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尋常的治療：催眠大師米爾頓•艾瑞克森的策略療法》

此艾瑞克森非彼艾瑞克森

　　這可以說是一個「朝聖」之旅。我們從舊金山「跋涉千哩」，一路開車到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來參加這數年一度的艾瑞克森催眠治療大會。這位艾瑞克森，全名為米爾頓•海藍•艾瑞克森（Milton Hyland Erickson；1901-1980），與我們或許比較熟知的艾力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全無關聯。後者的父親是一位丹麥人，在他未出生前即遺棄了他的猶太裔母親。艾力克成長於猶太家庭，多年後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原為居無定所的畫家，流浪至維也納後開始結識精神分析圈裡的人，從而自安娜•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女兒；兒童精神分析始祖）接受完整的精神分析訓練。如同許多那一代的精神分析師（以及科學家、哲學家），他在1933年納粹黨得勢後移居美國，從此開展其一生輝煌的學術生涯。我們目前習見的許多心理學概念，諸如「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八階段的人生成長過程，都是他首先提出的。他的傳世之作，還包括《年輕時代的馬丁路德》（Young Man Luther）與《甘地的真理──非暴力抗爭的起源》（Gandhi's Truth-The Origin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米爾頓•艾瑞克森則是一位十足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顧名思義，他的父親自然是北歐人的後裔（他自認是好勇鬥狠、敢於冒險犯難的維京人 [Vikings] 的後代）。他的母親則有美洲印地安人的血統。他出生在內華達州東部一個現已荒棄的礦場臨時搭建的泥地小木屋裡（這小木屋依山壁而建，其實只有三面牆）。到了他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才終於告別其淘金的夢想，舉家遷回威斯康辛州，在遠離城鎮的荒村野地經營一個小農場。鄉村學校師資不足、圖書匱乏，米爾頓從小色盲、五音不全（tone deaf）、缺乏韻律感、又有閱讀障礙（dyslexia），原本打算中學畢業就跟父親在農場工作，不料在十七歲時生了一場幾乎奪命的大病，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註一
　　他患的是當時幾乎每年都會大流行的「小兒麻痺症」（poliomyelitis）。也許因為生長在鄉間，他童年時顯然未受感染。小兒麻痺症病毒雖然對孩童已是嚴重的威脅，但感染者多數能夠康復而終生免疫。僅有少數（但已是可怕的少數）因侵及神經系統而導致殘廢或死亡。年紀愈大，「麻痺」乃至死亡的機率愈高。米爾頓病情險惡，最嚴重時全身上下只剩下眼球的肌肉還聽指揮。有一晚，三位醫師（兩位由芝加哥趕來）共同會診，一致同意，在米爾頓床前告訴他的父母，他不可能活過當晚。米爾頓憤怒可知，卻無從表達。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讓他母親明白，他要他們把衣櫃從床前移開。當時他們以為他已神智不清、胡言亂語，許久之後才知道，原來他決心至少要活到次日，看完最後一眼落日。
　　他的「小兒麻痺症」剝奪了他的肌肉功能，讓他無法以語言、表情或肢體溝通。他唯一能做的「消遣」，就只是「眼觀耳聞」。時日一久，他發現所有人都常不免言行不一致。他們未必有意欺騙隱瞞，而更常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或更有甚之者，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在漫長的復原過程中，他逐步「學習」如何運用每一條肌肉、執行每一個動作，這才發現，原來一向想都不想，「輕而易舉」的動作，「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是如此地複雜、如此地耗盡心力。這個經驗讓他深刻體會，比起意識思考層面，儲藏在潛意識的知識、能力、傾向、喜惡，是如何地豐富與不容忽視。
　　劫後餘生，艾瑞克森深切體會人生難得、分秒必爭。在剛可以下床，走路還搖搖晃晃的時候，他用他的積蓄買了一艘獨木舟，帶著剩下的幾塊錢，漂流千里。幾個月後倦遊歸來，他不但積蓄稍有增加，也已經可以扶著拐杖走路。但是他當然已經不再是農夫的材料了。既然這一生必須繼續與疾病及其後遺症奮鬥，那麼就去當醫生吧！他大概是懷著這樣的心情進入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的。

艾瑞克森醫師如何變成催眠大師

　　艾瑞克森日後常會提到，他的這一場大病，乃至其他如色盲等的「缺點」，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註二或許這中間難免也有酸葡萄或 「打腫臉充胖子」的成分，但是他這場病的確引發了他對個人的行為、動機，以及人際溝通、互動的興趣。所以他一進大學就開始兼修心理學。無巧不巧，克拉克•侯爾（Clark Hull），那個時代研究催眠現象最有成就的心理學家，就在威斯康辛大學。艾瑞克森勤奮學習，不僅很快就掌握了催眠術的訣竅，而且深受乃師科學家精神的影響，細心觀察、實事求是。1927年他從醫學院畢業後，輾轉任職於數家公立精神科療養院，後來又在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兼任教職，直到1948年以教授身分「退休」，舉家搬到氣候宜人的亞利桑那州鳳凰城。二十年間，他利用各種機會，將催眠術應用於各色各樣的無數病患（乃至親朋好友）身上， 方法愈來愈得心應手，技巧愈來愈靈活成熟。但是因為醫學界、學術界一般對催眠治療的疑慮與排斥，他基本上保持低調，避免「樹大招風」。
　　艾瑞克森日後之所以成名，原初來自他與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的關係。1939年，時已名震寰宇的人類學家米德，由峇里島帶回大批島人「神靈附身」、進入恍惚狀態（trance）的影片，風聞艾瑞克森在這方面學有專長，開始與之聯繫。合作計劃雖因二次世界大戰而中斷，艾瑞克森卻因而應邀參與國防部篩選新兵的工作，而與米德其時的丈夫葛雷格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結識。戰後貝特森遷居加州史丹佛，與米德漸行漸遠，終至離異。貝特森其時事業漸至巔峰，研究病患人際關係，首創 「兩難處境」（double bind）及「精神分裂症母親」(schizophrenogenic mother）等概念（後者後來被發現是倒因為果的錯誤理論）。為了了解心理治療的療效因素，他物色了一批野心勃勃也極為優秀的年輕學者及研究助理，長期觀察、記錄、分析全美最優秀的幾位心理治療師與病人的互動。而艾瑞克森就正是他鎖定的其中一位。
　　這些年輕人很快就迷上艾瑞克森。與多數治療師不同，他犀利、明快、風趣，又常捉摸不定、不按牌理出牌。他們更深深佩服艾瑞克森儘管行動不便、不時為身體四處的病痛所糾纏，卻幾乎無時無刻那樣地精神飽滿、笑顏逐開。這些年輕人每個月在美西海岸與沙漠中的人造綠洲（鳳凰城）之間，往返數日，終年不疲。他們未必曾給貝特森的問題找出什麼特別的答案，卻一個個成了艾瑞克森的信徒。他們親眼見證艾瑞克森的魅力，但卻捉摸不定這魅力背後的道理。於是他們各自發展他們的詮釋，時或爭論不休，但更常相互印證。三十年間，他們將艾瑞克森的想法、做法系統化、合理化，但也常將之罩上神祕的光環。藉著三、五年一次的催眠治療大會及心理治療演化大會（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 Conferences），以及種種訓練課程，艾瑞克森式的心理治療與催眠治療逐漸廣為人知，蔚為風氣。而當年的學生，如今也多已成為成熟的治療師與能言善道的導師，在全美乃至全球各地傳播艾瑞克森的治療方式。艾瑞克森由是而聲名遠播，歷久不衰。

催眠現象與近代精神醫學的源起

　　然而艾瑞克森的影響，卻一直徘徊於精神醫學主流門牆之外。這當然有種種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其實可以說是精神醫學與催眠術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淵源。註三近代精神醫學以及臨床心理學原初的發展，與催眠現象關係深厚。但是這些相關學科在力求「科學化」的過程中，卻常不得不試圖與催眠術劃清界線。流風所至，精神醫學家提到催眠術，常陷於「談虎色變」，其實也可以說是矯枉過正。
　「催眠術」為近代醫學所注目，始於德裔醫師麥斯莫（Franz Mesmer；1734-1815）。其時西方學者正興起一陣研究電磁現象的熱潮（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1705-1790]，美國開國元勳之一，正是其中的翹楚）。麥斯莫「發現」磁鐵可以治癒種種疑難雜症，包括精神疾病。他由此發展出「動物磁場」（animal magnetism）的理論，主張人與其他動物體內都有循環不息的、「動物性」的電磁流。這電磁流的流動如果不順暢，就成為萬病之源。他隨後發現，他並不需依靠磁鐵。他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凝視與觸摸的方法，比磁鐵還有效。他由此名聲遠播，門庭若巿，驚動了政要權貴。學界大老輪番調查之後，斷定他是江湖郎中，治療效果純粹是病人的想像。他被奧地利及法國驅逐出境，潦倒餘生，但是他的動物磁場理論卻持續盛行，「麥斯莫現象」（mesmerism）一詞也沿用至今，成為英文中的常用語。
　　麥斯莫身後百餘年，天才橫溢的沙考（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現代神經科學的奠基人之一，長年被日益增多的歇斯底里（hysteria）病患層出不窮的症狀逼得幾乎要發瘋，不得不權且試用類似麥斯莫的治療方法，居然發現百試百驗。不僅如此，他還可以隨時讓她們（多半是一些初到巴黎的鄉下姑娘）的症狀再現，甚或隨他的指令出現其他的症狀：昏倒、肌肉麻痺、眼瞎耳聾、疼痛感消失等等，不一而足。全世界的專家學者蜂湧而至，競觀「奇蹟」。受到這麼多注意，村姑們愈來愈「得心應手、收放自如」。沙考的目的，原初或不在治療，而是要向學界證明歇斯底里並不源於神經系統的缺損。但是觀眾之中，有人開始思考歇斯底里的心理機轉，其中之一，正是當時正在巴黎留學的佛洛伊德。「潛意識」的概念，也大約自此萌芽。稍早之前，佛洛伊德已知道他的恩師布雷爾（Josef Breuer；1842-1925）也開始在使用類似的方法治療那些在禮教嚴謹、性生活極度壓抑的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環境裡長大的女孩。精神分析術臨床應用的第一個個案安娜•歐（Anna O.，真名Bertha Pappenheim[1859-1936]，後來成為知名的社工師及女性主義推手），原是布雷爾的病人。她多次接受催眠治療，正當這兩位醫師眼看她的症狀一一消除，認為她已完全痊癒的時候，她忽然宣稱她肚子裡懷著布雷爾的小孩。布雷爾震驚之餘，再也不敢碰催眠術與歇斯底里症病人。佛洛伊德反其道而行，把這個病例寫成一本結構嚴謹、文辭優雅的書，探討歇斯底里症病人症狀的潛意識背景，及催眠術背後的暗示作用。
　　其後數年，佛洛伊德逐漸成為歇斯底里症的權威。他的病人在催眠狀態下異口同聲，描述她們童年時受性侵害的情境（罪魁通常是父親）。佛洛伊德原初相信這就是歇斯底里症的病因，後來發現並非人人如此時，轉而相信這類記憶都是「戀父情結」的表現，而正是催眠術的強烈暗示作用造成了這種誤導的記憶，他從而揚棄催眠術。流風所及，此後精神分析師及心理治療師多視催眠術為旁門左道，敬而遠之。精神醫學者在論及催眠現象時，大抵將之視為疾病（如歇斯底里、人格解離、多重人格）的誘因，鮮少提及其療效。

艾瑞克森的催眠治療術

　　與此相較，艾瑞克森對催眠現象的看法則是非常正面的。遠在「潛能開發」成為常見用語之前數十年，他就已堅信潛意識不是洪水猛獸，而可以、也應該是珍貴的寶藏。催眠現象有其普及性，而暗示作用則應是治療師乃至所有醫療人員必須妥為運用的利器。他也十分強調，病人之所以能改變，其主要源頭並非治療師，而是他本身已具有改變的潛能與意願。治療之目的與教育及子女的養育類似，在於幫助他人體會、開展他原有的良知良能。
　　學理依據之外，他所以會有這樣的信念，自然與他個人的人生經驗息息相關。他從不諱言他從小就常有類似催眠或恍惚狀態的體驗。他常與他的學生提到，從懂事以來他就常在沒有預料到的情況下，靈光一閃，「看到」多年一直困擾他的難題（例如閱讀障礙）的答案。而最鮮明的例子，則是在他十七歲瀕死的那一天，堅持要看最後一次日落。如願之後，他昏迷三天三夜，回魂時問他家人的第一個問題是院子裡的大樹和圍牆哪裡去了。這才發現，他在昏迷之前的最後一刻，魂牽夢繫的只是要看最後一眼日落，把其他的東西都抹殺得乾乾淨淨。他也常說自己看病人的時候，常會「出神」，進入恍惚狀態，而且相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會是最有效的治療者。
　　但是催眠與心理治療師所在多有，艾瑞克森為何晚近這幾十年在美國特別走紅呢？最有可能的是，他是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他的行事風格，非常符合美國精神。與歐陸的催眠及心理治療學者不同，他看到的、注重的，是催眠與暗示現象的光明面，不是其黑暗面。他無可救藥地、也可能常是不切實際地樂觀。反映美國式的民主及對個人獨立的尊重，他的催眠與暗示，常是「間接」的、漸進的、若隱若現的。與傳統催眠師慣用的命令式語氣不同，他會說諸如「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閉上眼睛、你可以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你可以放鬆、你可以很容易進入恍惚狀態」，而不是「你的眼皮愈來愈重了，你聽我從十數到一，你就進入催眠狀態了」。
　　但是間接與委婉，並不表示他沒有說服力、影響力。間接的暗示常是更有效、更「無孔不入」，也可能是更可怕的。因此傑•海利 （Jay Haley；1923-2007），他的得意門生，會說類似這樣的話：幸好艾瑞克森是個絕對善良的人，不然他可能會比末代沙皇的妖僧拉斯普京（Grigori Rasputin；1869-1916）更具破壞性。
　　除此之外，他的善用幽默、愛惡作劇、寧可說故事而不講教條的治療與教學方式，也在在反映出他身上的美國精神。因此有人稱他為精神醫學界的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6-1910）。他觀察細微，善用病人的語言，也常主動出擊、逆向操作，用出人意表、令人困惑的對話來引導、轉移病人意識上的注意力，從而讓病人的潛意識更不設防，更容易接受暗示。凡此種種，讓他獨樹一格、旗幟鮮明，也對晚近心理治療的理論及臨床應用有莫大的貢獻。

「催眠現象」的普世性

　　催眠及相關現象及其應用，是否如艾瑞克森所說的，是與生俱來、普遍存在的呢？證諸大量來自人類學、文化精神醫學的文獻，答案應該是很確定的。「催眠」這個名詞，其實並不確切，因為被催眠的人，並沒有睡著。催眠現象與睡眠無關，而是意識狀態變化（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簡稱ASC）的一種特殊形式。英國生物醫學先驅威廉•沙贛（William Sargant；1907-1988）在其名作《心靈爭戰》（Battle for the Mind）註四裡，回憶他在非洲旁觀部落「狂歡」祭神時，聽著延綿不絕的鼓聲，看著族人一個一個「起乩」，差點就「忘了自己」，跳進舞圈，共享那「恍惚狀態」。在同一本書，他也詳述美以美教派（Methodists）創始人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狂熱」的傳教方式（沙贛的父親正是一位美以美教會的牧師），以及專制政權的「洗腦」（brainwashing）技巧，指出他們之間的許多共同點。傑隆•法蘭克（Jerome Frank；1910-2005）在其傳世之作《說服與療癒》（Persuasion and Healing）註五中更詳盡地比較洗腦、宗教療癒（如法國西南小鎮盧德 [Lourdes] 聖水的神奇效果）與心理治療的過程。臺灣的例子，自然就更常見了。幾乎每一間廟宇都會有一個以上的乩童。就如艾瑞克森，他們必須先經由傳統儀式進入恍惚狀態，「神明附身」，才真能為人治病。其他的例子，如牽亡、碟仙、靜坐、冥想、氣功，也都是ASC的表現。如文榮光所說，ASC是人類中樞神經系統正常精神生理機能的一部分；自古以來人類運用與ASC有關的儀式來實現社會、宗教與醫療的目的。註六
　　如果說ASC的確是每個人的「良知良能」，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樣的本能呢？或許這也是人類演化的結果。人類開始有清楚的「自我意識」，可能大約在十萬年前。能夠感覺自我的存在，不管這感覺是真是假，對當時才剛出現的「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感覺「當下」的自已，我們才有可能想像未來、籌畫未來。而這神奇的稟賦，讓我們遠古的先人能在眾多 「原人」（hominoids）中脫穎而出，終而成為這個地球的主宰。
　　但是這個「稟賦」不是沒有代價的。在想像未來的同時，我們同時也難逃被未來的不確定性所困擾。天災人禍，隨時有可能發生。當下的存在，包含了未來不再存在（死亡）的意涵。一時的恐懼變成無邊無際的憂慮。我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自我意識」也帶來了無盡的疏離感。我們時時感覺自己與他人的分隔，不得不永遠不停地猜測周遭的人的動機。我們也不再自然地「與天地混同」。就象徵的意義而言，這其實就是亞當與夏娃的「失樂園」。
　　為了重返伊甸園，或回到「無生老母」身旁，我們需要時或脫離自我、拋開獨立存在的意識。自古以來，人們用種種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沉浸於親情、沉迷於工作或嗜好、爭權奪位、累積財富、甚或以酒精及種種藥物來麻醉自己。但是最直接了當、也可能最具成效的，其實應該就是想方設法，使自己能時或進入這奇妙的ASC世界。在這個不同的世界裡，個人暫時放開自我、與天地、神明、或「可以依靠」的他人（例如催眠師）融合。這麼說來，雖然我們還不知道，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這進入ASC的能力從何而來（就如我們對自我意識的演化淵源及其神經系統機轉也所知有限），但是這種現象的重要性與普世性，則應是無庸置疑的。
　　艾瑞克森晚年，信徒日增。不幸他的「小兒麻痺後遺症」日益嚴重，終至寸步難行，不得不借重於輪椅。他雖然「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或許也會有他的極限吧！他愈來愈常對學生和病人說：「你就先去爬番婦峰（Squaw Peak）吧！」許多人就真的花一、兩個小時爬到山頂。而在這過程中，他們忽然就「頓悟」了。這似乎頗具禪機的一句話，被他的徒子徒孫們反覆引用、反覆詮釋，似乎愈來愈玄了。但是這山峰究竟代表什麼意義，恐怕也只能由每個人去親身體會吧！（本文原刊載於《當代醫學》二○一二年二月號「受傷的醫者」專欄，經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