讀哲學與神學；在一九六零年代末期參與的社會公平運動；我現在秉持的「宇宙一神論」（Unitarian-Universalist）宗教信仰；還有一段二十三年的婚姻，和兩個年輕的成年孩子。雖然我曾經諮商過來自各種族各社會階層的個人，伴侶，和家庭，但是最近這段時間，在我發展本書中描寫的這些臨床方法時，我在兼職的私人診所中遇到的大多是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的當事人，因此本書的案例描述大多反映出這個族群的特色。我的諮商方式大多是從家庭體系出發，不過我也會折衷混合採用各種諮商技巧，而且諮商的對象包括個人，伴侶，和家庭。此外我特別有興趣諮商有嚴重疾病或殘障成員的家庭，並且在這樣的情況下，與醫生，護士和其他諮商師共同合作。
我希望讀者能夠按照自身的經驗及諮商當事人的情況，仔細評量我所寫的內容，接受適用的部份，改進不夠準確的地方，捨棄其他的部份。我的目的在於提出問題，而非解決問題。但是我要強烈堅持一點，道德討論絕對不只適用於某一類諮商當事人，例如說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有餘裕或個人能力去談道德責任，或者認為當今會有道德缺失的人主要都是住在都市內貧民窟的少數族群。為什麼當政府官員說到「道德責任」時，通常都是說到某些弱勢家庭需要大眾援助，卻不會說到許多公司行號也接受另一種公共援助，叫做稅賦減免？
本書的第一個部份是討論諮商當事人生活中的道德問題，第二部份則討論諮商師應有的道德特質。我在這兩個部份的目標都僅止於舉例討論，而非完全概括。在第一部份中，我會討論到承諾，正義，誠實和社會等道德問題。在討論承諾的第二章中，我將會介紹一個架構，用以在心理諮商中加入道德討論，同樣這個架構會延續到後面幾章中。第三章是討論諮商中常被忽略的公平與正義問題。第四章討論誠實，提供一個新的方式去思考個人真實性和人際義務之間的關係。第五章描述心理諮商有時候可能導致社會瓦解，並提出如何用心理諮商幫助社會重建。
本書第二部份的重點則是諮商師的三個核心特質：關心，勇氣，與審慎。我主要的目的是在探討除了諮商師的知識和技巧之外，他們的道德或美德跟他們的工作與訓練有何關係。關心讓諮商師跟諮商當事人產生聯繫，勇氣讓諮商師敢於冒險，面對困難的問題，而審慎則讓諮商師可以在面臨困難之時，做出正確的決定。
我在書中使用的「道德」與「倫理」兩個詞意義相通（有關哲學的著作通常也是如此），都是指有關好與壞，對與錯，義務與責任等問題。我在本書中特別關注的焦點是人際之間的道德，我們自身行為對別人產生的影響，因此書名上有「道德責任」一詞。至於「價值觀」一詞，我使用起來比較小心，因為這個詞涵蓋的範圍包括真正有關道德的「價值觀」，例如尊重別人，卻也包括每個人獨特的，非關道德的價值觀，例如認為詩或運動非常重要等等。我跟其他諮商師討論本書的觀念時，幾乎所有人都同意諮商師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帶進諮商裡，可是當我談到諮商師對於當事人的行為應該有道德關注，以及在諮商中超越「價值觀釐清」的層次（所有人的價值觀都被認為具有同等道德價值），明白討論道德議題時，有些人就覺得不自在了。但是在我認為，一位父親重視辛勤工作增加收入，跟重視參與兒子的生活，幫助覺得被放棄，而有不建康行為的兒子，兩者的價值並不能相提並論。
因此本書最具爭議性的論點可能就是，我認為如果牽涉到道德問題，諮商師有時候應該有意識地去影響當事人，讓他們改變自己的行為，例如在第二章中，當布魯斯在婚姻破裂後考慮放棄他的孩子時，我就試圖改變他的想法。我認為，諮商師無可避免地會影響當事人的行為和道德觀念，事實上，諮商師過去一百多年來，已經藉由提倡自我利益，而影響了許多人的行為與觀念。所以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尊重自己的影響力，對我們的影響力負責，以及在當事人拒絕我們的意見時，我們如何回應。諮商師的關心，勇氣，與審慎，在這些時候就格外重要。
當然，也有一小群諮商師受到基本教義派宗教傳統的影響，遠勝過心理諮商的訓練，因此認為自己可以隨意對當事人加諸某種道德標準，例如要求受虐婦女不計代價堅守婚姻誓約。我要在此將我提倡的道德討論和道德顧問，跟這種威權式做法完全劃清界線，同時也要申明這個道德領域絕不屬於那些自認永遠知道別人該怎麼做的人。我要強調的是，並非所有宗教取向的諮商師都是道德狂熱人士，許多宗教諮商師和神職輔導人員不論當事人宗教信仰與他們相同或不相同，都能夠提供體貼敏感的道德諮詢。
我相信，不管是任何類型的諮商師，如果不參與同業的道德圈，不參與有各式各樣個人與群體的社會的道德圈，就不可能作好道德領域的諮商。大部分案例諮商與監督的場合，幾乎都沒有提供機會讓我們去探究我們的道德信念，以及我們對於社會及政治的關注。我們主要都在討論「案例」，彷彿這些案例並不是當事人，諮商師，以及社會共同參與創作的道德劇。而當我們討論「倫理問題」時，通常都只是在談遵循行為規範，以避免倫理或法律上的麻煩。我們專注的點之如此狹隘，原因之一是在臨床案例討論時，經常時間有限，卻有太多困難的案例要討論。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諮商師沒有察覺到心理諮商中其實遍佈著道德的討論，而我們有義務把我們一直不知不覺在做的這件事做得更好。因此我在附錄中提出如何建立由諮商師組成的道德社團，也建議消費者該如何尋找對道德議題有敏感度的諮商師。
有人說過，心理諮商中很容易犯的兩大謬誤，一是自認為知道真理，二是認為世界上沒有真理。這不是一本討論道德哲學的書，但是我會在這些章節中加入一些哲學的討論。我之所以認為心理諮商是很理想的道德實驗室，其中一個原因是大部分的道德反省都不只是抽象的原則思考，而是在與他人對話時磨練出來的道德意識。歸根究底，道德議題跟心理諮商中討論的其他生命議題，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諮商師幫助當事人更加了解自己，更善待自己跟別人，可是他們按照傳統的習慣，避免當事人使用道德語言來描述自己的經驗或選擇，自己也幾乎完全不使用道德語言，來質疑當事人可能傷害別人的行為。諮商師因為不想強加自己的道德標準，結果就完全避開這個議題。
心理諮商，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是增進我們道德能力的深刻人性經驗。 不論在日常生活或在心理諮商中，我們本來就不需要在每天的生活中，或每一次面談中都明白討論道德議題。這種討論只需要在特殊的時刻出現。社會學家亞倫?沃菲（Alan Wolfe）以結婚，死亡，政治危機，和墮胎等時刻為例，描述這些日常生活中不時會出現的道德時刻：「在生命中某些重點時刻，道德格外重要﹍這些重點時刻讓人有機會反省自己行為的後果，了解自己在做什麼。社會聯繫就是經由這些關鍵道德時刻的象徵與儀式，而得到加強。」
諮商師在給予當事人道德建議時，並不需要指定道德規範，或者宣稱知道一切答案。相反的，正如亞倫?沃菲所描述的，社會學家處理道德問題時應該扮演的角色，諮商師的角色也是「試著在日常常識，普通的情緒，和每天的生活中找到一種道德意識﹍幫助個人自己發現並應用他們身為社會動物，本來就已經擁有的道德規範。」 本書中並沒有討論到什麼深奧難解的「道德規範」，我們討論的只是承諾，正義，誠實，社會，關心，勇氣，審慎。其實，我最希望呼籲的是諮商師能夠讓這些人類經驗中基本的元素進入諮商的對話中，成為諮商中合理的探索領域，而不再以臨床中立為名，對這些元素加以迴避或中傷。
心理諮商是當代生活中重要的象徵與儀式，因為諮商師有特殊的權力，可以在當事人人生最艱難的時刻陪伴在他身邊。過去我們可以天真地相信我們在這些特殊時刻扮演的角色，不是道德顧問，不是道德學習者，以為我們可以把當事人決定中隱含的道德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以為我們可以一直逃避下去，不需要對我們的當事人，我們的同事，以及我們的社會界定我們在工作中的道德觀念。但是現在我們再也不能躲在臨床客觀與道德中立的神奇面紗後。我們過去一百年來協助塑造的文化已經陷入危機，而且產生危機的部份原因就是我們雕塑出來的美好生活形象。我想在這本書中指出的是，心理諮商其實有能力協助塑造一種新的文化，在這個文化中，自我實現跟人際和社區網絡其實密不可分，而如果我們忽視滋潤我們，創造人際義務的社會網絡，也就等於忽視了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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