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

凱博文教授的這本新書涉及了後現代不確定年代裡的真實道德處境，個人如何從真實的困境發展出自身的生命風格。所謂「真實道德」完全迥異於傳統教條式的道德，「真實道德」深植於生活的根源之處，搖擺於人的不定遭逢裡頭，無法事先被訂出規範，也無法提綱挈領地以明確的道德準繩來衡量，相反的，每個真實道德主體都只能從自身的處境裡逐步地發展自身的主觀過程，自行發現自己與真理的關係，人生裡不斷發生的事故、機緣、變化與外在的衝擊，都無法以原則性的概念加以通約，裡頭也沒有首尾一貫的邏輯，所有的變故都意味著轉化的力量，所有的轉化都朝向個體化的風格塑形，而在這過程裡，有些「真正事關緊要的東西」就會發生，而到底何者是生命最緊要的？這個問題沒有普遍的答案，只能循著個體的生命獨特機緣、命運去發現。

凱博文教授說了七個生命故事（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每個生命故事都有其獨特的真實道德處境，有殺敵的英勇軍人科恩，他對自己殺害日本軍醫的殘忍感到無可忍受的自責，那種「說真話」的主觀化過程其實就是真實道德的緊要之處：有一股緊張的力量真實作用著，不必奢談道德價值，不必把公共道德當作規範，而是一種真實的挫敗，也不能以簡單的精神疾病的稱呼將之病理化，所有的憂鬱、驚悸、創傷都是真實道德引出的處境倫理。這個觀點與目前主流的精神醫學相違背，卻含有深刻的真知灼見。

精神醫學對倫理道德的病理化始之於二戰之後，在五十年代的精神醫學還帶著精神分析的人文氣息，那時的重要精神分析者如荷尼、科赫、溫尼克、佛洛姆、阿德勒、蘇利文等有著濃厚的人文氣息，他們談論社會興趣、道德、愛情、倫理、謊言、惡行，但是病理化的論述卻已經悄悄地進行，例如蘇利文的人際關係理論已經逐漸跨入病理論述，而在爾後四十年的發展，生物醫學逐漸佔領精神醫學，現代精神醫學就接收了生活人文，以病理論述覆蓋所有生活領域，這就是為什麼自殺者被蓋上憂鬱症，好賭者被蓋上不自主強迫症，偷竊成為怪癖症，這種病理覆蓋的現象一方面作為內心除罪化的消解個人承擔，也說明科技時代的系統效應，科技包山包海的的將經濟、政治、健康、幸福、快樂、飲食、休閒捲入它的系統，而人文的異化也隨著發展。

最簡單例子是療癒的概念。療癒與俗世的的治療完全是兩回事，療癒自古以來就涉及超越界，無論宗教、倫理、道德、哲學或所謂的「明道」，都屬於療癒領域的超越行動，但是直至今日，最不瞭解療癒的大概就是精神醫學，在精神醫學的脈絡裡，這行業的人無法瞭解療癒者的他者人格、療癒的超越行動（信仰）對療癒者多麼重要，甚至將之與治療混為一談，依舊以「功能論」來論斷療癒。療癒的超越就在「成為自己的不是」（becoming whom I am not），這與非超越的俗世心理學的自我追求背道而馳，療癒超越的行動拒絕自我認同（ego-identification），甚至發展各種「消解認同」的修練技術，也就是發展無為、無我的修道領域。
當然，療癒的發生有其必要的深刻理由，尤其涉及人在世界沈浮多年之後，在真實道德的折磨，而發現俗世心理學的改善技術於事無補，就如末期病人也承認藥石罔效之後，產生的必要行動。這無涉領域的偏見，也無關乎對俗世的批判，而僅僅是人類的智慧傳統對自己生命的終極解脫的緊要性。然而，病理化畢竟把過去曾經浮濫的泛道德化縮小範圍，但也連帶把真實道德的困境也將以埋葬，使得一般人無法看見自殺、自責、完善主義背後的罪惡感的生活源頭，反而透過經精神醫學病理化論述的掩蓋，真實處境消失了，所有的問題「都是精神醫療的問題」。

凱博文教授以一個資深的精神醫學教授，他也是重要的醫學人類學的開創人物，深諳人文臨床的領域，他雖然以精神醫師的立場為病人做精神診療，但他並未被現代精神醫學對道德處境的病理化所惑，他也深諳「療癒」的概念，早在七十年代，他就以台灣乩童的療癒過程作了非常的詳盡研究，當年與他相熟的學者幾乎都跨文化與精神醫學兩個領域，如林憲、葉英?、李亦園等諸先進，也正式出版多本以台灣乩童療癒為基本素材的書籍，論及涵化與療癒之間的關係。不過當時他還只是從文化意義將精神醫學的知識生產導向人文化，並沒有如本書的智慧與成熟，很清楚地將真實道德以及原初倫理（接近法哲列維納斯的思路）呈現出來，彷彿讓現代精神醫學所埋藏的古老精神再度出土，讓我們直接面對倫理的困境，以便消除科學理性所帶來的理性幻念。這是後現代對生活方世的直覺所產生的對治之道。

凱博文教授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提到W.H.R.黎佛斯，就是透過黎佛斯的病人，詩人齊格菲•薩松的「病人之眼」，「他的力量並不在於他所說或寫的…而是在於他本人」，黎瑞斯不願意將戰場的精神官能症污名化，來自於他對人類心靈的根源的終極領悟：「只有當生命遭受到威脅的時候，為了生存所做出的直覺反應，這也是人在大戰中無法面對、在臨床上屢見不鮮的情況」，而這些直覺正是牽扯在國家價值、忠貞、勇敢、家庭名譽、男性尊嚴等所有真實道德失調的衝突點上，反而是做為病人的薩松自己提出「和平主義」的觀點，有效地自我解除了自己的蒙羞，而黎瑞斯也發現自己作為「治療軍官」的社會體制的自限性，而放手讓病人自行解放，更重要的是，黎瑞斯能夠掌握到病人的直覺智慧，而稱之為「自識能力」，這種自識超越狹隘的精神病理，直接將廣泛的社會與政治都串連起來理解，一種超乎理性主義的高度綜合，凱博文教授為他下了一個註腳：「他從造就了他與他事業的文化價值中脫身而出。黎佛斯在生活中為我們示範了，必須先覺察到正常道德承諾所具有的危險，然後打造出一個能為其他人擴展更大空間、建立他們的道德事業、讓他們能夠選擇建立正常標準的新生活，如此才能讓我們以更可行的方式，將情感與價值結合在一起。」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凱博文教授，在他的一生志業很自然地關注著社會受苦經驗，精神醫學只是他對這受苦經驗的探測器，他與佛瑞斯一樣，曾經轉變為人類學者，而終至為人文的關懷者，在凱博文教授身旁的同事或學生，多少都燻聞著凱教授對社會受苦經驗的深度關切，唯其關切之切，他才能夠「花數十年的時間才讓自己擺脫專業解釋的自我保護」，真正聆聽病人真實的生存反應。對現代所謂「專業者」來說，專業知識一方面是理性知識的洞識，另一方面也是生活智慧的閉塞來源，專業者的成長，一方面強化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要消解專業的閉塞，就如新陳代謝，有進有出，有吸收也有消解，既建構也解構，但是，智者多少知道曾經有個源頭，那是尚未成為知識的真實處境，裡頭有各種無法被理性整頓的混亂與無法被語言所調製的秩序，那是非知識之地，卻是知識的源頭，各種知識不過是被裁剪的成品，而那源頭，如人類的受苦處境，卻不斷地如紅塵滾滾的塵埃，總是漫天漫地構成人類永存的背景，跟隨著任何時代的人類。這不僅是醫療人類學等專業範疇的源頭，也是終極關懷的主題。

凱博文教授與台灣文化的關係接近一個甲子，本書譯本的出版，一方面是讓華人明白一個傑出的醫療人類學者的世紀箴言，一方面也紀念凱教授對台灣受苦社會的關注，謹為之序。

第一場：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
日期：9月6日（週四）9:30am~5:00pm（圓桌論壇及講演）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舊館三樓第一會議室
講題：Values in global health: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medical humanities
聯絡人：余安邦教授、張苙雲教授（02-2652-3465）
E-mail：ab2703@gate.sinica.edu.tw

第二場：花蓮/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日期：9月7日（週五）4:00pm
地點：夏慕尼民宿咖啡廳（花蓮市菁華街35巷1弄14號）
講題：自由座談
聯絡人：許木柱院長、余德慧教授（03-856-4500）
E-mail：yeeder@mail.tcu.edu.tw

第三場：台北/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日期：9月10日（週一）2：00pm
地點：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602室（常德街1號/台大醫院舊址）
講題：Culture in the clinic: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and model of best practice
聯絡人：胡海國主任、蕭慧莉小姐（02-2312-3456 # 6785）
E-mail：haigohwu@ntu.edu.tw

第四場：國家衛生研究院精神醫學與藥物濫用研究組（竹南院區）
日期：9月11日（週二）2：00pm 研究大樓會議廳R1-1222
講題：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The crucial relationship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聯絡人：林克明教授、齊淑雯小姐（02-2653-4401 # 26723）
E-mail：941123@nhri.org.tw

第五場：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歷史研究所
日期：9月12日（週三）2：00pm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C304 (HSS)
講題：The normal and the abnormal: Medic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as global forces of change
聯絡人：顧坤惠教授、雷祥麟教授(03-572-0049)
E-mail：khku@mx.nth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