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童年：性侵害加害者相關的精神分析觀點》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在探討一個能夠把系統論、認知行為論及心理動力論中的元素等整合起來的取向。因為較不強調「客觀」（objective）現實的解釋，而更強調理論所展現的信念系統功能性及相關性，或許可視之為「後現代」（post-modern）取向，此一觀點的核心在於觀察者的位置及對臨床問題的參與。兒童精神病學接受新的哲學思想，如提米米（Timimi, 2002）請大家放棄腦海中的理論框架，改採開放態度面對兒童、家庭的故事。在之後的章節，我將詳細介紹個案史，這些個案史解構了「青少年加害人」（young abuser）的形象。在本章稍後較短的分享中，我盡力提供關於青少年與其治療師之間的互動實例，以呈現一些使雙方達到目前成效的影響力。

欺凌與被欺凌

青少年施虐者可能覺得是被迫來參加諮商，尤其是在治療初期或評估階段。然而， 隨著移情現象開始萌芽與發展， 治療過程中也可能萌生被迫的感覺。

賀森，14歲，身形較同齡的孩子大，強迫7歲妹妹性交，似乎只發生一次，因為妹妹讓媽媽看到她流血了。警察對賀森加以訓誡，並將他帶離原生家庭。他曾因難民身分在幼年經歷與家人分開，對被收容安置非常苦惱。他本身似無受虐史，很快就變得傲慢且威脅安置社工。我受託來評估他可否返家，以及能否藉心理治療來幫助他。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憤恨不平地抱怨，控訴他是如何只犯一次的錯誤就遭到嚴厲懲罰，他承認那行為很不好，保證絕不再犯。他問：「為什麼沒有人相信我？要怎麼做才能說服別人？這非常不公平！」顯然，他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當我問他是不是認為自己所受到的傷害比妹妹還來的大，他怒目直視瞪著我，我以為他要打我，我又問他是否覺得我在指責他，他回答是並認為我在諷刺他，接著又說他知道做錯了，但就是不明白事情為何會發生。

我們開始討論細節，不是針對「為何會發生」，而是事情是如何演變至此。這兩句話雖簡單，但卻有關鍵性的不同，而且我發現反覆強調其中的不同對治療有幫助。第一個問句是個案常常無法回答的，至少在治療的早期階段，而第二個則可提供有用的脈絡信息，也就能夠透露性侵害行為的意涵。賀森顯露威脅表情，我聽說他對社工非常有攻擊性，他稍微能夠連結到對父親的恐懼，但更深層的恐懼是來自過去遭到遺棄和未受保護的事件，雖然這些事件看似影響他父母更甚於他自己。這個過程當然不很平順，因為有時他會認為我在攻擊他，立刻就出現攻擊態度，這個現象和他曾怨忿地承受被父母拒絕的創傷略有關聯。他發現他的專橫態度，也就是因為害怕表現脆弱，而對自己需求一意孤行與侵害妹妹有關。因此他性侵害妹妹，不再是一個獨立、難以理解的事件，而是一件可以承認，甚至可以使他的性格改變的東西。不同部分的他可以對話（詳如前述之創傷成型系統），是建立在他對治療師的移情上，認為治療師代表著遺棄（也就因此欺凌）的父母形象。

我建議在他願意接受並執行治療課程之前不應返家，他非常不能接受。這使我們重新回到潛在的虐待關係中，我被視為逼迫他就範的人。然而，數月後他才明白到，我也能聽到他在人際上、思想上及性議題上內心匱乏的痛苦感受。當外在的合法權威約束並抑制了他內心的霸凌者時，他受到欺負的自我也獲得了承認。

雖然治療得以進行，最終也有好結果，然而初期階段拒絕觸及防衛機轉時敵意的火花，在其他結果並不理想的案例中也不少見。拒絕是施虐者第一道防衛，可見於不同的形式及程度，卻總是建構出欺凌卅受害模式。治療師馬上就面對抉擇，是該接受其對責任的規避或將責任化為最小，讓個案認為已經成功使治療師轉為中立；抑或繼續挑戰個案，成為個案眼中的壓迫者。這兩難困境無法完全避免，藉由傳統精神分析技巧中治療師的「中立」（neutrality），或除了治療之外不與機構接觸的方式當然更無法避免。移情作用絕對會使欺凌卅受害這種基本的成對模式，在治療關係中以任一種方式發揮出來。

瑞克，11歲，治療時有個階段老是大搖大擺地走進會談室，將沾滿泥巴的鞋子直接掛在我桌上，當他忽視我要求他不要這樣做時，我覺得相當無力，並說出當下的感受，就好像他受到侵害時一樣，沒人幫助他、沒人聽到他。他對此感到氣憤，因為他堅持我不應該提到有關侵害的事（我的詮釋實際上已成為一種侵害的形式）。他更進一步測試我的包容力，離開會談室並躲在診所的角落。在督導的協助下，我逐漸發現，這些挑釁行為會在因護送安排不足下導致會談暫停或延後時發生。我替他詮釋：他本應該穩定且準時地來治療，而當事情出錯時，或許會覺得無力，也或許他會對我未確認戒護安排而生氣，如此詮釋有助於讓他平靜，並重新建立我們在治療中溝通的管道。

當受到攻擊時，人人都會被反擊的念頭給引誘，而治療師則是以詮釋來防衛。這些青少年的過去經驗，讓他們很熟練教老師、機構社工或其他照顧者手忙腳亂，以致於複製虐待關係（sado-masochistic partnership）的形式。治療師的工作不是避免這種衝突，而是希望能以與孩子先前所經歷的不同方法來面對。平等權的原則須傳達給兒童或青少年，不是為了表示地位的平等，因為這是錯誤的，而是一種相互尊重的感覺。隨著時間，這些青少年所經驗到的，將減緩過去的委屈和無力感。

治療關係的界線

在快放暑假前，大衛（15歲，身形相較同齡者略小）拿著午餐躲在沙發下，得意地說：「你抓不到我！」他嘴上咬著巧克力，對我嘲笑說：「比男孩的陰莖好吃。」我說他將離開我一陣子，去尋求東西來填補空缺，或許是巧克力，也或許是男孩的陰莖。他從沙發下出來，認真地說寄宿學校裡的一個男孩讓他覺得擔心，因為那男孩疑似在跟他調情，「他不停地邀請我跟他一起去樹林裡。」

隨著他透露更多，我逐漸擔心這事已超出治療界線，因此告訴他，他的社工需要知道這事。大衛抗議並表示他多希望沒有告訴我，這事是一個謊言，是被過度誇大的，那個男孩會打他，他之後就不得不經歷「可怕的警察問訊」，他會被踢出學校等。他懇求我不要告訴其他人，但我向他解釋為什麼我認為這事需要有別人知道。他威脅從現在開始拒絕治療，並憤然離開。我在一星期內就告訴社工，社工處理了此事。之後，大衛同意讓人帶他來參加下一次的治療，並承認他的確需要成人的協助，以免陷入他不想要的性情境中。

截至目前的治療，大衛已形成一種對他很重要的依附關係，這是他第二次長時間地中斷會談，他以穩定的速度與我保持距離，並躲在沙發下自成一世界。我覺得被他排斥，對他為了可以把什麼東西放進嘴裡得意感到反感，如果可以幾周不用看到他，我反而覺得輕鬆。當他說出有男孩想要帶他去樹林裡做愛時，我們可以說這是他用來抵禦被這個「樹林」（Woods，譯按：Woods為本書作者之姓）遺棄的感覺，將分離轉化為性邀約。當我告訴他我們必須遵從外在現實（external reality）時，也就是實質上拒絕了他，他嘗試扭轉情境，離開治療室或威脅要拒絕我，當下我成為被遺棄的那一個。

治療師在治療室外處理他的擔憂，難道不應該在治療關係裡藉由解讀大衛話語中的意涵處理？這是個好問題。大衛對我生氣及被背叛感，似乎意味著該議題應留在治療室中處理。另一方面，大衛在治療初期已被告知保密協議的侷限，亦即如果有涉及兒童保護議題將會告知社工。當他告訴我疑似將遭受侵害時，這可能是他不自覺地希望能夠動員身邊的成人，來提供他所需要的掌握感。同時，他藉此創造一個情境，相較於先前在沙發底下自我封閉的世界，他在這個情境中可以較直接地表達對我離開他所感覺到的憤怒。

前一章所提關於精神分析治療的修正，是可改變扭曲的治療關係，這種扭曲關係會濫用隱私和保密原則，形成使施虐現象在某些家庭或機構中能夠繼續存在的祕密性（所謂機構，是指如大衛被趕出家後，再度遭受虐待的兒童之家）。治療的相對開放的作用，就如同外化對話扭轉「創傷成型系統」固著又緊密角色的方式一樣（Bentovim, 1995）。假使治療師未準備好，又不知該如何回應，這次事件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結果，我會被捲入重複的虐待和遺棄情境，而導致極大的焦慮；如果不採取行動，將是對大衛的另一次遺棄，遺棄在不正當性行為的曖昧慰藉中。

當然，治療的限制和界線這個主題遠比上述情境來的更普遍常見，也包含更多來自青少年測試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