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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十：「陳水扁現象」的集體責任】
診斷Ｂ：我們都是「共犯結構」？ 對「陳水扁現象」有過深入研究的人，可能都會得到類似的結論：「陳水扁現象」其實是台灣社會的縮影。阿扁的確是「台灣之子」，他除了承襲台灣社會好的一面，也深受台灣社會壞的一面影響，到最後自己與太太誤入歧途，更加反映出台灣社會某些結構性問題。
阿扁昔日重要幕僚接受本書工作小組採訪時強調，他無意為阿扁做錯的事進行辯解，但他的確認為「台灣社會還不健全，才會出現阿扁這種領袖。事實上，台灣社會產生不了天縱英明、足以解決所有問題的領袖，每位領袖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邊執政邊學習。」
這位幕僚指出，台灣社會應該把扁家當作反省的材料，但這些反省應該要回到結構性問題來進行，台灣社會才可能進步。他認為台灣社會在扁案後已有一定的進步，但民進黨本身以及台灣政治、政黨文化，目前還看不出來具體或明顯的進步，顯示台灣在民主政體的成熟性、國家認同的完整性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曾有西方探險家去探訪古印加文明，請當地原住民帶路，走著走著卻突然停下來，探險家問原住民為何停下來？原住民說，『剛剛身體走得太快了，我們的靈魂還沒有跟上。』從民主化進程來看，台灣社會快速從戰後、威權進入經濟成長、政治改革，社會期望值就出現了，冒出快速邁向先進國家的期望，但整體而言，台灣的民主化至今仍然是『身體太小、靈魂太大；床太小、夢想太大。』
其實，不管是檢討阿扁、民進黨或台灣社會，都是這樣的問題。改革的過程必然會有代價，但民主文化還不夠成熟，社會跟不上改革的腳步，很多問題更是累積了數十年的政壇積弊，我們願不願意忍受和承受這些代價？執政者必須想清楚這些東西，社會也必然會面對這個問題，若整個社會都能因此產生自覺，那就是『身體開始趕上靈魂』了。」
知名作家、前香港光華文化中心主任平路，則在二○一○年六月六日心靈工坊主辦的「台灣政治領袖心理檔案──從心理社會觀點認識陳水扁」第二次論壇中，於回應楊照〈第一名症候群〉論文時提出「華人文化共業」觀點。
平路指出，阿扁在獄中還是用非常量化的數據，得到他要的肯定。外界只關心阿扁的成長背景和相關因素，但更應關心的是社會集體部分，為什麼在阿扁成長的過程中，社會集體一步一步都強化了他後來發展的方向？
她認為，關鍵在於社會的多元價值被抹煞，只強調單元的追求第一名。除了阿扁自己追求，社會文化中的庸俗化儒家，從科舉考試到「第一名症後群」其實一脈相承，內聖外王的信念到現在都還存在許多人的心中，「意思是說，你得了第一名，外在標準中獲得肯定，這意味著你的裡面是一致的、沒有問題、可以符合同樣標準的。這股內部的文化暗流貫穿了很多現象。」
「社會的多元標準可能並陳，也可能互相牴觸，但會讓學生很容易在其中看到縫隙，在他們的心靈中留下問號。建立內在標準，而不是外在標準，往往才是更重要的；可惜阿扁一直沒有這樣的機會，他一路順遂，只能在順遂中自己想辦法克服他原有的自卑感。」
平路強調，由於台灣社會集體強調「第一名症候群」，很難培養和維持懷疑的精神，「當你的反省夠深刻，才有能力懷疑自己為何在口中說愛台灣，作為卻讓台灣後退很多年。例如美國前總統詹森，他在外享有總統的尊榮，卻仍懷疑自己原本要維護國家利益的政策（指越戰政策），是否反而造成更多生靈塗炭？這種反覆的自問自答，才能幫助政治領袖有能力透過清楚的思路找到正確的方向」。
她並指出，「我之前在香港，因為職務的關係常接觸記者，二○○四年的三一九槍擊案，乃至於二○○八年扁家弊案，我在接受華文記者訪問時，他們往往會用二分法看待扁，扁似乎就是罪行重大、罪不可赦；相較之下，以英文寫作的記者，反而比較能想到，扁的問題是不是華人文化的共業？那個大大的標籤，是否也會遠超過小小的虛無主義者所應承受的？」
知名社會學者、現任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教授的葉啟政，則在這場研討會中立即回應楊照、平路表示：「非常同意楊照和平路的觀點。對台灣來講，陳水扁是第一個，但不會是最後一個；整個社會如果沒有呼應的條件，第一名症候群也不會有這麼龐大的效果。兩蔣時代後，李登輝在那樣的體制下掌握權力，然後再經過民選；他掌權的過程，無法反映台灣選舉制度在選擇國家領導者可能帶來的特點。
鑼沒有槌不會響，要有適當的條件，第一名症候群才會發酵，馬英九可能會是未來的另一個個案。我們無法單純分析扁個人的心理狀態，真正要檢討的不是陳水扁個人，而是整個台灣社會的精神結構。我們的選舉是要選明星？還是應該選出什麼樣的領導人物？這是對台灣社會的挑戰。」
王浩威醫師則向本書工作小組強調，扁家弊案中最核心的「扁珍關係」，牽涉到台灣社會文化中的「受害者情結」（吳淑珍遇車禍而半身不遂），但台灣社會從解嚴至今只有「我是被害人」的論述，沒有「我是加害人」論述，這可能是更需要思考與面對的社會深層問題。
「這是涉及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至今都只有『受害人論述』而沒有『加害人論述』，在當時高壓環境下，有些人則是沉默地看著周圍的人被抓走；回到扁案來看，其實我們都是『集體加害人』，因為執政八年我們的默許也是『共犯結構』，但台灣社會很缺乏這種討論。
由於台灣社會到現在只有『我是被害人』的論述，都沒有『我是加害人』的論述，到最後互相的怨懟和分裂愈來愈深，真正的寬恕和理解會愈來愈遙遠。每個人都沒有想過自己也可能是『集體加害人』的角色，眷村的人只會想自己怎麼受害，卻沒有想過自己怎麼嘲笑本省人，而本省人只想到自己到台北怎麼被歧視，卻沒有想到自己是怎麼樣看到眷村的人就想打、絕不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外省仔』的心態。沒有這種思考，社會和解就變得不可能。」
王浩威認為，陳水扁在政黨輪替時拜會前「情報頭子」王昇，完全就是想要跳過轉型正義，但王昇等昔日加害者沒有道歉，沒有呈現出加害人論述，這種和解就沒有意義。而台灣的加害人論述更適用於漢人與原住民之間，「去年澳洲總理在國會正式向澳洲原住民道歉，如果有台灣總統可以向原住民正式道歉，說出希望這些悲劇不要再發生，這樣才能提醒大家，我們都是『加害人』的後代，都曾經從對他者（原住民）的加害獲得利益，這樣才能讓社會和解變得可能」。
王浩威指出，台灣社會如果能夠建立「共犯結構」乃至「加害人論述」，阿扁不會那麼容易操弄族群議題、進行族群動員，台灣社會也可以比較理性看待扁家弊案的各種結構性因素。
事實上，任何領袖都不可能脫離所處的時空環境而自創存在意義，回溯台灣歷史發展從二二八事件以降的幽微心理層面，阿扁在某種程度上的確代表部分本省族群的長期「受害心理」，阿扁的性格也很容易跟這群受害者結合，讓這種受害情結進一步發酵。
但是，這種受害情結愈無法昇華，台灣社會就愈容易落入對立情境。因為當本省、外省族群的受害情結都難以化解時，有些人就會激化成為深綠、深藍基本教義派而同仇敵慨，而當藍綠政治領袖缺乏安全感時，就會特別尋求深綠、深藍支持者的溫暖與慰藉，這種極端化傾向反而會形成民主政治的一大威脅。
阿扁可能是台灣社會文化背景下的某種「受害者」，在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保持沉默的中道力量也可能是某種「共犯結構」。無論如何，這段錯誤的歷史都已無法回頭，台灣社會必須更深刻反省「被害者論述」與提出「加害者論述」，也必須開始思考領袖與群眾的關係，這些反思已成為「後陳水扁時代」台灣社會向前邁進的重要課題。（節錄自第十章【檔案十：「陳水扁現象」的集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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