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悲傷》

邀請美玲到花蓮後山來玩，或者來講學，是盼望已久的事。

去年九月十一日，美玲現身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離中央山脈很近很近的地方。那晚她的一席講話，讓大家動容，也促成了一場高潮跌起、熱絡非凡的對話與饗宴。感謝美玲，還有那晚的美食、醇酒，以及親朋好友。

這一切，不就是緣自一場不可逆轉的事故！

但在高風險的後現代社會，事故不是早就構成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它的幽靈總是糾纏著我們的失眠……。

且在我們的風俗或者習慣中，是否還有某種贖罪儀式或調解儀式，讓我們從沒有天象，災難也變得司空見慣，甚至微不足道的時代氛圍中，解脫，或逃逸。難道，事故真是如此荒謬，如同死亡，僅此而已。但，這一切，真只是一場場事故嗎？還是暴行！人類的暴行！我們被迫僅能苟活在一個處處充滿安全威脅的地帶。人類成為自身的、永遠的受壓迫者！悲哀的是，每個人已成為這個共犯結構的一部份。處處標榜「生產安全」的社會，正是不停地「生產死亡」的最大反諷！

在我看來，美玲因丈夫旭昇空難身亡的這段生命經驗，與其詢問她究竟如何走過幽谷、遠離悲傷，從而能夠讓人們有所學習與借鏡；不如自我探問，死亡（尤其是最親密家人的死亡），如何可能具有某種意指、能動；如何讓死亡獲得符號力量，引領人們進行永無止境的、生命的超凡過渡。

讓•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曾經如是說：我們自身（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客體、我們的語言）的一些完整部位，自生命開始就陷入了死亡，它們在生前就經歷了服喪。主體的同一性，每時每刻都在解體，被上帝遺忘。

但，（或許）主體為了自身的同一性，需要一個自己終結的神話，也就是死亡，就像需要一個自己起源的神話一樣。事實上，主體從來都不在場。人，其實早就被捲入一種被死亡推動的循環中。然而，無處不在的死亡必須消除，於是被精準定位在時空象限的「身體」，取得了一定的位置與說話的可能。

近幾年來，美玲勤練氣機導引，且練就了一身好功夫。依我之見，與其說她是藉著身體的修煉與技藝，以療癒死亡的哀傷；不如說，她是試圖將身體化為一種流動的介面，以超渡自身的靈魂，滑向丈夫旭昇靈魂棲居的海洋。

這是需要無限的勇氣的。

而美玲心中所有的勇氣，是對存在發出的第一聲召喚做出回應。而此「存在」，旭昇從未缺席。

空難發生不久，美玲數次往返於台灣與俄羅斯之間，正是一次次希望幻滅的時刻。但誠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言：如果只想迴避痛苦，又怎能希望快樂之流把我們圍繞？最不抱希望的時刻，痛苦常是意外的寬慰。這幾句話，美玲想必懂得。

但，人似乎沒有能力在「靈魂」與「肉體」的二分思維之下想像別的東西。來自人類基本的心智模式，我們畢竟僅能在「生」與「死」這條不間斷的線性秩序之邊境內活著。人又如何可能在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外邊思維」存處呢？我不禁茫然。而美玲不斷地「夢境」，或者「異象顯現」，豈只是偶然！或許這是生命最佳的逃亡路線；逃亡，不是消極盲目的撤退，而是生命積極的轉進與超越。

而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話語也有幾分道理。生命只存在於死亡的闖入中，甚至存在於與死亡的交換中；否則，生命必定是價值的斷裂，因此也就是絕對的污損。死亡脫離生命，生命就有缺陷。

死亡不是消解，不是退行；死亡是回歸，是無盡地挑戰。但這一切似乎必須藉助對方（或者時下流行的術語，他者）才能理解。我覺得，旭昇的死亡，也就在這個意義底下獲得某種開顯。而做為讀者的我們，又何嘗不是。

走在雨中。往北投溫泉路的途中，早熟的相思花已悄悄冒出了頭。我思索著，那年秋天（又彷彿在冬季？），美玲搬離北投，意味著什麼？

數個月前，美玲邀請了我參與寫序的難題，而我一再延宕，無法下筆。但我始終無怨也無悔。也學習著，如她一般，以一種更自由自在的方式，莊嚴的前進。

有一回，美玲提及當年在「上善人文基金會」經典閱讀課中，與學童談起蘇軾被貶謫黃州後所寫的〈定風波〉︰「……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課後，大家同聲感嘆︰「還好有個蘇東坡！」千年後的清明時節，捧讀美玲的心情點滴，在止不住的悸動與感動中，我想說︰「還好有個鄧美玲！」

閱讀作品即是與他者產生對話關係。依張國賢的觀點：這就是一種倫理的閱讀。閱讀「活動」是一種愛撫，而被愛撫的文字卻強迫我、召喚我、命令我去回應。我們在閱讀活動當中感受他者，被他者激發而不得不回應他者，並為他者給出意涵。這種被他人所感而不得不回應的情形，可形容成我被他人傳喚，甚至受到他人糾纏附身。而所謂倫理式閱讀主體（一種被動主體），乃是他者在我們愛撫式的閱讀當中於我們身上體現的結果。閱讀成為一種被動式的「活動」。這一切，只有在親近的直接接觸關係當中才可能；一旦親近成了漠不關心的接近，他者也就不再，或者，無法顯身。漠不關心的接近不是親近，只是時、空、關係上的接近。親近即是敞開自身，只有敞開自身才能超越存有的本質而受到激發。「親近」並不是認知運動，而是倫理運動。（張國賢之語）

換言之，我們在閱讀時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主體，對他者的激發心有所感，具有被動性，以及感性之接受性。藉由感性，他者才呈現給我們。誠如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言：感性的主要意涵在「能被打動」之中察覺到，並且也會在親近的應承當中顯露出來……。閱讀美玲的《遠離悲傷》，書中的人、情、事、理，自然而然的作用於我們的感性而有所感覺。我們是在親近中，被書裡，或者說，被所有與美玲有關的種種可感事物打動。

我相信，做為人，總有那份可以被「此等感受到的事物」打動的能力。倫理的閱讀，即是一種「能被打動」的倫理活動；一種親近他者，對他者的激發有所感受的被動式閱讀。也只有在此「親近」的倫理的閱讀運動當中，他者才可能穿破意識的表象活動，在我們的閱讀活動當中顯身（張國賢之語）。在這種對話的倫理關係當中，此處，所謂「他者」，可以是美玲、旭昇，也可以是某位逝去的親人，或者，對讀者而言，任何其他重要關係者。

依稀記得那晚，花蓮七星潭閃爍的星空，瀰漫著漂流木的鄉愁，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妳，輕踩著海上的月光，緩緩靠岸而來……

我衷心期待，任何有機會讀到美玲這本「生命記事」的朋友，與本書的關係，不是工具的關係，而是生死的關係。

美玲《遠離悲傷》這本書的再次面世，是有這段因緣的。不可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