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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榮格人格類型》

《榮格心理治療》

《榮格學派的歷史》

《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

《共時性:自然與心靈合一的宇宙》

Synchronicity: Nature and Psyche in an Interconnected Universe
 
作者:約瑟夫.坎伯瑞博士(Dr. Cambray)
譯者:魏宏晉等
書系:PsychoAlchemy 002
定價:480 元
頁數:224 頁
出版日期:2012 年 06 月 05 日
ISBN:9789866112447
 
 
中文版序
書序作者:約瑟夫.坎伯瑞博士

看到論述共時性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我自己是至感光榮與欣悅。榮格的思想出現了共時性所特有的概念,是因為接觸了中國文化,特別是經由他的友人兼同儕,漢學家衛禮賢醫師的引介而取得理解。榮格,自然替衛禮賢《易經》這部連結共時性的實務與哲學核心思想的譯本作了序。這本書至今仍高掛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暢銷書排行榜上。在他對共時性的理論建構過程中,榮格承認中國智慧的幫助,對偶然性的理解,以及機緣是伴隨各個獨特瞬間發生的觀點的。因此把我的文字翻譯成中文,就好似將它們放進一個原本出處的脈絡中,也許可以比英語原文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書第一章給榮格思想中的共時性一個背景脈絡,以及對其發展狀況做出解釋。然而,這些是寫作於2008年,當時詳細紀錄榮格如何與無意識互動的《紅書》(The Red Book)還沒出版。隨著這個資料的出現,現在得以看到榮格思想裡出現共時性時另一層面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從《紅書》以及其周邊研究看來,我們知道榮格在他停止寫作《紅書》之時,開始清晰闡述其共時性理論。在此之前,他處在瀕臨精神病的恐懼(看見歐洲充滿血腥等等的現象),因此引導他探索這一切幻想而產生了《紅書》。脫離恐懼後,他轉移到另一種對自己有預言能力這一點(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預言)感到憂慮的內心掙扎狀態。如同他在《紅書》的「跋」中所寫的:「我與鍊金術在1930年相遇,將我從這兒帶走(譯註:指創作《紅書》)。一切的結束是開始於1928年底前,那時衛禮賢寄給我《金花》(Golden flower)這本中文鍊金術經典。這本書的內容找到了它們進入真實性(actuality)的方法,使得我無法繼續《紅書》的創作。」(360頁)榮格認為,從衛禮賢那兒收到這本書本身就是個共時性事件,讓他再一次與中國文化產生直接的連結。他進一步地藉由連結到先前出現徵兆的利物浦之夢(1927年),將一切轉換加以脈絡化。在這夢中他到了一個地方:

……城市各個不同區域以廣場為中心呈放射狀分佈。中央是個圓形水池,其中心則是個小島。當一切都因雨、霧、煙而被遮蔽,燈光也昏暗朦朧之際,唯有小島卻被陽光映照得耀眼奪目。島上獨聳一棵木蘭樹,紅花綻放如雨瀑。這棵樹彷彿矗立在陽光中,同時又像就是光源所在。我的同伴談論著惡劣的天氣,卻顯然地沒見到這棵樹。他們提到另一位住在利物浦的瑞士人,對他竟然一直住在這兒感到訝異。我神馳於花樹之美以及陽光照耀的小島,心想,「我很清楚他為何長居於此。」然後就醒了。(1963年,360頁)

就榮格自己對這個夢的看法而言,他將「利物浦」(Liverpool)理解為生命之池。透過這個夢,他感到「人生目表已經很明白了……所謂的自性,就是定位與意義的原則與原型」。(出處同前,198到199頁)

檢視他一生的作品,這個擴張了的領悟指出,當時的她已經準備得更周全了,而且是可以「定居於此」(settle here)。事實上,榮格也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從這個夢之後,我不再描畫或圖繪曼陀羅(也就是停止創作《紅書》)……這一切已經花了我幾乎45年的時間,將我所體驗的一切加以提煉進我的科學作品裡,同時加以寫下來……我這些作品,是多少有點成就,將這個熾熱的東西在這世界的當代圖像中加以具體化。(出處同前,199頁)

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紅書》的編輯沙姆達沙尼(Shamdasani)的話語中。他指出:「在回顧中,榮格把《紅書》描述為一個將一切事物重組來揭露顯現的企圖。他曾希望自己可因這努力而獲得解放,但卻發覺沒有。他於是明瞭自己必須回歸到人性的這一邊,以及回歸科學。他必須透過內省才能得到答案」(Jung, 2009, 219) 。

雖然沙姆達沙尼確實有一個地方連結到共時性,卻也只是提到1913和1914這兩年所見到的一切的重要性。關於這一點,可能會遺漏了榮格共時性概念真實的、原始的構想。如同本書第一章中所討論的,榮格在他1928年有關夢的研討課中開始使用這個詞。榮格在其中一次研討課中,因為許多夢與圖像自然地匯聚在一起,在熱烈討論後,他大膽提出這個概念。接著於1930年,在衛禮賢追思會上,榮格第一次公開使用共時性這個詞。就這些事實,我認為,很明確地,榮格整理說明這個新論題的能力,名符其實地提供了一個新的、科學的原則,促使他超越個人式預言的限制,將他從《紅書》創作的工作困境釋放出來。共時性儘管是個激進再看見修正(re-visioned)的科學觀,作為一個經得起科學檢驗且具預言式遠景的企圖而言,我認為這就是榮格得以離開《紅書》的世界,把他的經驗轉化進入面對真實世界的理由。榮格不只在文化裡持續嘗試做出從神學的轉化到心理學的立場,我想他也一直試圖提出一個科學願景。這在我最近一篇論文裡有所討論(2011)。

讀者們不妨繼續這條思考路線,且在沉寂多年後,現在可以一窺《紅書》的面貌。本書具有引人入勝之處,且以其驚人的銷售量,代表它在歷史階段中有著這個時代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它的部分是我們宇宙新的整體性觀點的突現。我很幸運,大約在此同時,有這本符合現時需求的討論共時性的書本出版,提出這個議題的相關題材以及我所採取的研究途徑,看來本書也極為切合時機。而且,像這樣轉譯為中文來看,似乎也是在最能掌握這個思想的文化所在地,是一次這些理念得以綻放的特別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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