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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動盪年代中的無憂少年 1934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城的冬日蕭颯如昔，什剎海北官坊口十三號的四合院，卻洋溢著溫暖歡樂的氣氛。張伯英公的第五個孫子，張宇慈與陶復和的第一個孩子，在這天出生了。
張家已有好一陣子沒有新生命誕生。六十四歲的祖父張伯英，按照族譜，為新生兒起名「文和」。然而，從沒有人問過能詩能書、抱志有為，終卻澹泊名利的勺圃先生 ，是否期待他的孫兒效法清初康、雍、乾三朝治世名臣張廷玉（卒諡文和），成就經世之業？
清同治十年（1871），祖籍浙江紹興的張伯英生於江蘇銅山縣三堡榆莊。光緒年間師從徐葵南先生，與其幼子樹錚同窗；光緒二十八年（1902），赴南京應順天鄉試中舉。初任教於蕭縣段少滄先生家館，旋即隨同段先生出任廣東、安徽、江蘇等地公職；其間，因夫人崔氏產後病故，遂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續娶夫人段氏，乃少滄先生之堂妹。
宣統三年（1911），張伯英重遇時任江北提督軍事參議之徐樹錚 。徐在段祺瑞 的資助下，赴日學習軍事；學成歸國，成為段的左右手，北洋軍系的重要人物。張、徐兩人相見甚歡，張遂被引薦入第一軍任祕書；隔年，轉任北洋政府陸軍部，赴北京供職。
赴京翌年（1913），夫人段氏得子宇慈。張伯英歷任陸軍部、國務院祕書，1924年段祺瑞任北京政府臨時執政時，代理國務院祕書長，因其襄辦財政，一絲不苟，曾獲段執政授勳嘉許。
1925年底，徐樹錚遇難，段祺瑞下野，張伯英感國事無可為，遂以病辭執政府職務；為安置家眷，旋於人文薈萃之什剎海 置屋，來京入幕十餘載，經六次遷徙，終於翌年四月，定居北官坊口十三號 。新宅雖非標準四合院結構，但庭院裡丁香、棗樹與海棠枝葉錯落有致，頗為幽靜；唯地勢較低，遇雨積水。隨遇而安的張伯英，雖在大門題上「何陋之有，且住為佳」，但另覓良居之心念，終其一生，不曾或忘。
去職後的張伯英，除了在成達中學教授經史古文及書法，1929年，受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先生之邀，主持編纂省志。張伯英克服經費拮据，歷經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致使部分文稿毀於戰火，以及己身大病數月不癒之重重險阻，歷時三年，終於付梓。
修志與金石蒐藏，斷不足以維生，食指浩繁的張家生計，全仗張伯英手中一管。當年他「顏柳筋骨，魏碑體勢」的筆法，風靡一時，「平津京滬一帶市招匾額，多出自他的手蹟」 。多年後，狂狷的李敖在台灣購得張伯英一幅小對聯「鄂不照乎栘華，龍驥驤乎雲路；長戟森於武庫，大珪植於瓊田」，仍為之子夜神馳 。因此，張家上下的生活節奏，其實是緊扣著張伯英鬻文賣字的過程。
由於長子與次子遠遊，三子宇慈，也就是張文和的父親，便負責與書畫經銷商接洽，瞭解求字的場合以及相關需求，並透過經銷商議價；作品完成後，再送往求字者家中。家裡的孩子總被三令五申：爺爺寫字時不可淘氣；大一點兒的孩子，則被賦予榮譽的使命，輪流幫爺爺磨墨。在張文和成長的記憶中，北官坊口四合院內一幕幕環繞著爺爺寫字的影像，始終鮮活地存在著。
科舉出身的張伯英，受的是全然的舊式教育；到了張宇慈這一代，私塾啟蒙後，父親雖讓他進基督教青年會創辦，新式的財商專科學校就學，卻在學成後為其「包辦婚姻」，與昔日江蘇省諮議局共事的陶保晉大律師長女陶復和成親。那一年是1933年，張宇慈二十一歲，陶復和甫從師大女附中畢業，是個年方十九、活潑外向的大閨女。
張文和的誕生，對年輕父母的喜悅，很可能不如年逾六旬的祖父。滿六個月那天，祖父特地請來攝影師，為胖嘟嘟的嬰兒留影，並在照片上親題「文寶小照」，以資留念。
1936年春，張宇慈受聘黃河水利委員會，赴南京任職，陶復和欣然偕不滿兩歲的張文和同行，回到位於南京市區鼓樓附近的娘家。其實，張文和與母親不僅待在雙龍巷六號寬廣的陶宅，他倆常隨著陶家人出城，到東郊溫泉聖地湯山上的「陶廬」別墅避暑，過著寫意的生活。
1937年初夏，張家三女出閣在即，二老催促宇慈夫婦返京，旋踵七七事變，北京與南京之交通宣告中斷。宇慈只得留下，重回協助父親鬻字為生的生活。
敵偽時期，時局不靖，求字者大減，加上次子從關外回京，人丁眾多，家中經濟大不如前。張伯英原本要起屋的磚頭與木料，只得暫時落在四合院的牆角，成為張文和這群孩子們嬉遊的玩具。
自1938年至45年抗戰勝利期間，張宇慈曾分別在日偽政府成立之新聞檢查所與土木工程學校兩個單位短暫工作，以貼補家用。他心中想必是百般不願，因為日後每當夫妻為了家務分擔吵嘴時，他總要說：「我可是為了這個家去當漢奸！」更令人遺憾與難堪的是，這些經歷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他身上難以磨滅的污點。
孩提時期的張文和，無論在北京或是南京，都過著優渥的生活，世間的艱難險阻，想必全為張、陶兩家對他疼愛有加的長輩所阻卻。1940年秋，他進入前圓恩寺小學就讀，而知名古剎圓恩寺，近在咫尺。抗戰勝利後，寺後一幢洋房設有「第十一（北平）戰區長官司令部」，以及蔣介石行館「北平行轅」 ，是蔣氏夫婦赴平視察時下榻之地。對張文和來說，「視察」意味著不用上課，因為學生必須全員出動，夾道獻花歡迎。鵠立於等待隊伍的孩子們，總喜歡打賭能不能「站對邊」──也就是當座車經過時，站在靠近宋美齡女士那一側，親炙她的風采；而站到「蔣光頭」那一側的孩子，不免悵然若失。
張文和清楚地記得︰1945年抗戰勝利，蔣介石第一次回到北平，在萬民簇擁下站上故宮太和殿，發表勝利演說。擠身歡迎行伍的他，親眼目睹握不到手的民眾，竟出手摸蔣的光頭！從此，只准夾道迎接，不能近身握手。
勝利的榮景，曾讓張家生計因求字者激增稍稍好轉，然張伯英年事已高，無法負荷過重的工作。未幾，共軍從鄉村包圍城市策略奏效，國共內戰陰影再度浮現，通貨膨脹使得物價一日數漲。張文和回想，敵偽時期家中餐桌開始出現「混和麵」，已是家計大不如前的徵象；戰後榮景如曇花一現，1948年後，連懷孕的母親也拋頭露面，到鼓樓文化局上班，一領到工資，還得趕緊排隊換麵粉。自張上小學後，家中一直有一位爺爺請來的北大學生做家教，還找來幾位表姐、表兄充當陪讀，也約莫在這個時期辭退了。恁怎麼無憂無慮的孩子，定能感受到家境的變化。
但張文和終究是個晚熟的男孩兒，家國的壓力，對他而言始終懵懵懂懂，玩兒心一直很重。當年孩子們興鬥蟋蟀、鬥雞、養鳥、和養鴿，文和樣樣都迷戀。張九歲那一年是迷上鬥雞，在院子裡養了一籠雞，弄得「雞犬不寧」。惹得母親不得不下最後通牒令：要雞即刻從她的視線消失！可張心疼那精心飼養、隻隻精壯的雞公，趕緊找來晚他三天出生，情同兄弟的「髮小」李長年商量對策。不久，兩個孩子便搖搖晃晃地扛著一籠雞，穿過胡同到李家，由長年代為飼養。從此，張反倒樂得輕鬆，下課只管去鬥雞！連差遣廚子與佣人幫他養雞的功夫也省了。
抗戰期間，父親曾掛名位於頤和園對門兒的建設總署土木工程學校總務主任，由長年父親李靖宇先生常駐該校，為他打理。如此一來，張文和與李長年的遊戲「基地」益形擴大，連頤和園也包羅進來。他常隨著年長的孩子溜進去，山光水景、亭台樓榭，都不在這群孩兒的眼裡；「諧趣園」內結實纍纍的核桃林，才是他們的重心。高個兒的孩子，還攀上昔日慈禧看戲的戲台，精雕玉琢色彩繽紛的宮燈，頓時「落難」成為孩子的玩具。有回嬉鬧過度，引來管理員，孩子們當下一哄而散，只留下管理員苦苦在後追趕。核桃沿路散落，所剩無幾；但有一只宮燈，就這樣被他們拎了出來！真不知管理員要如何彌補國寶外流的過失。
當年住在張家的「龍舅爺」陶簡先生以為：雖然文和喜歡特立獨行，但終究是個天資聰穎的孩子。例如，每逢學校考試，他不但不溫書，平時不興蹓狗的他，偏偏選在這時候大剌剌地牽著狗兒出門，說要上街蹓狗。走筆至此，細心的讀者想必有些兒納悶︰陶家公子怎會寄住北京張家？對陶家來說，1947年是極痛苦的一年。一生熱心公益，曾在中國卍字（今紅十字）協會副會長任內，戮力掩埋數萬具喪生於南京大屠殺同胞屍體的陶保晉大律師，竟被國民黨政府扣上漢奸的帽子，鋃鐺入獄。家人擔心悲憤不已的次子陶簡會出事，決定把因學潮 賦閒在家的他，送到北京大姊家。陶簡在清大當了一陣子旁聽生，便帶著滿腔熱血，化名前往延安解放區。不識國仇家恨的張文和，直問龍舅的行蹤，「替父報仇去了」，母親淡淡說道。
然而，陶復和心中是焦急的，不僅為了父親的冤屈、爲了張家的生計、更爲了長子文和上初中後一蹋糊塗的成績。明明是個伶俐的孩子，就是不下功夫唸書！母親一面責備，一面心疼倘若留級重讀，文寶怎生受得起。每看苗頭不對，就趕緊找關係幫他轉學。初中三年，張文和從輔仁大學附中、一中及六中，一路轉了三所學校，好不容易從第六中學畢業。
就像許多中國舊時代家庭的父親，張宇慈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是缺席的。身為民初四大書法家之後，張宇慈卻因天生雙手微顫，無法克紹箕裘，只能照料父親的文字事業。他對事業的態度是消極的，倒是對京劇與金石書畫鑑定，全心全意地投入，不時流連在外。雖是玩兒票性質，張宇慈在這兩方面卻達到相當的水平，反而成為他的專長──新中國成立後，他在1951年被延攬入「文化部戲曲改進局」，1953年改為「中國戲曲研究院」，在梅蘭芳院長的領導下，進行京劇改良。至於金石書畫鑑定的功力，從文革後，北京故宮博物院還有意網羅他從事鑑定工作，可見一斑 。然已臥病在床，只得作罷。
張文和努力回想，在他求學期間，父親唯一一次訓勉他，是在初二那年。那一天，張宇慈走進書房，見著伏案的他，便拍拍他的肩膀說道，「文寶，你的身子太瘦弱了，要好好上體育課，鍛鍊體魄。」除非他對妻子為何焦頭爛額渾然不知，實難想像一個父親能夠無視孩子的學科表現，只要他「好好上體育課」。平日淘氣的他，這回倒頂聽話的，從此以後，積極參加體操、槓鈴、足球等運動，日後還當上北醫足球校隊的後衛。
1949年元月，張伯英辭世，是張家家族史另一個轉捩點，宣告舊時代家庭的終結。早在編纂黑龍江省志期間，張的身子就出過毛病。唯張伯英不信西醫，甭提上醫院，故也不曾做過任何檢查。後來倒也平安無事過了幾年，唯獨抽大煙戒不掉所造成的生理與經濟的困擾，屢屢出現在他的札記中。
解放軍是在張伯英去世以後才進北京的 ，但1948年以降，江蘇老鄉們每回上京城，都要提起「八路軍」在各地農村如何鬥爭地主。種種令人不忍卒聽的傳聞，著實把張伯英嚇壞了。張文和記得，約莫此時，祖父的精神轉為耗弱，常臥病在床，不吃不喝，不到半年，就過世了。就算是年輕人，長久以往也受不住，何況是高齡七十八的老人？「嚴格說來，我以為祖父的死，除了生理衰老，心情憂鬱，自了殘生，才是關鍵」，成為精神科醫師後的張文和這麼覺得。
其實，舊家庭瓦解早有兆頭。早在祖父去世前一兩年，張文和的堂兄表姐們，已隨著動盪的時局，逐一遠行。長孫儒和 ，黃埔軍校出身，抗戰期間隨國民黨軍隊撤退大後方，47年秋，自蜀返平探親、訂婚，隔年春娶妻，旋踵國共內戰，輾轉來台。一生軍旅倥傯，直至晚年赴美，兒孫終能承歡膝下。二孫為和，則是全然不同的歷程，青年時期奔赴大後方，國共內戰時成為忠貞的人民解放軍。大排行第三的寧和（大伯父獨子），由於留在故鄉徐州，「繼承」了「地主分子」的衣缽，難逃英年早逝的命運。四孫昂和，北京林學院畢業，1981年後赴美定居。最傳奇的要屬五孫文和，從北京城、大西北，一路到了美國華府；又在兩岸冷戰終結前，意外落腳台灣。北官坊口張家的家族歷程，有如一葉扁舟，航行於十九世紀下半西方帝國主義在古老中國捲起的巨浪狂濤中，船沈之後，四散的乘員會被衝上哪個灘頭，豈是自己所能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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