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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孩子太晚熟，還是一個新階段的誕生？ 「教育部在高雄舉辦全國公私立大學教務主管聯席會議，高教司長黃雯玲表示，大學有責任了解學生『非學習因素』延畢的原因，例如是通識課程不足、必修課被『擋修』等，並提出進一步改善措施，設法協助學生順利畢業；為督促各大學積極解決延畢生人數逐年攀升問題，大學降低延畢生成效將納入明年國立大學績效考評指標。
「教育部會有這樣的宣布，是因為大學生延畢人數再創新高！該學年大學延畢生人數已高達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五人，比前一學年再增加一千五百零三人，已占畢業生比率百分之十六．一七，等於每六名畢業生就有一人延畢，許多大學為改善非合理延畢現象，紛紛提高收費。
「根據教育部統計，大專校院學生延畢人數近十年來逐年上升，從九十八學年度三萬六千三百九十九人、九十九學年度三萬八千二百六十人、一百學年度四萬零三百四十二人，到一○一學年度增加到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又以私立學校所占比率高於公立。
「中山大學教務長劉孟奇表示，根據教育部曾做過的調查發現，因為成績因素延畢的學生頂多只占一成，多數學生是因為想延後入伍準備研究所，或是對就業環境沒有信心，希望延後進入職場而延畢，學校針對延畢生加收學雜費，恐無法有效解決延畢問題。」
這是二○一三年六月報紙刊登的新聞。我想起夏鴻，一位許久不見的個案。不知道他是否也看到這則消息？
上學困難，上班更困難
夏鴻來到我的診間時，已經是三十一歲了。三年前，他從碩士班休學後，一直都沒去上班，甚至也不出門了。而更早以前的碩士班，他讀讀停停，從大學畢業讀了五年多還是沒讀完。
很早以前，夏鴻的爸媽就問過他一句話，而我在見面後也同樣問了：「為什麼不去工作呢，既然書讀得不是那麼起勁？」爸媽問他的當時，也許彼此都有情緒，也許是關係太密切也就容易緊張；總之，夏鴻不作答，最後是和爸爸扭打成一團。那一場扭打，雖然被驚嚇的媽媽給拉開，後來也沒再發生，但夏鴻從此遇到爸爸再也不講話，見面也不打招呼，甚至愈來愈是晝伏夜出，也就不容易遇見。
因為這樣，不知不覺就拖了兩年。這兩年來，媽媽屢次扮演苦口婆心的角色，好不容易才終於讓夏鴻來到我的診間。
剛坐下來的夏鴻，起初也不太作聲，只是習慣性地觀望。他邊幅不修，一頭亂髮不整，鬍渣也是胡亂分布在臉頰兩側，開始有點流浪漢的氣息了。特別的是他的體味，渾身不斷散發出來的味道，彷如醬在棉被裡發霉許久了，讓我必須提醒自己不要太自然地屏住呼吸，免得我還沒瞭解的他，萬一個性如果太敏感，將誤會是我的屏氣是對他的排斥或看不起。
我問他同樣的問題，故意有點輕鬆不經意地提起似的：「怎不去上班呢，反正碩士班看起來也不是很好玩？」
他停頓了許久，才喃喃說：「比上學還困難吧！」
而像夏鴻這樣，生命困在一個莫名狀態裡的年輕人，絕不是少數。佑詩的情形完全不一樣，根本的問題卻是相同的。
佑詩是家人半哄半騙才來到我的診間。
爸媽先來找我，原來是擔心自己的女兒怎麼長久都不搬出去住。最後是媽媽施以苦肉計，說自己的憂鬱症相當嚴重（也的確急出憂鬱來了）需要佑詩的幫忙，才將她哄來我的診間。
佑詩已經二十九歲了。前一陣子還有一位男友，交往至少半年多了。最先是半夜偷偷帶回來，後來也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甚至還帶回來一起吃飯。在飯桌上，這男生也酷酷地不愛搭理別人。兩個人吃完飯就關起門待在佑詩的房間。大部分是一起玩電動遊戲，有時透過隔音永遠嫌不足的房門，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兩人在親熱而毫不忌諱的聲音。
父母本來就是保守，自然有些按捺不住，只是想想佑詩近年和他們相處的狀況，也就沉住氣，當作沒這回事。
這些年來，從她在美國修完碩士回臺灣，佑詩似乎沒好好做完一份工作。她的資歷是漂亮的（這點要感謝父母向來認真地安排），所以應徵工作是無往不利。只是每次她做個半年或七、八個月，扣除掉出手大方買的名牌衣服包包，好不容易有了一些積蓄，她就辭職不幹，跑去歐洲住上一、兩個月，或是到蘇美島潛水、學瑜伽。
總之，從沒見她真的存上一份錢，更沒掏錢貼補家用。甚至父母認為既然勸阻不了她帶男友回自己房間親熱，索性鼓勵他們搬出去同居。佑詩卻斷然拒絕了，說她還不清楚是否真的要跟這男生在一起。
父母的價值觀雖然保守，但也不至於太過分。他們對女兒的想法實在是無法理解。特別是，當這個女兒還是這樣賴在家裡（佑詩的哥哥和妹妹都有固定工作，甚至結婚了），他們的退休計畫不只是被打亂，甚至是永遠不確定下去了。
介於成年與青少年之間的夾縫
這樣的兩個年輕人，夏鴻是有些診斷名稱可以套上去的，而佑詩就難了。
在日本，八○年代開始出現「登校拒否」的行為，也就是拒學行為（school refusal behavior）。這些無法登入學校的青少年，既不是像小學新生偶而可見的那種嚴重的分離焦慮（separation anxiety），因為離不開照顧他的媽媽，而造成上學困難；也不是過去幫派少年逃學（truancy）的反社會傾向。經常，他們只是較嚴重的社交焦慮。他們可能是連踏步走進一般的新學校或新班級都有困難，也可能在學校發生一些緊張的人際問題產生負面思考，從此?動認知上的惡性循環，也就不能再回到學校了。
這現象從八○年代開始在日本發生，一群退縮在家裡的年輕人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嚴重一點的甚至成為足不出戶的繭居族（hikikomori）；到了九○年代，隨著他們長大，日本專家學者也發現他們雖然不少人已經改善了，但很多人還是有登入社會的困難。
夏鴻的情形，大致是和這一切類似的。至於佑詩，嚴格說起來則是沒啥正式診斷。但是，民間非正式診斷的形容，倒是有一些，像是兩岸都很流行的「啃老族」，或是日本社會學者山田昌弘提出的「單身寄生族」，或民間通行的飛特族（freeter＝sfree+arbeiter），也就是自由工作者。後來又有好過族（hodo-hodo zoku）、腐女、御宅族、電車男、下流人（指在社會階層面向下流動的人）等各有所指的名詞。但大致都是指應該成熟卻未獨立的二十多或三十多歲的資深年輕人。
這樣的情形，在世界各國其實都可以看到。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在美國，媒體同樣盛行著twixter（betwixt/between青少年和成年之間）和尼特族（NEETs, Not engaged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加拿大提出回旋棒世代（boomerang，源自澳洲土著的武器，現在是用來遊戲）；在義大利有bamboccioni（意指大型的傀儡孩）一詞；在西班牙有mileurista一詞，形容以一千歐元維生的青年人；在北非或中亞的阿拉伯世界，則出現隔離青春（youth exclusion）一詞；在希臘最低薪資是七百歐元，媒體則出現「七百歐元之世代」（?700 generation），也就是希臘經濟危機這段期間示威最力，可是在投票前一夜卻因熬夜狂歡慶祝希臘足球隊踢勝俄羅斯，進入歐洲八強，第二天爬不起床去投票，而導致撙節派小勝的那一群年輕人。
這樣二十多到三十多歲的世代，似乎在已開發國家或城市，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在亞洲，日本是第一個這樣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了日本，韓國和台灣也都很嚴重。進行拒學行為這方面的跨文化現象跨文化研究的日本家族治療師兼精神科醫師田村毅，他來台灣參訪和教學好幾次。田村毅醫師曾告訴我，連才開放二十多年的中國，在上海、廣州、深圳、北京這些地方，拒學行為都十分嚴重。
這方面問題是如此嚴重，因此，美國社會學者亞奈特（Jeffrey Arnett）二○○○年在《美國心理學家》期刊提出「成年前的湧現期」（emerging adulthood）這一名詞，認為在現在的時代，在青少年和完整的成年之間，應該再加上一個新階段，也就是「成年湧現期」。
在亞奈特提出這理論以前，這現象已經被普遍注意到了。像前述的各國媒體所出現的新名詞，其實就是不約而同地看到了這個已經無法不承認它的存在的新趨勢。只是亞奈特是第一個以正向的態度，為這個現象提出辯解，認為這是必然的結果。
一個人類發展史上的新現象
亞奈特認為，「成年湧現期」是指那些「已經離開了兒童和青少年階段的依賴」，卻還沒辦法承受成年期應有的責任感，因而在愛情關係、工作和世界觀上，發展出許多可能的方式。
在這樣的定義下，成年湧現期也就成為發展心理學的一個新的、有待商討的階段。
在一般的社會學教科書，經常，關於「成年」的定義裡，五個標準是最常被提到的：完成大專大學教育、空間上離開原生家庭、結婚、有小孩、經濟上的獨立。
麥克阿瑟基金會負責「過渡為成年人」計畫的學者福斯坦堡（Frank F. Furstenberg）在二○一○年就表示：「有一個新的生命階段湧現了，在這階段，年輕人不是青少年，但也不是成年人。」而亞奈特在二○一○年《成人前湧現期和青少年》一書則提出這個階段的五個特色：自我認同的探索、不穩定、只關心自我、感覺兩邊都不是，和充滿可能性。
亞奈特提出這名詞後，學界和媒體界的反應相當熱烈。他似乎不只為這個現象去汙名化，更是指出人類演化史上正在發生的現象。許多相關的書開始出現，甚至有研究這問題的學會和研討會。至於他自己，不只是因而成為許多本學術書的暢銷作家，也透過網路，積極進行相關的大型活動。
在人類發展史上，成年前湧現期的出現，是可以從經濟和歷史的脈絡來談論的。在當今的產業化經濟、高度資本主義化社會或資訊化社會裡，年輕人需要更多的教育，才能在許多技術性或專業學術領域的工作有所勝任。大學畢業後的繼續訓練成了必要的，自然也就延緩了年齡，也允許更多時間的自我探索。
美國人第一次婚姻的平均年齡一直在增加，從七○年代的女性二十一歲、男性二十三歲，到二○○九年女性二十六歲、男性二十八歲。美國媽媽們54％受過大學教育，但同樣地，四十多歲女性中有20％沒有小孩。不論是女人受大學教育，還是女人沒有小孩，這在五○年代的美國都被認為不可思議。
這樣的情形同樣發生在臺灣。
我們父母親那一代不可思議的家庭計畫
我們現在回頭看臺灣當年的家庭計畫，更可以突顯這一切的差異：過去的家庭和生涯計畫，是如此不同於現在。
第一個提出來的家庭計畫口號是一九六七年，臺灣的生育計畫是「五三口號」：「婚後三年才生育，間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過三個小孩，三十三歲以前全生完。」如果三十三歲以前生完三個小孩，也就是女孩最慢在二十四歲以前就要結婚了。
我經常在演講裡提到這一口號，現場的聽眾幾乎無不流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畢竟，對現代的台灣人們，女性三十三歲以前就不算太晚了，根本不可能生完三個小孩。
然而，對我父母而言，那一時代的軍公教階層，幾乎都是依循此原則而生了三個小孩。如果是四個小孩，往往不小心懷了第四個。在那個時代普遍認為結紮對健康是不好的，也就繼續用保險套避孕。這時，冒出第四個小孩了，原先害怕結紮傷身的母親們，才接受這種避孕法。至少，我們家便是這樣。
對台灣而言，現在習慣晚婚的這世代的人，實在很難想像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是怎麼結婚的。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沒多久，蔣介石率領國民黨追隨者在一九九四年來到台灣，台灣因此成為所謂的「反共基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庭計畫」的觀念是被視為減少反共大軍的人數，等於是協助共產黨來打擊國軍，因此被視為大逆不道。直到當時擔任農復會主委蔣夢麟博士，在美國援助台灣專家的大力支持下，蔣介石才接受這小島養得起的人口是有限的這種看法，才有了家庭計畫的推展。
二○一二年在臺灣的平均結婚年齡，男性是三十一．八歲，而女性則是二十九．五歲；但在一九八九年，男性是二十八．八歲，女性則是二十五．六歲。
如果再往回推，回到十七世紀的西方或十九世紀的臺灣，我們更可以發現，在那個時代，連「青少年」這個階段也不存在於人的發展中。
在過去的臺灣社會，對青春期的說法是「轉大人」，也就是有了青春期，人的發展就從小孩變為大人了。在這過程中，並沒有青少年的存在。
同樣地，我們看西方歷史也是如此。在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裡，羅密歐是十六歲，茱麗葉是十四歲；而茱麗葉的母親當時是二十八歲，也就是母親是十三歲懷孕、十四歲就生下茱麗葉的。然而，並沒有人認為這是未成年婚姻，更沒有人認為他們是青少年不可以有性關係。因為，在當時的西方，並沒有青少年的觀念，只有小孩和大人之分。也就是說，羅密歐與茱麗葉都是成年人。
不只是西方歷史，其實是整個人類的歷史都是如此。
最初的歷史，his-story，「他的歷史」是指男人的歷史，而且是男性成年人的歷史。不要說青少年，連兒童都不存在。
法國著名的中世紀學者菲利浦•阿利斯（Philippe Aries, 1914-84），在他的名著《兒童的世紀》，便開宗明義地指出：「傳統社會看不到兒童，更看不到青少年。兒童期縮減為兒童最脆弱的時期，即這些小孩尚不足以自我料理的時候。一但在體力上勉強可以自立時，兒童就混入成年人的隊伍，他們與成年人一樣地工作，一樣地生活。小孩一下子就成了低齡的成年人，而不存在青少年發展的階段。」
兒童被視為「人」，是中世紀後期的現象。當時的西方才開始出現「家庭」這樣的情感場域。而青少年更是工業社會以後才出現的。
所以我們世界的歷史，也就是有了文字以後的歷史，眾所皆知，是出現在漁獵時代的母系社會被農業社會取代以後。在這歷史中登場的，先是男人，然後是女人（婚姻制度出現了），然後是兒童（家庭觀念出現了），然後才是青少年（國民教育出現了，學校出現了）。
如果青少年這觀念都可以遲遲到工業社會才出現，那麼後工業社會再出現一個「成年湧現期」又何嘗不可呢？
轉換一個觀念，一個角度，或許就柳暗花明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一新世代呢？
新時代的變遷不只帶來人類發展的新階段，更在這些新階段中看到許多新的現象和新的行為。
將這一切新的現象和新的行為加以疾病化、異常化、或醫療化，不應是唯一的方法。甚至，用這樣的負面態度來面對新事物，可能反而對涉及其中的個人和家庭都產生惡性循環的效果，進而造成滾雪球效應，發展出不可收拾的後果。
雖然，不可否認地，其中的一些人也許真的是符合疾病的標準，譬如夏鴻的過度迴避就顯然有些嚴重了。然而，佑詩的行為或人生觀，恐怕是因為這一新階段的出現才湧現的新現象，說不定將是未來世界裡新出現的生涯規畫趨勢之一。
然而，即使是夏鴻這樣確實較嚴重的情形，也不可否認，如果我們固守著原本的價值觀來看待這些新現象，雖然出發點是想幫助年輕人，最後其實反而變成像夏鴻這類年輕人的另一股壓力來源，甚至還助紂為虐似的，推波助瀾地惡化了他們的處境。如果夏鴻是活在十年後或二十年後的世界，這情形更普遍，也就更廣為人知了，那麼，他也許不只是不會那麼痛苦，他的內向行為也可能因為這世界對這行為變得較容忍，也就比較能接受自己。如果，遭遇的阻力少了許多，不論是面對家裡頭的情形還是外面世界，他本身都容易適應多了。
這是問題行為嗎？還是提早出現的未來常態？
也許，臨床工作者也好，甚至父母也好，我們都應轉換一個角度，甚至換一個腦袋來看看這個完全嶄新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