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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閱讀陳水扁》

《信任與背叛:陳水扁心理檔案》

The Myth of Chen Shui-Bian
 
作者:台灣政治領袖心理檔案工作小組
譯者:132
書系:PsyHistory PH002
定價:399 元
頁數:368 頁
出版日期:2011 年 01 月 29 日
ISBN:9789866112003
 
特別推薦:王丹、王健壯、石靜文、林世煜、余伯泉、林耀盛、胡元輝、陳真、楊照、蔡詩萍、蘇正平
 
【檔案十:「陳水扁現象」的集體責任】 診斷B:我們都是「共犯結構」?

對「陳水扁現象」有過深入研究的人,可能都會得到類似的結論:「陳水扁現象」其實是台灣社會的縮影。阿扁的確是「台灣之子」,他除了承襲台灣社會好的一面,也深受台灣社會壞的一面影響,到最後自己與太太誤入歧途,更加反映出台灣社會某些結構性問題。

阿扁昔日重要幕僚接受本書工作小組採訪時強調,他無意為阿扁做錯的事進行辯解,但他的確認為「台灣社會還不健全,才會出現阿扁這種領袖。事實上,台灣社會產生不了天縱英明、足以解決所有問題的領袖,每位領袖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邊執政邊學習。」  
 
這位幕僚指出,台灣社會應該把扁家當作反省的材料,但這些反省應該要回到結構性問題來進行,台灣社會才可能進步。他認為台灣社會在扁案後已有一定的進步,但民進黨本身以及台灣政治、政黨文化,目前還看不出來具體或明顯的進步,顯示台灣在民主政體的成熟性、國家認同的完整性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曾有西方探險家去探訪古印加文明,請當地原住民帶路,走著走著卻突然停下來,探險家問原住民為何停下來?原住民說,『剛剛身體走得太快了,我們的靈魂還沒有跟上。』從民主化進程來看,台灣社會快速從戰後、威權進入經濟成長、政治改革,社會期望值就出現了,冒出快速邁向先進國家的期望,但整體而言,台灣的民主化至今仍然是『身體太小、靈魂太大;床太小、夢想太大。』

其實,不管是檢討阿扁、民進黨或台灣社會,都是這樣的問題。改革的過程必然會有代價,但民主文化還不夠成熟,社會跟不上改革的腳步,很多問題更是累積了數十年的政壇積弊,我們願不願意忍受和承受這些代價?執政者必須想清楚這些東西,社會也必然會面對這個問題,若整個社會都能因此產生自覺,那就是『身體開始趕上靈魂』了。」 

知名作家、前香港光華文化中心主任平路,則在二○一○年六月六日心靈工坊主辦的「台灣政治領袖心理檔案──從心理社會觀點認識陳水扁」第二次論壇中,於回應楊照〈第一名症候群〉論文時提出「華人文化共業」觀點。

平路指出,阿扁在獄中還是用非常量化的數據,得到他要的肯定。外界只關心阿扁的成長背景和相關因素,但更應關心的是社會集體部分,為什麼在阿扁成長的過程中,社會集體一步一步都強化了他後來發展的方向?

她認為,關鍵在於社會的多元價值被抹煞,只強調單元的追求第一名。除了阿扁自己追求,社會文化中的庸俗化儒家,從科舉考試到「第一名症後群」其實一脈相承,內聖外王的信念到現在都還存在許多人的心中,「意思是說,你得了第一名,外在標準中獲得肯定,這意味著你的裡面是一致的、沒有問題、可以符合同樣標準的。這股內部的文化暗流貫穿了很多現象。」

「社會的多元標準可能並陳,也可能互相牴觸,但會讓學生很容易在其中看到縫隙,在他們的心靈中留下問號。建立內在標準,而不是外在標準,往往才是更重要的;可惜阿扁一直沒有這樣的機會,他一路順遂,只能在順遂中自己想辦法克服他原有的自卑感。」

平路強調,由於台灣社會集體強調「第一名症候群」,很難培養和維持懷疑的精神,「當你的反省夠深刻,才有能力懷疑自己為何在口中說愛台灣,作為卻讓台灣後退很多年。例如美國前總統詹森,他在外享有總統的尊榮,卻仍懷疑自己原本要維護國家利益的政策(指越戰政策),是否反而造成更多生靈塗炭?這種反覆的自問自答,才能幫助政治領袖有能力透過清楚的思路找到正確的方向」。

她並指出,「我之前在香港,因為職務的關係常接觸記者,二○○四年的三一九槍擊案,乃至於二○○八年扁家弊案,我在接受華文記者訪問時,他們往往會用二分法看待扁,扁似乎就是罪行重大、罪不可赦;相較之下,以英文寫作的記者,反而比較能想到,扁的問題是不是華人文化的共業?那個大大的標籤,是否也會遠超過小小的虛無主義者所應承受的?」

知名社會學者、現任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教授的葉啟政,則在這場研討會中立即回應楊照、平路表示:「非常同意楊照和平路的觀點。對台灣來講,陳水扁是第一個,但不會是最後一個;整個社會如果沒有呼應的條件,第一名症候群也不會有這麼龐大的效果。兩蔣時代後,李登輝在那樣的體制下掌握權力,然後再經過民選;他掌權的過程,無法反映台灣選舉制度在選擇國家領導者可能帶來的特點。

鑼沒有槌不會響,要有適當的條件,第一名症候群才會發酵,馬英九可能會是未來的另一個個案。我們無法單純分析扁個人的心理狀態,真正要檢討的不是陳水扁個人,而是整個台灣社會的精神結構。我們的選舉是要選明星?還是應該選出什麼樣的領導人物?這是對台灣社會的挑戰。」
王浩威醫師則向本書工作小組強調,扁家弊案中最核心的「扁珍關係」,牽涉到台灣社會文化中的「受害者情結」(吳淑珍遇車禍而半身不遂),但台灣社會從解嚴至今只有「我是被害人」的論述,沒有「我是加害人」論述,這可能是更需要思考與面對的社會深層問題。

「這是涉及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至今都只有『受害人論述』而沒有『加害人論述』,在當時高壓環境下,有些人則是沉默地看著周圍的人被抓走;回到扁案來看,其實我們都是『集體加害人』,因為執政八年我們的默許也是『共犯結構』,但台灣社會很缺乏這種討論。

由於台灣社會到現在只有『我是被害人』的論述,都沒有『我是加害人』的論述,到最後互相的怨懟和分裂愈來愈深,真正的寬恕和理解會愈來愈遙遠。每個人都沒有想過自己也可能是『集體加害人』的角色,眷村的人只會想自己怎麼受害,卻沒有想過自己怎麼嘲笑本省人,而本省人只想到自己到台北怎麼被歧視,卻沒有想到自己是怎麼樣看到眷村的人就想打、絕不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外省仔』的心態。沒有這種思考,社會和解就變得不可能。」

王浩威認為,陳水扁在政黨輪替時拜會前「情報頭子」王昇,完全就是想要跳過轉型正義,但王昇等昔日加害者沒有道歉,沒有呈現出加害人論述,這種和解就沒有意義。而台灣的加害人論述更適用於漢人與原住民之間,「去年澳洲總理在國會正式向澳洲原住民道歉,如果有台灣總統可以向原住民正式道歉,說出希望這些悲劇不要再發生,這樣才能提醒大家,我們都是『加害人』的後代,都曾經從對他者(原住民)的加害獲得利益,這樣才能讓社會和解變得可能」。

王浩威指出,台灣社會如果能夠建立「共犯結構」乃至「加害人論述」,阿扁不會那麼容易操弄族群議題、進行族群動員,台灣社會也可以比較理性看待扁家弊案的各種結構性因素。

事實上,任何領袖都不可能脫離所處的時空環境而自創存在意義,回溯台灣歷史發展從二二八事件以降的幽微心理層面,阿扁在某種程度上的確代表部分本省族群的長期「受害心理」,阿扁的性格也很容易跟這群受害者結合,讓這種受害情結進一步發酵。

但是,這種受害情結愈無法昇華,台灣社會就愈容易落入對立情境。因為當本省、外省族群的受害情結都難以化解時,有些人就會激化成為深綠、深藍基本教義派而同仇敵慨,而當藍綠政治領袖缺乏安全感時,就會特別尋求深綠、深藍支持者的溫暖與慰藉,這種極端化傾向反而會形成民主政治的一大威脅。

阿扁可能是台灣社會文化背景下的某種「受害者」,在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保持沉默的中道力量也可能是某種「共犯結構」。無論如何,這段錯誤的歷史都已無法回頭,台灣社會必須更深刻反省「被害者論述」與提出「加害者論述」,也必須開始思考領袖與群眾的關係,這些反思已成為「後陳水扁時代」台灣社會向前邁進的重要課題。(節錄自第十章【檔案十:「陳水扁現象」的集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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