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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 每次從回憶的波光裡重新細看那天的情景，那個特殊的日子，就越發顯得虛幻迷離；帶著神秘的光影，和低低的、響自天外的音調。彷彿有一雙沉默的、早已了然一切的眼睛，冷冷注視所有發生的事情發生。只有我是蒙昧無知的。
那天早晨，我離家上班前掏鑰匙鎖門，皮包裡一拉出來，是旭昇臨走前交給我他的鑰匙。我握在掌中，覺得特別溫潤，還仔細端詳了一會兒，心裡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浮起「先人手澤」四個字。那四個字清緩平靜，沒有引起任何情緒的波紋。
那時候，旭昇罹難已經有七、八個小時了，只是消息未到，我渾然不知。整個早上，我的心情都很好。初春的天氣，前一夜剛下過大雨，雨後新晴，暖洋洋的春風，把空氣薰得醉醺醺。他應該回來的時刻已經進入倒數計時；我很愉快的讓自己藉著忙碌的工作，把等待的時間，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熬過去。想著不久就可以跟他重聚，興奮之外，還有些微緊張。
他每次出差，特別是回來的日子，我都分外緊張；捏著一把冷汗，密切注意所有跟飛機有關的新聞，一分一秒的捱過，直到他出現在眼前，才暗暗鬆一口氣。我對生離死別，有如驚弓之鳥一般充滿無名的恐懼，而這恐懼，彷彿是與生俱來的。童年時候，來訪的親友離去，我會對著滿室空寂躲在床上偷偷哭泣；自從知道如果戰爭爆發，父親在四十五歲以前，隨時會以後備軍人的身分被徵召上戰場，我就憂心如煎的等待父親早日跨過四十五歲的關卡；我對家裡的電扇和樓梯永遠懷著戒慎恐懼，深怕它們會傷害我的弟弟妹妹……。後來，我對旭昇的安危焦慮更甚；越是焦慮，越是設法隱藏。我從來不跟旭昇或任何人提起我是如何飽受恐懼的煎熬；彷彿把它們嚴嚴藏著，厄運就不會降臨。
那一天，我竟然完全沒想到他會出事，心情緊張，是因為我比過去更急切的盼望他回來。那一陣子，他因為非出於自願的職務調動，連續幾個月陷入情緒低潮。我們長談過幾次，但是情勢越來越惡化，惡化到他開始避而不談；我們之間於是出現了十八年來前所未有的疏離。每天晚上的睡前對坐，越來越沉默；他默默看書，我默默練書法；兩人都隱忍著滿腹心事。我只悄悄盼望哪時他的壓力稍有舒緩，好讓我將衷曲從頭一訴。
奉派去莫斯科，他的心情又振奮起來。對一個熱情的新聞工作者來說，居然落到每天窩在報社抄錄蛋價、肉價，會讓他發瘋；所以，儘管覺察此次任務「不太對勁」，其他接到派令的記者紛紛打了退堂鼓，他在幾番猶疑之後，還是情緒高昂的出了門。
他在莫斯科打了好幾通電話回來。回台北之前，他還說：「我有好多話要跟妳說，這次回去，我們重新開始。」所以，期盼他回來的心情，彷彿是等待好久不見的太陽昇起。
那天中午，當《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戎撫天先生來找我。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遲鈍的只想到他是要趁旭昇回來之前，跟我談談旭昇的工作。我很愉快的邀請他去對門的小咖啡館喝咖啡，他面色凝重的說：「那裡人多，不方便說話。」我們坐上他停在路邊的車，他才緩緩的告訴我：飛機在西伯利亞山區迫降，可能有人生還，還要等消息。我第一個反應是：他一定會回來，他怎麼可能不回來？我們還有好多話要說！
戎先生堅持要我請假回家。我不。我說：我的工作很多，我走不開；而且，我得一邊工作，才等得下去。我獨自回到我的安親班，小朋友亂哄哄的一樣嬉戲玩耍。我心裡像是死死撐著一塊大石頭，我知道不能碰、一碰就天崩地裂。我一滴淚也沒掉，幫小朋友看完功課，還幫他們複習即將來臨的月考。一切就緒，我才打電話通知家人。找到旭昇的哥哥時，我才發覺我的聲音是發抖的，牙齒格格打顫。首先趕過來的妹妹得緊緊抱住我，我才能把話說完。
傍晚，報社許多長官都趕過來了，大家站在巷子口，遠遠望著我，誰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同事林照真跟戎先生堅持送我回家。我的冷靜讓大家不知所措。照真不斷提醒我：「妳哭一哭會比較好一點！」車子駛過關渡平原的時候，血紅的夕陽冉冉而下。我恨恨的說：「你們說！明天太陽還不是一樣會爬起來！是不是？」沒有人理我，他們都探觸不到我的恐懼：全世界都還在，只有旭昇不在了！
那天晚上，在台視新聞上看見李四端報這件新聞，聽他念張旭昇這個名字、看見旭昇的照片在螢幕上出現，陌生而怪異；完全是在看別人，看一個遙遠的故事，不是自己。
深夜時分，爸媽接到消息從新竹趕來。媽媽陪我睡。靜夜裡，我瞪著天花板，已經上鎖的房門突然「呀」的一聲自動打開。我爬起來大叫：「他回來了！」媽媽長嘆一口氣，忍淚對我說：「認命吧！你們的夫妻緣到此為止！」
我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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