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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達 我有一個朋友拉達，她有一頭紅色的頭髮，南斯拉夫口音，會說十五種語言，知道每個國家的歷史。你指著世界上任何一座橋或紀念塔，她都可以告訴你是何時建的、為何而建。她是語言學家、女性主義者、社會運動者，會做我吃過最好吃的蔬菜湯，她還編寫過芬蘭語和克羅埃西亞語的字典。我需要拉達，我請她來不只是為了她的湯、她的手、她的肌膚、她的想像力、她說話的方式或她知道的事情。不是因為她可以同時是最有頭腦，也最跟土地親近的人，或她是唯一不怕我的袋子或糞便的人，而是我們一起在戰地旅行過。
我在一九九四年遇到她，我看到紐約《新聞日報》（Newsday）封面照片，六、七個女孩看起來受到驚嚇，她們才從波士尼亞的強暴營逃了出來。這張照片和強暴營這樣的概念，讓我不得不想辦法到那裡去見見這些女孩。在克羅埃西亞的薩格勒市（Zagreb）有個女性戰爭受害者中心（Center for Women War Victims），我把信傳真過去，他們沒有回應，我再傳真過去，很明顯的他們不想理我，他們已經習慣了外國來的記者和作家。我又傳真了大概四封信，他們終於同意我可以去，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我覺得自己好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似的。拉達就是中心負責人之一，她充當我的翻譯人員，但很顯然的她並不想接受這個任務，我只是又一個來竊取她們故事的作家，然後把她們丟下來繼續受苦。她不熱情，但也不是不和善，她花了許多時間幫我翻譯。我們花了好幾天在難民營、其他的中心、別人的後院，和搖搖欲墜的共產黨建築物裡。
當時是夏天，非常炎熱，我們坐在擁擠的巴士裡流汗，驚嚇與恐懼從流離失所、被遺忘的人們汗溼的衣服裡冒了出來。那年八月，我們被香菸和痛苦淹沒，喝著濃烈的土耳其咖啡，吃著炸甜餅和果仁蜜餅。就是在波士尼亞，幾百個女人的故事開始進入我，有的女人被拖到廣場上，在丈夫、家人和朋友面前被強暴；有些年輕女孩被當做奴隸好幾天，身體不斷被精神有問題的士兵一再利用，有時候六、七個男人一起來。這些故事明確指出強暴是有組織、有系統的策略，用來摧毀波士尼亞人、穆斯林、克羅埃西亞人和某些塞爾維亞人。有些女人被迫離開她們的牛羊和農田，看著自己的丈夫和兒子被軍人抓走再也回不來。
這些故事進入我，就像情緒彈片卡在我的細胞和肚子裡，故事最後占據了我，引導著我。這些故事永遠不肯走開，當然，這些故事會引來其他女人、其他國家、其他故事，全部指向最終極的故事，就是剛果。這全從波士尼亞開始，我的朋友拉達和我需要聽故事，雖然我並不知道我在尋覓什麼。我需要知道暴力是什麼模樣，我需要知道別人如何存活下來，我需要傾聽，但是我真正需要的是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真相。我需要找到隱形的、埋藏在底下的故事，那個將一切連在一起的故事。接下來的幾年，我一再回到巴爾幹半島，每一次拉達都負責招待我、陪我。這就是我們友誼的形成──兩個女人試著了解戰爭，兩個女人試著去愛這些受苦的女人。我們一起睡在很小的床上，分享新鮮的無花果，比較彼此的腹瀉和便秘。我們感冒，我們珍惜有好咖啡的地方，有一天，我們在大碗裡壓碎桃子、草莓、黃瓜和檸檬，製作面膜給一個島上的難民和倖存者用。我們做義賣、表演和工作坊，我們閱讀關於創傷的書，在空曠無人的克羅埃西亞沙灘上度假。我們分享很小的夏季小屋，當我們和自己的夥伴做愛時，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
十五年後，我們兩人都結束了很長的婚姻關係。新的戰爭又起，我得了癌症。我們去了紐約的蒙淘克（Montauk），每當我需要消失的時候都是去那裡。我們在沙灘上散步，拉達做了她的神奇蔬菜湯，我們大聲讀詩，看彼此的照片，還看了女人建築喜悅之城的影片，她夢想著再度愛上某個男人，我則夢想著活下來。我們談到戰爭犯罪法庭和仍在尋求正義的波士尼亞女人，我們談到剛果衝突的結果。我一點都沒注意到我的癌症有沒有讓她不舒服，這是另一場戰役，我們會又一次一起度過。有工作得做，她告訴我新的消息，讓我感到憤怒，她協助我計畫未來，幾乎每天幫我揉肩膀和脖子─逼我、愛我、需要我，要我回到我們的拳擊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