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24/08/03- 08/24 張凱理【存在心理治療】四週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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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膚,白面具》

《黑色吶喊:法農肖像》

《大地上的受苦者》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作者: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
譯者:楊碧川
書系:Master 036
定價:420 元
頁數:352 頁
出版日期:2009 年 06 月 01 日
ISBN:9789867574664
 
特別推薦:南方朔、孫大川、陳光興、陳芳明、廖咸浩
 
昨日之怒 ——閱讀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
書序作者: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孫大川(Paelabang danapan,卑南族)

一、最後的法農

在一次和摯友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的談話中,法農提到沙特的伴侶西蒙•德•波娃,說她是屬於那種懂得「節省自己精力的人」;薛爾齊因而回憶起法農生前常掛在嘴裡的口頭禪:「千萬不要節省自己的精力!」這種自我焚燒式的生活態度,在法農短暫生命(三十六歲)的最後一年,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一九六○年底法農被診斷罹患棘手的「髓細胞性白血病」,他隨即在一九六一年初有莫斯科之行,尋求醫療救治。數星期後返回突尼斯,病情表面上似有好轉。然而,四月初,本身即是醫生的法農,可能有感於自己時日無多,向友人表達了強烈寫書的意念,說是要針對非洲和阿爾及利亞的情勢提出一番省思。他開始每天催促著他的三位打字員,熱切地以口述的方式進行「書寫」;他甚至頑固地要求出版商能在當年九月出版他的新書,因為他說:「第三世界的政治圈都熱忱期待這本書的出現。」可見他多麼希望在他死亡之前,能夠總結他在阿爾及利亞和非洲的經驗,適時地提出他的觀察、期待、預測和憂慮。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法農將新書定名為《大地上的受苦者》(Les Damnés de la Terre),並獲致他終身心儀的沙特為它寫序。這本書其實是法農所有的著作中,唯一真正由他選擇書名的書。十月中旬,法農終於被勸服遠赴他始終不願前往的美國就醫。去世前三天,他一位阿爾及利亞的朋友帶來剛出版的《大地上的受苦者》。十二月六日,法農在病痛的折磨中逝世,無法充分得知世人對他最後一本書的反應和評價。

這樣一種壓縮在六、七個月的寫作計畫,死亡的陰影所鼓動的存在性烈火,注定了《大地上的受苦者》這本書的性格與內容。熟悉法農書寫和語言表達形式的人,當然不會太驚訝於《大地上的受苦者》所表現的法農式既狂熱又熾烈的文字魅力。但,由於這些文字幾乎都是在法農口述並迅速打字後便寄交出去的初稿,因而在文獻引證、事實分析、敘述邏輯和文詞修飾等方面,皆無暇做細膩的處理。

關於這一點,法農本身顯然也意識到了。在給出版商的一封信裡,他坦承自己的敘述口吻太過激烈,卻苦於沒有更多的時間來修改。這種情況,在支持和反對法農的讀者群裡,當然分別產生了差距甚大的閱讀效果。而那些過激的言詞,也的確引發了甚至是自己長期摯友的反感與失望。

法農在臨死之前,到底在想什麼?他的最後一本書到底想說什麼?一個知道自己時日無多的人,踢開種種修詞,他想給未來的世界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二、暴力,作為停損點

《大地上的受苦者》全書除「結論」外,共分五章。讓我們從結論談起。
對大多數有教養的知識份子來說,本書結論中法農近乎歇斯底里式的反歐洲言論,不但刺耳而且令人崩潰。結論一開頭(頁三二一),法農就說:

「來吧,同胞們,最好現在就決定改絃易張!(略)
必須離開夢境,拋棄之前那些陳舊信仰和友誼。我們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無效、冗長的敘述或令人厭惡的模仿上面。讓我們離棄這個歐洲吧,它一面叨叨不休的暢談人道,一面又到處屠殺它遇到的人類,(中略)幾個世紀以來,他們阻礙了其他人的進步,以自己的光榮和目的而奴役別人。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假借『心靈探險』之名,窒息了大半的人類。看看今日的歐洲,擺盪在原子的分化解離和精神的解離之間。」

他接著把矛頭指向美國:

「兩個世紀前,一個舊的歐洲殖民地,即美國,決定趕上歐洲。它是那麼成功,卻變成一隻集歐洲的缺陷、毛病和不人道於一身的怪獸。」

將時空拉回到半個世紀前的阿爾及利亞和非洲,法農目睹且參與的世界,正是一個積極想擺脫歐洲殖民,尋求國族解放與國族獨立的激進時代。根據他親身的觀察和體會,「去殖民」所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並不是歐洲殖民者的船堅炮利、商品貨幣或宗教信仰,而是被殖民者在有意識、無意識間,不斷仿效、複製殖民「母國」的一切結構,成了她擺脫不掉的「母體」。對法農而言,歐洲的殖民主義乃是一種對「他者」徹底的系統性否定;他所造成的世界是一個將「他者」加以「排除」(excluded),剝奪其做為「人」的屬性,令其「物件化」的冷酷力量。

從人類整體的角度來看,我們對人的狀況的分析、對人的前途的規劃、對人與人關係的維繫,應該是以「全體」人類為對象。歐洲五百年來殖民全球的經驗與後果,暴露了他們的偏執、自戀與限度。法農因而鼓舞他深致期許的第三世界國家,擺脫長期以來不斷向歐洲模仿、納貢的心態;激發想像力,將目標定在嘗試去解決歐洲人未能給出答案、未能容納「他者」的困難問題上。

法農去世之前急著完成《大地上的受苦者》,大概就是因為他樂觀的以為他所努力促成的第三世界,似乎預示了人類一個全新的可能性;而他也深信這本書所傳達的訊息、所提出的分析與提醒,正是第三世界的領袖們迫切需要的。

明白這一點,為我們掌握法農在他這本最後遺著的核心命題是非常有幫助的。這不但可以讓我們理解他反歐洲的立場,也可以讓我們重新評價他最引人爭議的有關「暴力」的論點。

歐洲殖民主義之所以要揚棄、超越,不完全是政經層次的問題。作為一位精神科醫生,法農更關切的是這當中所涉及的存有層次的問題。否定「他者」,即是將被殖民者「去人性化」,將其「動物化」,將其描述成一種「惡的精髓」;並使用一般動物學的語彙(狄、夷、番、蠻),來指稱被殖民者。法農說:殖民地是涇渭分明的摩尼教善惡二元論世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分別活在截然分割的兩個世界,無論在倫理、社經地位、環境條件等等方面,皆有天壤之別。而為維持這二元世界的秩序,殖民者只能仰賴軍隊和警察所組織起來的結構性暴力。根據法農當時的經驗與觀察,當此一二元世界陷入極端失序之狀態時,被殖民者反殖民、反奴役、反異化的鬥爭,只能透過暴力的手段來終止。法農認為暴力之所以必要,恰是因為異化本身即是經由暴力而造成的。沙特為本書所寫的那篇有名的序,就是順著這樣的理解將之發揮到極致。沙特響應地說:「被殖民者只有在用武力驅逐殖民者的同時,才治癒了自己的精神官能症。當他們發怒時,才又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意識之透明性,並在自我塑造的過程中認識了自己。」

一定是當時阿爾及利亞和非洲情勢的發展,給法農增添了信心與靈感。對他來說,「第三世界」的團結雖然尚未完成,卻已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志業。因而在他臨終的最後幾個月,不僅嘗試明確指出被殖民者如何藉自我解放的暴力,建立自己的「停損點」;同時,他也絞盡心思提出一些方案和警告,希望能穩固、壯大他所預見的「新人」、「新國度」。首先,他敏銳且務實地理解到,只有「廣大鄉民」才具有決斷性的造反力量(第二章);而知識份子與政治領導人,也只有在深入體察「廣大鄉民」的實際行動及生活訴求中,才能真正培養出脫離善惡二元論的辨別能力與責任感。法農強調國家獨立後,內部多元力量和人民力量的參與,倡導一種全面性的「權力分散」。不過,在理想圖畫的憧憬背後,法農毫不閃避提醒國族意識所可能帶來的厄運(第三章,頁一六九)。法農警告說:

「國族意識,若不是協調的凝聚了全體民眾內心深處所憧憬的生活,若不是來自人民的動員最具體、直接的結果,那它將只是個毫無內容、脆弱且粗糙的型態而已。我們在其中所發現的缺陷,充分說明了年輕的獨立國家為何容易從國族過渡到種族,從國家過渡到部落。正是這些裂縫,使人理解那些損害國族的飛躍發展和國族統一的倒退現象。以後我們將看到,會出現這樣的弱點以及其中涵蓋的嚴重危險性是一個歷史的結果:是因為落後國家的國族資產階級不能使民眾的實踐理性化,即缺乏理性。」

他接著從國族資產階級、地主、城市無產階級、買辦、公務員以及被神話化的領袖等方面,逐一分析並推測許多去殖民化國家在獨立之後所可能陷入的條條絕路。從第三世界國家事後發展的歷史來看,法農在一九六一年所做的預測、警告,不幸大都一一言中,準確得令人膽顫心寒。

三、存有的治癒

對法農而言,「去殖民」的志業既然必須觸及到人的存有層次,那麼我們要「去」掉的項目,當然就不只是「歐洲」,也不只是有關法政、經濟、社會等事務的框框架架。國族文化的創造力,也是去殖民鬥爭中重要的一環。法農不認為因為要去對抗殖民者的文化扭曲,而回頭去擁抱部落的舊慣習,那是被殖民文化人的懈怠。法農在討論「國族文化」時(第四章,頁二四六),露骨的說:

「因此,我們不該為了面對殖民主義的篡改、歪曲、貶抑的舉動,而滿足於專心關注人民的過去往事,只在往事中找尋一些要素。我們應該努力用和民眾同樣的節奏去進行鬥爭,以便確立未來,耕耘幼苗已經萌芽的土壤。國族文化不是那抽象的民眾主義所認定的、以為可以從中發現人民真實的那些民間傳說。它不是沉積下來的一堆沉澱物,即愈來愈遠離當前民眾現實的東西。國族文化是人民在思考層次上所作的整體努力,為了描述、正當化和歌頌一場民眾於其中能完成自我構成與自我維持的行動。因此,在落後國家裡,國族文化應該是位於解放鬥爭的中心。那些還在以非洲黑人名義作戰,以這個文化名義反覆召開會議的非洲文化人,今天應該領悟到,他們的活動和作品,其實只是在核對一些文獻和比較一堆石棺罷了。」

就像在論暴力時一樣,暴力作為停損點,目的並不是為了要以暴制暴,而是為了要去開拓一個超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全新未來。對法農來說,文化戰鬥也必須遵循同樣的邏輯。在另一個段落裡(頁二三五),法農有更明白的陳述:

「人們在殖民主義眼前展示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化瑰寶,永遠也不會使殖民主義感到慚愧。被殖民的知識份子憂心專注文化工作時,意識不到他正在借用占領者的技巧和語言;他滿足於把這些工具蓋上一個硬說自己是國族的印記,但卻奇怪的令人聯想到異國情調。經由文化作品回到人民身邊的被殖民知識份子,所作所為實際上卻像個外國人。有時候他毫不猶豫的運用方言,以表達他盡可能接近人民的意願;而他的見解、他所關心的,卻和祖國的男女所認識的具體狀況不一致。(中略)文化絕不像習慣那樣的半透明,文化完全避開一切簡單化。它本質上是和習慣相反的,習慣始終是一種文化的退化。希望黏附於傳統或恢復已被丟棄的傳統,這不僅是違反歷史,而且是違反人民。當人民支持反抗不共戴天的殖民主義的武裝鬥爭,甚至是政治鬥爭時,傳統的意義改變了。(中略)在一個處於鬥爭階段的落後國家裡,傳統基本上是不穩定和有著離心傾向留下的痕跡。所以,這也是為何知識份子經常有著不合時宜的危險。」

這樣看來,「國族文化」在解放運動中的演化,既不可受制於殖民體制,也不應當退縮到一廂情願、自我催眠的自戀洞窟中。新凝聚的國族意識,鼓舞被殖民國家的文化人,嘗試探索文學、藝術新的主題和體裁,並向一個更具普世價值的新文化創作邁進。這些主張,其實早在一九五九年法農出席羅馬第二屆黑人作家暨藝術家國際研討會上即已提出,並幾乎一字不改收錄在《大地上的受苦者》的第四章裡。可見,法農對文藝戰線的重視。精神科醫學的訓練和在阿爾及利亞獨特的臨床經驗,讓法農相當敏銳的注意到:殖民體制中被殖民者因極度驚恐、壓抑,所產生的肉體亢奮和精神消耗。它不但可以翻轉成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血腥屠殺,也可以退縮到傳統巫術文化中集體著魔、徹夜熱舞狂歡的歇斯底里狀態。問題的最後,因而還是要回到問題最初的根源—人的存有。反殖民的鬥爭,其實是對存有的治癒。

最能夠反駁說法農在寫《大地上的受苦者》時已淪為暴力的歌頌者、一個極端的好戰份子的指控,就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第五章)。法農以整章的篇幅,針對殖民地戰爭所造成的種種精神障礙,進行分析與診斷。他列舉個案分別從反應性失調症、酷刑後精神障礙、孤兒被拋棄症候群和心身症症狀等四大類型,嘗試勾勒存有治癒的策略與計畫。他指出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和暴力,不是神經系統組織的結果,也不是什麼性格上的特異,而是殖民環境的直接產物。他強調:完全解放,是有關人格全方位的解放。在這些精神病的診斷背後,充份流露了法農仁愛、慷慨、善良、深具人道精神和難以忍受不公正存在的個性,一如所有曾親近過他的人對他人格特質的見證。

四、朝向他者

一九六一年四月法農決定寫書,同時請友人跟沙特連絡,邀他寫序:「告訴他,每回我坐在桌前,總會想起他……。」八月,法農赴羅馬見到了沙特和西蒙•德•波娃。基本上,法農非常重視沙特對他的態度,這不完全是對他聲望的崇敬,其實也反映了法農對法國知識界既矛盾又難以割捨的情感。做為法屬西印度群島馬提尼克(Matinique)的黑白混血兒,法農說一口不帶腔調的純正法語,青少年時代也渴望有單純的法國認同。但,黑皮膚和阿爾及利亞的經驗,改變了他的想法和人生道路。即使如此,如果能得到像沙特這樣的法國大哲學家的公開支持,為他的革命志業、為他的思想和行動,無異是一種來自法國夢鄉強而有力的肯定。艾莉絲•薛爾齊在她的《黑色吶喊:法農肖像》(Frantz Fanon:Portrait)一書中,頗為生動地描述了法農當時的心境;而西蒙•德•波娃的回憶錄裡,也花了數頁的篇幅談到這一次的會面。

坦白說,法農和沙特之相互欣賞有其思想和時代背景上的因緣。不過,至少在暴力這件事情上,他們之間的確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表面看,法農無論在語言和表達方式上,幾乎與沙特同調。這或許是作為一個革命鬥士,無意識間不得不採取的語言姿態。然而一旦剝除那些激越的修詞,我們將立刻發現:法農在暴力論述的後面,充滿對「他者」的關愛與責任;而沙特暴力哲學的底層,卻是無底的深淵和虛無。台灣英年早逝的哲學家蔣年豐,在其最後遺稿《地藏王手記》裡,宣稱沙特、傅科、德勒茲、德希達等法國哲學家,都是當代的「幽冥大師」。從地藏王的眼中看,他們是鬼王,看到了「五濁惡世」裡的眾生相。蔣年豐判定地藏王是後現代的神祇,讓我們面對現實世界的真相:地獄、惡鬼與畜生。無獨有偶,二十世紀上半葉,隨著人類兩次毀滅性的大戰,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和科技文明的深度反省,人們愈來愈找不到我們「存有」或「意義」的根基。後現代的幽冥大師們,讓我們見到現代社會權力擠壓的「地獄相」(傅科),見到現代人慾海流蕩、消耗離散、吸毒恍惚、行屍走肉的「畜生相」(德勒茲),也見證現代生活餓鬼爭食、貪利拜物、幽靈遊魂、離經叛道的「惡鬼相」(沙特)。這些摻雜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法國思潮,依其充滿否定精神的哲學語彙,是非常容易和像法農這樣一位去殖民戰士的革命語言相應的。沙特生於一九○五年,比起德勒茲等人足足大了二十多歲,卻共同受到第三世界左派思想和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的洗禮。沙特以他徹底遵循笛卡兒主義的哲學立場,強調人的個體自由,認為人除了他自己別無立法者;因而人毫無約束,必須為自己做出決定,這是人的存在無可退讓的尊嚴。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他者」在沙特那裡,正好是令他作嘔的東西;「他者」必須被排除、被否定。除了孤零零的自我和他的自由意志外,一切盡歸虛無。這當然不可能是法農「去殖民」所要得到的結果,也不會是他《大地上的受苦者》立論的旨趣。據薛爾齊的回憶,法農當時的確沒有想過沙特的序到底會寫些什麼?為他來說,沙特答應寫序這件事本身,比序的內容還重要。薛爾齊甚至進一步描述說:法農似乎預感到自己將無法親自為書中的觀點辯護。事後證明,法農特別是在他有關暴力的主張,明顯受到沙特序文的誤導。

直截了當的說,法農的昨日之怒,是類似孟子「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的義怒,是大丈夫不忍人之心「朝向他者」的承擔;是摩西抗拒繼續被奴役的命運,率領族人走出紅海的鬥爭;是耶穌在逾越節走進耶路撒冷,迎向暴力中心,全面和虛偽的世俗帝國決裂的大勇。他們的憤怒,都有一個共同的焦點:「他者」;他們將「他者」放在優先的位置,承認他們、擁抱他們。據說沙特在世的最後一年(一九八○),曾與班尼•萊雅(Benny Lévy)有一場頗具爭議的訪談。班尼•萊雅早年是沙特的秘書,學生運動時期曾是一位激進的毛澤東主義者,後來受到猶太裔哲學家勒維納斯(Emmanual Levinas)的影響,擺脫了沙特存在主義的思想路線。訪談裡,班尼•萊雅似乎有意透露晚年沙特有「倫理」轉向的跡象。果真如此,若重新要求沙特為法農的書寫序,不知他又會寫成怎樣的內容?

五、被擺弄的受苦者

在《大地上的受苦者》裡,法農對暴力的行使是有它一定的條件的。「極端失序」的二元論僵局,雖然很難劃出一個明確的標準和界線;但以他在那個時候對阿爾及利亞和非洲各地國族建構現況的了解,應該有他一定的估計和判斷。半個世紀過去了,法農的憂慮依然存在,第三世界的情況仍有待改善。然而,殖民、後殖民,現代、後現代的理論生產,卻汗牛充棟、推陳出新,已經到了令人目不暇給的地步。以此名義召開的大大小小的會議,印製出來的一本又一本的論文,以及大學裡開出來的一堂又一堂的課程,早已將大地的受苦者遠遠拋棄—這些文化人嘴裡說出來的術語,沒有任何一句是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殖民、被殖民也常被到處亂用,藉以掩飾另一個更不正義的暴行。台灣自一九七○年代起,逐漸偏離雷震《自由中國》所代表的民主論述,將兩岸和島內的政治矛盾轉換成族群鬥爭;並在一個完全缺乏分析、檢別的情況下,籠統認定台灣從荷西時代、明清兩朝、日治時期到中華民國階段,皆是一連串被殖民的歷史,台灣人要當家做主,乃是本土化運動的終極目標。中華民國或台灣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應該是合理的訴求。但是,它的理由不應當是台巴子如何如何或中國豬又如何如何的問題,更不是誰殖民誰的問題。從台灣原住民的角度說,這四百年來,不論是哪一個階段,原住民才是真正被殖民的受苦者。將近二十年前,我曾撰文反對台灣新興民族論所謂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的分法,因為這不但會模糊掉原住民和漢人間的「民族」差異,更轉移四百年來漢人作為殖民者的事實與責任。每次看到一群漢人指責另一群漢人誰殖民了誰?誰又剝奪了誰的文化、語言和主體性?不禁覺得人生之荒謬,莫甚於此。法農在世,不知該幫誰說話?台灣思想界之貧困、缺乏遠見和創造力,可見一斑。

三十六歲的法農帶著對第三世界的憧憬過世了,而我也在三十六歲那一年投入原住民文化復振的志業。二十多年來,最令我感動的是我們似乎掌握了另一個文字工具(漢語),並大膽地介入台灣的書寫世界。我們拒絕再一次被消音,拒絕繼續在歷史中流浪。不過,我腦海中始終揮不掉法農一再提醒的話:文化本質上和習慣相反,習慣始終是一種文化的退化;試圖依附傳統或恢復已被超越的傳統,不僅違反歷史,也違背人民。這裡隱藏了一種敞開性,一種隨時迎接自己文化死亡的敞開性。當法農期待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人,攜手邁向一個更具普世面向的新文化創造時,大概也懷著同樣的心情吧

 
 
開卷嚴選:大地上的受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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