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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緣起 亞隆：我姐夫考進喬治華盛頓大學，隨後直升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後來成為一位很棒的醫生。我當時覺得，如果喬治華盛頓大學對他來說是好的選擇，那對我來說也應該是，所以除了這間大學外，我沒有申請別的學校。高中時我的成績很優秀，總是全班前五名，因此拿到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獎學金，其中包括幫我支付每年三百美元的學費。所以，不管從哪種意義上來看，我身邊從沒有出現過引導我的老師。
唸大學時，我仍是個默默無聞的學生，和任何老師都沒有私下往來。期間我只有一次成績得B (德語課），其他每門功課都得A，而且還領先其他同學，例如第二名的分數是八十或九十，我的分數卻是九十九。我的成績之所以這麼好，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個對學習著迷的學生，一用功起來簡直像魔鬼一樣瘋狂。而且就像前面說的，我要求自己必須在每項科目上都得A，那樣就沒有人能阻止我進入醫學院了。
大學三年下來，我的平均學分成績將近4.0。我申請了二十所醫學院，其中十九所婉拒，但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錄取了我。
進入醫學院的第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瑪瑞琳當時正在法國進行為期一年的修學旅行，而我非常想念她，與此同時，學業的壓力與焦慮的情緒讓我感到不堪負荷。為了離瑪瑞琳就讀的衛斯理女子學院（在波士頓）近一點，我轉到波士頓大學。
隨後，我在醫學院開始修讀精神醫學課程，這讓我的生活開始變得不一樣。每個學生都被指定治療一個病人，而且要輪流向嚴格的教員團做案例報告，教員團由大約二十至二十五名分析師組成，他們大多來自波士頓精神分析學院。
朱瑟琳：那是你第一次做案例報告嗎？
亞隆：對，我非常緊張。我清楚地記得我的病人是誰──她一頭紅髮、臉上有雀斑，比我大幾歲。我和她進行了八週的面談（醫科學生實習的時間長度）。初次和她面談時，她告訴我她是同性戀，這可不是個好的開始，當時我不知道什麼是女同性戀，以前聽都沒聽過。
我很快就決定，要「真正地」和她建立關係，唯一的方式就是讓自己誠實，因此我坦誠相告，對她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女同性戀，請她告訴我。經過八週的面談後，我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而她也是我向教員團做案例報告的患者。
這時我已經參加過幾次會議，它們讓人感到備受折磨。會議上，每位分析師都會使用大量浮誇的、繁瑣的陳述套路，試圖藉此表示自己比其他人厲害，但對那些被無情的批評壓垮的學生，卻不怎麼同情。而我只是站起來，像講故事一樣談論我的病人，甚至沒有拿著小抄！我描述和病人見面的情形、她的樣子及表現、我對她的感覺、治療的進展情況、我向她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無知並向她請教，以及我表示對她講的東西很感興趣、她開始信任我。我盡我所能去幫助她，儘管我沒有多少招數可安慰她。
我説完後，現場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這讓我覺得很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件對我來說十分容易而且又自然的事情。然後，這群精神分析師一個接一個對我的報告做出評價，儘管他們還是忍不住彼此爭個高下，說些諸如此類的話：「嗯，這個報告一目了然，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們沒有什麼意見。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案例，顯示了一種令人吃驚的、親密的關係。」
但我當時所做的，只是講了一個故事！這對我來說非常自然，毫不費力，然而這是一個讓我大開眼界的體驗：就在那個時刻、那樣的情景下，我找到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
對亞隆來說，這是一個讓他找到人生方向的時刻。每次想起、提到這件事，他都為之深深動容。某種意義上來說，從那時起，他的工作就是講故事──講關於他身為治療師與人相遇的故事、關於他指導我們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的故事。當他試圖在生命最深處與人相遇的時候、當他要與他人建立具有醫治意義的關係時，他依然保持謙遜，讓人們來教他如何真正地瞭解他們。
那次的經驗也向亞隆指明了一條路，讓他走出求學期間那種被埋沒、無視的失落。過去，雖然他在學業上獲得優秀的成績，但無人慧眼獨具地看見他擁有某種獨特的天賦，而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然而就在那一刻，他生平第一次得到人們的認同，因為他做了一件他的老師們過去從未見過的事。
朱瑟琳：是什麼樣的勇氣，讓你能夠那樣做？
亞隆：現在想起來，那並不是什麼勇氣。這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我當時別無選擇──輪到我做案例報告，而我做案例報告的方式就是那樣。此後，每當我做案例報告，不管是實習教學或課堂講課，我都能讓聽眾全神貫注，我一直擁有這種能力。
朱瑟琳：可以說，當你向分析師們做案例報告時，他們都沉默下來，是因為再也不能用習慣的方式回應，而且用來一爭高下的模式也失效了。那時，你感覺到他們認為你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相當重要的事情，是嗎？
亞隆：沒錯，就是這樣。這件事發生在幾十年前，若現在讓我來解釋的話，我想到當時我講述的是一個精神病治療案例，用的卻是完全不同領域的方式來陳述，那是文學的、敘事的方式，而這超出了分析師們的專業範圍。他們習慣使用的專業術語、闡釋系統和我講的故事沒什麼關聯。當然，這只是我的看法，我真想回到過去，瞭解他們當時到底是怎麼想的。
朱瑟琳：講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種，包括一般的案例報告也是一種，但你卻用與眾不同的方式來説。
亞隆：我不懂如何説故事，或者說，我對從技術角度來研究如何講故事一竅不通，但我懂得怎麼安排故事材料，進而創造出戲劇效果。
朱瑟琳：而且你也在故事裡面。
亞隆：對，我也在故事裡面。我講到我是怎樣跟她會面的、對她是同性戀這一點又是怎樣的一無所知，我講到自己的困窘，猜測她對一個承認自己對她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懂的分析師談話會是怎樣的感覺？她可能擔心我是否接納她，並感覺我好像代表精神治療的世界跟她接觸，向她顯示這個世界對她一無所知，並且可能用某種方式排斥她。
朱瑟琳：你沒有批判她、沒有從病理的角度來看她，也沒有做其他類似的事情。事實上，你用很人性的方式和她建立關係。
亞隆：是的，確實如此。我沒有排斥她，恰恰相反，我向她坦承自己的無知，而這讓我們變得很親近，這是一種在誠實中鑄造起來的關係。
朱瑟琳：與此相對的是，從精神醫學或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她會被診斷為有症狀或病理的患者。
亞隆：沒錯，我非常討厭對案例只做狹隘的病理分析的理論模式。
朱瑟琳：你提到書籍變成你藉以逃避的方法，我們沿著這個話題談到你在逃避什麼、談到交替轉換的世界，以及你往返於交替轉換世界間的感覺。但這裡面似乎還有其他東西──你想瞭解人是怎麼一回事？
亞隆：是的，我不能否認這一點。在華盛頓特區公共圖書館的一樓，有一個陳列許多傳記的大書架深深吸引我。我從作者名字以A開頭的書開始，讀了各種有趣、奇異的傳記。在名字以A開頭的書中，我讀了亞歷山大大帝，以B開頭的傳記中，我讀了最偉大的鬥牛士貝爾蒙多（Belmondo），以C開頭的傳記中是泰．柯布(Ty Cobb)和羅馬皇帝康斯坦丁，以G開頭的傳記則是被稱為「華爾街女巫」的韓蒂．葛琳(Hetty Green)，她是個吝嗇鬼，卻成為華爾街股票投資市場上的百萬富翁。我就這樣從頭到尾，按照字母順序隨機性地閱讀傳記。
回想起來，正如妳所說，我是在尋找一條途徑，去瞭解人是怎麼一回事和怎樣讓自己走出隔離區。在我周圍有一大群親戚和同伴，他們無知，雖然不笨卻缺乏教育，因為他們都不讀書。我從未看到他們中有任何人讀過一本書，或說點有品味的話，或出於興趣去看一場電影。我也從沒看過我父母讀過一本書──我身邊沒有一個人讓我能有所欽慕。
朱瑟琳：回到你在醫學院做案例報告的那個關鍵時刻，我想那確實是個重要的故事，因為那一刻除了讓你感覺被肯定(而這對你非常重要）之外，也是你第一次帶著對人的文學敏銳度，與當時方興未艾的精神分析進行直接對話。
亞隆：唸醫學院時，我開始讀佛洛伊德的書，他是個講故事的大師，雖然沒有因為文學才能獲得諾貝爾獎（儘管獲得多次提名），但也榮獲歌德獎。佛洛伊德很會講故事，我很喜歡讀他説的故事，但不喜歡他在故事的結尾用雜耍式的歪曲，削足適履地把病人套進他的性驅動理論。
當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精神醫學駐院醫師時，遇到幾位指導老師，他們也是很會説故事的人，我對他們充滿敬佩。他們定期做案例報告，其中最棒的是一位名叫奧托．威爾（Otto Will)的精神醫學家，他是説故事的大師！他來到我面前，坐下來，不用任何講稿就開始提起一名五年來接受他治療的年輕病人。他的講述讓我著迷，以至於我總覺得時間過得太快，而同樣令人著迷的，還有一位路易士．黑爾（Louis Hill)。我對他們非常敬仰，巴不得自己成為那樣的人。
朱瑟琳：你敬仰他們，是因為他們説故事的能力，還是因為他們幫助你理解了某些東西？
亞隆：呃，是因為他們非常有人情味。
朱瑟琳：非常有人情味？
亞隆：他們有人情味，因此用充滿人情味的話語説故事，不用任何專業術語，也不用任何方式貶低病人。他們講的是兩個人如何建立關係的故事，而我非常喜歡那樣的故事。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說，心理治療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其中，一個人比另一個人更焦慮一些。
擔任駐院醫師的第三年，我每週五都和懷特洪（John Whitehorn)見面，他是霍普金斯大學精神醫學系主任。我們在醫院觀摩他和病人的面談，他會花上兩、三個小時瞭解病人的生活狀況。他們的生活裡並沒有多少故事可講，然而，如果他們是種植咖啡的農民，他就向他們請教與咖啡有關的事情，例如怎麼種咖啡、咖啡在種植期會如何生長、為什麼把咖啡種在高一點的地方比種在低一點的地方更好等；如果病人是一位研究十六世紀歷史的學者，他會花上幾個小時詢問西班牙艦隊的起源與終結。
有時他進行面談的節奏讓我覺得有些不耐煩──他總那樣從容不迫── 但一次又一次，我驚訝地聽到，病人開始慢慢顯露出其精神病特徵的思維和妄想系統中的多重因素。懷特洪是位智者，他反對流行的精神分析觀念和術語，一次次嘗試建立自己的理論。他運用常識，對每位病人的治療都是從零開始進行探索，並分別瞭解每個病人的故事，而且從不使用一套固定的模式去對待病人。我很贊同他的做法，在這個層面上，懷特洪一直活在我的心裡。
朱瑟琳：讓我們討論一下常識和人本主義好了。你以文學的敏感給還原主義與精神分析領域帶來了人本主義和常識，它們表現為這樣一種能力：理解人們怎樣生活、這樣生活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以及他們與你相遇對他們有何意義。這對整個精神醫學的診斷發展歷程來說──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具有同樣的意義。
所以，你也把這樣的思考方式帶給那些在生活中失去統合感的人，還有那些表面上可以健康生活卻陷入症狀或焦慮的人，甚至你對神經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也不加區分？
亞隆：沒錯，我從不愛那麼做，那會讓我在治療上變得過於蠻幹，因為基本上，有些病人是無法進行真正的溝通的。我們治療的對象大多是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但我會用盡一切方式和他們溝通。
朱瑟琳：你覺得這麼做有效嗎？
亞隆：我突然想起一個病人，我都三十年沒想到她了。她叫做莎拉（Sara），患有緊張型精神分裂症，我每天都會和她進行一次面談。我接受的專業訓練告訴我，緊張型精神分裂症患者雖然對周遭環境漠不關心，卻能回憶起或記住發生的事情。於是，我每次跟她談大約半小時，就像閒聊一樣，我跟她聊我的日常生活，也會說一些我對她的內心活動所做的隨意猜測。她從不回答，雙眼只是空洞地盯著空中。
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她的緊張型精神分裂症開始有所好轉。我問她，這幾個月來我一直過來跟她談話，對她有意義嗎？我說自己其實不太相信這對她有什麼必要，因為她看上去總是心不在焉。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她的回答：「噢，亞隆醫生，在那些日子裡，你就是我用於維繫生命的食糧。」
我非常感動，她讓我明白：要信任這種關係，不必追求立竿見影的反應。
朱瑟琳：你讓自己和他們在一起，以便為他們提供幫助。
亞隆：是的。我盡力讓自己跟他們在一起，以便為他們提供幫助，也盡力從我的經驗裡學習。我個人帶有破除偶像的傾向，我想這導致我沒有從大多數督導身上得到什麼幫助──尤其是那些採用消極的或過於生物學的、診斷性的或公式化治療方法的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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