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起源》

在《世界史的結構》之後，柄谷行人繼續撰寫關於哲學起源的這本書，在我看來是必然的。《世界史的結構》中，柄谷行人分析了資本如何滲透於民族與國家，重複掠取、分配到商品交換的循環過程，並且提出，若要思考抵制與超越當前「資本─國族─國家」的三環扣連，構想馬克思曾經提出的「原始共產制」，就要在更高維度恢復不被宗教或是國家所捆綁的遊牧社會式的「互酬─贈予」關係模式。

柄谷行人所以會在《哲學的起源》中討論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與政治思想，並且對照希臘時期的政治與哲學，原因是他在愛奧尼亞的政治思想中，發現了不被控制的自由互酬交換模式，也發現了不受支配的「平等法則」（Isonomia）。柄谷行人指出，被視為希臘雅典時期的諸多文明特徵，其實都是來自於愛奧尼亞，例如荷馬的作品是以愛奧尼亞方言所寫成，希臘的表音文字來自愛奧尼亞，市場自由交換以及鑄造貨幣技術，也是來自於愛奧尼亞；甚至雅典執政官梭倫（Solon）所推行的改革，讓奴隸免除債務，恢復自由，並且授予外國人市民權，也是從愛奧尼亞學到的平等概念。

希臘的雅典雖然被視為民主制度的起源，但是現代民主的弊端，也都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暴露出來，包括雅典的民主建立於市民的同質性，並不納入奴隸或是外國人，因此雅典民主基本上是階級性的，同時也是權力集中與支配性的，甚至是具有血緣邏輯的國族主義性質。雅典執政者原本就是大地主，因此權勢的集中以及被壟斷的貨幣經濟，造成了更嚴重的階級分化。此外，雅典城邦剝削其他城邦，搶奪財富，作為城邦的資本以及市民出席議會的酬勞，也已經具體展現了現代國家與帝國的擴張與官僚體系。

柄谷行人所分析的愛奧尼亞「平等法則」與雅典「民主治理」（democracy）的不同政治哲學，令我深深感到興趣。我們當前在台灣反黑箱服貿抗爭運動過程之中所目睹的民主代議制度的失靈，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已經被黨團化，政策議案被朝野政黨意志綁架，無論是杯葛、關說或是密室協商，都無法代表全面民意。此外，民意代表的政商勾結，資本與權力的集中，部分宣稱「民意」的「公民」身分之排他性與敵國意識，在在都印證了柄谷行人的論點。

不過，更令我感興趣與關注的，則是柄谷行人所討論的「平等法則」（Isonomia），以及關於「自然」（physis）與「法」（nomos）之間的張力。柄谷行人集中討論的是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如何構成了根本的政治思想。iso是平等，nomos通常被翻譯為「法」，可是也指習慣、規範、傳統、制度、律法。柄谷行人指出，愛奧尼亞沒有奴隸，也沒有被部族酋長巫師或是國家資本壟斷的經濟交易。愛奧尼亞透過自然來看待人，以「自然」來質疑「法」的僵化限制，認為城邦、部族、氏族、身分、階級甚至男女，都是傳統習慣的規範與區分，而違反了自然。愛奧尼亞這種以「自然」質疑任何「法」的思想，產生了根本的平等以及沒有支配性權力結構的社會關係。

如果我們參考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歐洲公法中之國際法的大地之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中分析的Nomos，我們就會比較了解為什麼「法」具有複雜而多面向的意義，以及為何以「自然」質疑「法」是必要的。施密特指出，Nomos源自於希臘動詞nemein，包含了拿取與挪用，區分與分配，以及耕耘、管理、使用、生產與消耗幾個面向的意義，是人類活動中必然發生的過程。在不同歷史時期，會以不同形式展現其佔取與分配而形成穩定權力的法則，從佔取土地、圈地墾殖、生產與使用，到帝國擴張與地理大發現，繼續進行了對於更大的海洋與更大的陸地的佔取，都是具有擴張權力、穩定控制的邊界政治。只有相對於權力支配的遊牧社會，才展現了自由的交易以及沒有階級的平等。

無論是國族、性別、階級、公民或是職業，都是界定人們生命形式的法則。此處，就是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與政治思想的特殊性所在。愛奧尼亞思想以自然的變化與發生狀態來質疑被穩定下來的規範理性，只有持續質疑鞏固律法的邊界政治，思考生命的自然發生狀態，才有可能抵制具有壓迫性的法則，這也是柄谷行人所辨識的哲學的起源。

柄谷行人的論點與黑格爾正好相反。黑格爾在《哲學史講義》中說：「希臘哲學肇始於西元前六世紀，居魯士大帝的時代，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共和國沒落的時期。就在這個以獨自的力量形成高度文化的美麗世界逐漸沒落的同時，哲學登場了。」柄谷行人則說，哲學起源于對於巫術的質疑，而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就是典型的哲學起源，也影響了希臘哲學，在不同思想家的哲學中被恢復。

對於讀者而言，這種具有起源性與發生性的思維，是具有高度啟發性的。然而，柄谷行人在《哲學的起源》中所進行的工作，我們更應該在中文脈絡進行，以便讓我們重新思考中文脈絡對於習俗規範建制的「法」如何影響了共有漢字傳統的東亞歷史過程，以及東亞地區的思想家從「自然」的基礎質疑「法」的哲學起源在何處？如何以萬物之自然變化運作，來質疑與鬆動被理性規範穩定的各種符號法則與邊界？柄谷行人說，愛奧尼亞的泰勒斯，巴比倫的以西結，印度的佛陀與馬哈維拉，中國的老子與孔子，都是質疑巫術而具有先知性質的哲人。巴門尼德與蘇格拉底則是將愛奧尼亞自然哲學在更高層次恢復的思想家。我會認為，莊子思想的滌除名相以及齊物平等，同樣具有以自然質疑法的批判力量。

但是，我更關心的是，這種起源性與發生性的哲學思維，並不會僅僅發生在歷史的起源，而應該可能發生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思想工作之中。那麼，中國的思想脈絡與歷史過程中，這些具有挑戰「法」的自然哲學與平等法則，何時發生？如何發生？在什麼樣的歷史環節、話語脈絡以及社會制度之下一次又一次的發生？是否曾經在柄谷行人所說的D層次出現？如何構想了不具有支配性與壓迫性的平等社會與交換制度？更重要的是，這種思想資源是否可以協助我們挑戰、揭露與鬆動當前「資本─國族─國家」共構或是任何一環各自牽動的支配性符號邏輯？或者，我們當前是否能夠讓這種起源性的思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