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這個人！R. D. Laing！
──從「反精神醫學運動」談起……
書序作者：陳登義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R. D. Laing這個名字和「anti-psychiatry（反精神醫學）」幾乎是連在一起為世人所稱頌或痛駡，當然還有其他名稱，比如瘋癲的存在哲學意涵、分裂的自我、異化、家庭的權力關係……等等所造成的R. D. Laing與當代政治、社會、文化以及精神醫學界之間的風風雨雨、紛紛擾擾。就讓我們從「反精神醫學運動（anti-psychiatry movement）」開始談起吧！
現代精神醫學的發展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開始有了兩大主流趨勢，一個是以克雷普林（Emil Kraepelin，一八五六—一九二六）為主的描述性現象學精神病理學；另一個是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一八五六—一九三九）為主的精神分析動力式精神病理學。前者偏向以生物學理論模式解說精神疾病成因，但對象以重大精神病（major psychosis）為主；後者偏向以精神分析理論模式解說精神疾病成因，但對象以神經症（psychoneurosis）為主，當然這是一種比較簡化的說法。到了五十年代初期，開始有了抗精神病藥物（一九五二）的發展，加上之前發現碳酸鋰（一九四二）可治療躁鬱症、電痙攣（一九三九）可治療精神病以及之後發現三環抗鬱劑（一九五七）可治療憂鬱症等，乃造成精神醫學在發展上一個很大的轉折；在此期間，又有精神外科手術（甚至創建者葡萄牙藉神經科醫師Egas Moniz得到一九四九年的諾貝爾醫學卅生理學奬，後來證明這不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強制住院、強制治療、緊身約束衣及精神醫學濫用（psychiatric abuse）等違反人權的種種弊端，導致生物學模式的精神醫學在維護人權的鬥爭中成為眾矢之的；以科學或假科學之名行使的治療都如此，更何況被指為不科學且不夠人性化的精神分析，療程又曠日廢時，當然也就更受抨擊。尤其在六十年代整個歐洲大陸知識界、文化界風起雲湧，一波一波的新思潮如雨後春筍般百花齊放、以及二戰後存在哲學思想的興起、人的自主意識受到深層的啟發，使得本來源自精神醫學內部兩種思想方法論的鬥爭，理應借助方法的革新、政策的改良或一場科學革命的發動，卻發展成對精神醫學本身全盤的否定及對治療本身合法性的質疑，遂形成了「反精神醫學運動」的濫觴。
「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一詞最初出現在南非裔後來至英國執業的精神科醫師及精神分析師大衛•庫伯（David Cooper）於一九六七年所撰寫的論文中用來指稱對精神醫學的一種批判性思路。不久即被廣泛使用於英、美及歐洲各國在六十、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對精神醫學的批判。事實上，整部精神醫學史對精神醫學的批判從未間斷過，只不過就一場運動的內在規範及規模而言，從未有可以和六十年代的「反精神醫學運動」相互比擬。
這場運動大致上是由幾位富開創性思想家的思想火花所點燃的；包括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ael Foucault，一九二六—一九八四）、英國精神科醫師及精神分析師R. D. Laing（一九二八—一九八九）、美國精神科醫師湯瑪士•薩斯（Thomas Szasz，一九二○—）、義大利神經精神科醫師Franco Basaglia（一九二四—一九八○）、以及加拿大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一九二二—一九八二）等。這群人在理念上雖然容或不同，其中有人根本不承認被標籤為反精神醫學家（如薩斯和Laing），甚至自家人還攻擊自家陣營中的他人（如薩斯對Laing）；但從後世的觀點來回顧，這項運動基本上採取兩大核心論點：（一）數以百計的當前精神疾病其定義或診斷準則既模糊不清又充滿武斷，導致有太多不同意見或詮釋的空間而難以符合最基本的科學精神。（二）當時所普遍施行的精神治療對病人而言終究是弊多於利。這中間R. D. Laing的主張是最震撼且深入人心的。
一九六二年，Laing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傳統的臨床精神醫學是將精神病患從生活中孤立開來，視其為單個人、單個生物或簡單的機器；然而人不僅僅是生物系統而已，個體從一出生即處於與他人的關係之中，只有從存在－現象學的觀點出發，才能解釋真正人的意義及人與人間的關聯。因此他認為精神醫學需要以新方法、新範式取而代之。然而傳統範式所代表的既有體制在受到挑戰時所表現出的強烈反抗，使他的文章、言論、思想受到更大的箝制乃至邊緣化，甚至整個被排除在精神醫學領域之外。美國的薩斯也一樣，他在一九五七年所寫的〈精神疾病的迷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一文，在三年中被六種期刊拒絕，其中包括《美國精神醫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直到一九六○年才得以刊出。在此期間，英國的左翼政治文化歷經重大轉變，Laing有關沙特（Jean Paul Sartre，一九○五—一九八○）、家庭與精神分裂症的工作受到諸多關注，他的文章先後兩次刊登在《新左派評論》，他在該期刊中找到觀點的出路。新左派運動包括女權主義運動、綠黨運動、同志權利運動及民權運動，其思想在Laing的作品中獲得新的靈感和動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將Laing的思路導向精神醫學之外，促進了一種政治和文化視角的展開，而培育出一種反主流文化的氣息，這也正是Laing個人的群眾魅力之所在。在另一篇文章中，Laing提出精神分裂症並不存在，這個標籤只是一個社會現實，非醫學疾病實體，它是一項政治事件，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把標籤強加在某個人身上。在一九六四年發表於《新社會》中的另一篇文章〈精神分裂症與家庭〉（Schizophrenia and The Family）後來成為反文化運動的聖經。此外，傅柯的《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書及前面所提薩斯的文章（後來成為一部書），都成了反文化運動激進分子反對社會壓迫的有力武器。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有關精神醫學的批判必然會輕易超越精神醫學本業之外，而發展為對精神醫學的全盤否定以及對種種社會壓迫的激烈抗爭。Laing早期作品中的兩個關鍵主題是「異化」和「愛」，而這也成為反文化運動的關鍵主題。在個人關係和自我發展、以及對科學和技術的批判等方面，Laing的作品也與反文化思潮彼此呼應，這些都使得Laing最終成為一位深具魅力的反文化英雄。
反精神醫學運動並非質疑個別的治療和政策，也並非僅僅要求更人性化的精神醫學。他們質疑的是精神醫學本身的基礎、精神疾病的根本概念、以及瘋狂和精神健全（sanity）之間的區分。他們審視並批判精神醫學在社會中行使的社會控制手段，甚至提出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技術可能在實際上是更加微妙的控制機器，甚至對人類更加有害。這就是對精神醫學的全面否定，這種反抗來自高處，來自掌握話語權的受過充分醫學訓練的醫師，因而更加震撼，更具影響力。尤其透過Laing這樣深具群眾魅力的專家進入了媒體、藝術、政治、教育、文化和出版等領域，其影響所及勢如破竹。比如他的書《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成了校園裡的經典讀物以及《家庭的權力關係》（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所帶給家庭及社會的震撼。他關於精神分裂症的家庭成因的觀點，成了電視劇「In two minds」和電影中家庭生活的主題思想。這和美國在五十、六十年代西海岸興起的家庭系統理論及溝通理論正好相互呼應。不過，他的存在－現象學觀點又強調和精神病人要能同理共感、去經驗他們所經驗的世界，甚至透過吸食大麻及致幻劑（LSD）進入精神病人的主觀經驗世界；或者在心理治療過程中利用LSD促成病人良好的感受來改善他們的精神狀況，以別於抗精神病藥物的壓制或對抗作用。更令人震驚的是為了和一位赤身裸體、不言不語的精神病患建立關係、進行晤談，他老兄也赤身裸體進入會談室，跟著病人亦步亦趨，終於和病人連上了線。這種種背離正統精神醫學的行徑，終究使得他與精神醫學漸行漸遠。
Laing另一個最為人稱道的作為是，成立足供後世楷模的類似今日所稱的社區精神復健機構──金斯利會所（Kingsley Hall）及友愛兄弟協會（Philadelphia Association）。雖然其最初的理念已不再可行，但這樣大無畏的開創精神，不得不令人欽佩。
到底R. D. Laing真正是怎樣的人呢？迄今為止有關他的傳記恐不下十種，他是英雄，還是惡棍？是天才，還是酒鬼？他的頭銜包括：精神科醫師、精神分析師、存在哲學思想家、古典音樂演奏家、詩人、說書人、暢銷書作家、工作坊帶領者、瘋癲的代言人、禪修隱士、狂放不拘的左派異議人士、家庭的背叛者卅或改革者？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加上更多。但是在本書的作者──他的兒子安德烈•連恩的眼裡，恐怕才是有最真實的寫照和最貼身的描繪。看哪，這個人！R. D. La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