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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險的治療方法──榮格與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 一九九三年我在現已倒閉的邊境書店（Borders）新書陳列櫃上第一次看到這本書，它的全名是《危險療程──心理學大師榮格、佛洛伊德，與她的故事》（A Most Dangerous Method—The Story of Jung, Freud and Sabina Spielrein ）。此書最近再度引人注目，可能是因為據之改編的電影《危險療程》（A Dangerous Method ）在不久前正式上映，頗獲好評。英文片名與書名一字之差，不知是否基於票房考量，還是顧慮到心理衛生界人士的反應。
雖然自大學以來我就一直對榮格（Carl G.Jung; 1875-1961）以及他與佛洛伊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十分好奇，但在讀這本書之前，所知其實非常有限。以前印象中的榮格，總是隔著一層神祕的面紗，讓人不免有霧裡看花的感覺。透過這本書，我才開始對榮格這個人本身及其思想的來龍去脈，有比較清楚的概念，也比較能夠體會，在神祕面紗下的榮格（以及佛洛伊德或其他的「偉人」），都不免時時身陷於七情六慾，不得不持續地掙扎、追尋、探索。他們原來也是活生生的人，言行常有瑕疵、思想難免矛盾。他們不是天縱英明，不應該是完美的偶像。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洞見，才會與我們有切身的關聯，才更彌足珍貴。
世紀大會面
大多數人談及榮格的生涯與事業時，總難免會把他在一九○七年與佛洛伊德的初次會面當作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那年已滿五十歲的佛洛伊德，其學說才終於開始受到「學術界」的注意，同時也引來日漸增多的攻擊。榮格雖然三十出頭，因追隨那個時代精神醫學泰斗尤金．布雷勒（Eugen Bleuler; 1857-1939）多年，已是瑞士蘇黎世大學伯格霍茲里（Burgholzli）精神專科醫院的第二把手。他的確才華橫溢，其時已因「字詞聯想」（word association）的研究而享譽歐美。
這個研究的目的，原初是為了要幫布雷勒收集「正常人」的資料，用以對照、了解精神科病人的思考過程。他意外地發現，「正常人」並不清楚自己因何從一個想法跳到另一個想法。同時，「皮膚電流反應」（Galvanic Skin Response）以及用精確的碼錶測量出來的「反應時間」，則顯示聯想的快慢與字詞所引發的情緒極有關聯。他由此而認定，心靈包含了比意識還多的領域，人的行為常被意識之外的力量所左右。
這種力量由何而來？布雷勒建議他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布雷勒其時在精神病理學方面的成就已與埃彌爾．克雷培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齊名。他首創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一詞後來甚至取代了後者的「早發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延用至今。有趣的是，他比佛洛伊德（以及克雷培林）只小一歲，早年（1884）也遊學巴黎，同樣受教於神經醫學大師沙考，親眼見證催眠術對精神科病人的效力。其後他雖然一直留在精神專科療養院系統裡，卻持續對催眠現象及暗示作用保持高度的興趣。佛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第一本書《論歇斯底里》，就得到他很高的評價。一九○○年出爐的《夢的解析》，更讓他相信，佛洛伊德這位從未進入正統精神醫學殿堂的神經科學家兼心理治療師，的確極有創意，能言人之所未言。他開始在蘇黎世大學組織佛洛伊德學說研討會，並與佛氏正式接觸。佛洛伊德興奮莫名，隨即建議他可以用通信的方式為布雷勒做精神分析。佛洛伊德的意圖，是要經過蘇黎世大學傳播他的新見解。布雷勒則希望由親身的體驗，來檢視佛洛伊德理論的科學性與實用性。此後五年，兩人書信不斷。布雷勒把個人的身世與家庭資料，以及他的許多夢境，毫無保留地寄給佛洛伊德。但是他對佛洛伊德的分析卻常不能理解，也常抱怨佛氏苛求他人全盤接受他的整個理論體系。當佛洛伊德搬出他新發展的阻抗（resistance）理論來解釋布雷勒的不理解時，他就更歉難同意了。作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與醫學家，他非常情願、但也只願接受理論裡可以驗證或可以運用的部分。一九一二年他們終於分道揚鑣，當然有許多其他的因素，但是兩人立場如此不同，其結局應該是早就註定了吧！
正是在這蘇黎世與維也納「眉目傳情」的十年裡，榮格從早期對佛洛伊德理論抱持懷疑與批評的態度，蛻變成為精神分析運動的中堅與健將。一九○○年當布雷勒把《夢的解析》一書介紹給他時，他還抱怨此書深澀難解。一九○四年他在姑且一試的情況下，將佛洛伊德的「談話治療」應用於一個十分難纏的病人（也就是薩賓娜．史碧爾埃；詳後）身上，居然有效。但是一直到兩三年後，他對佛洛伊德的態度還一直是有所保留的。在他一九○六年出版的《早發性痴呆症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的序言裡，他在表達對佛氏理論的推崇的同時，還是不忘堅持理論不能當教條，特別標明他對「幼兒性慾」之類概念的不贊同。
繼布雷勒之後，榮格也在一九○六年開始與佛洛伊德通信。翌年他奉乃師之命，去維也納「探底」。未料兩人一見投緣，從下午一點一路談到次日清晨兩點，十三個小時裡廢寢忘食，幾無間斷。多年後，榮格追憶這個「世紀大會面」時說：「佛洛伊德是在我生命裡第一個真正重要的人。他與眾不同、充滿智慧、頗富機靈。但是他也讓我迷惑、捉摸不定。」榮格表達了他對佛氏性慾理論的疑慮，但是他「辯不過他」。榮格也坦承他從小對靈魂與通靈現象的興趣，佛洛伊德的臨別贈言卻是「請千萬不要放棄性慾理論，不要把青春拋擲在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上」。榮格與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於焉開展。在其後五年裡，兩人交換了七百多封熱情洋溢、挖心掏肺、也時或不免勾心鬥角的書信。
誰先昏倒
佛洛伊德當時正在尋找一個兒子。同時，不管是否自知，榮格也一直在尋覓父親。兩人由是一拍即合，其後關係有時「如膠似漆」。對佛洛伊德而言，榮格的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他精力充沛、聰穎過人，年紀輕輕就已享譽國際。更重要的是，他不是猶太人，他的加入，可以幫助精神分析術建立其普世性，使之不再被人認為「只是」猶太人的心理學。榮格的父親是個不怎麼成功的鄉村牧師，他的母親則是在巴塞爾（Basel）城裡長大的名門閨秀，從小嬌生慣養，不習慣鄉間生活。榮格的童年想必是非常地孤獨寂寞。他是獨子，上面的三個哥哥都活不過嬰兒期。他的母親常因不知名的疾病住院，一住就是幾個月，把他丟在娘家，
由單身的姨媽照顧。在家的時候，他的媽媽也還是非常冷漠疏遠，經常足不出戶，一個人待在臥房裡。雖然他的外祖父是位知名的牧師，他的母親與其他家人卻多有通靈的能力，常聚集討論神鬼附身等超自然現象。榮格對他們這種與亡魂溝通的秉賦又愛又怕，終其一生，一直在信與疑之間掙扎。
榮格童年時主要的安定力量來自父親，但是到了青春期，當他開始探索人生的意義與宇宙的奧祕之時，身為牧師的父親卻不能給他滿意的答案。「他叫我不要想，相信就好。」失望之餘，他拒絕繼續上教堂。二十歲的時候，父親病危，他卻沉浸於觀察、記錄附身於表姐妹們的「亡魂」的言行（後來成為他醫學博士論文的資料來源），對父親不聞不問。
在佛洛伊德身上，榮格似乎終於找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父親。在他寫給佛洛伊德的書信裡，榮格千方百計討好他，有時肉麻得讓人臉紅。他坦承自己對佛洛伊德有同性戀的愛慕傾向。他有時發揮佛氏的理論過了頭，有時也忍不住重提他對靈魂與玄學的興趣，但是一經指正，馬上就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似乎對佛洛伊德知無不言，其實在許多方面，當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或想法會遭受佛洛伊德的批評時，就不免刻意隱瞞，甚或堅決否認。
我們現在回溯這一段陳年往事，或許會直覺地以為榮格這樣的曲意奉承，是為了權位，其實並不盡然。榮格雖然年輕，他當時的學術地位已相當穩固。如果只是為了升遷，他完全沒有必要得到佛洛伊德的支持。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他與佛洛伊德的牽扯，毀了他在傳統學術界的生涯。他的確是因為佛洛伊德的支持，才順利成為新成立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會長（佛洛伊德原本提議要他做終生會長，後來因為太多人反對才萬般不情願地把「終生」這兩個字拿掉），可是佛洛伊德恐怕也別無選擇。比起佛洛伊德的維也納圈子，那時候的蘇黎世是更開放、更具國際性的。即使在一九一一年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帶著維也納幾乎一半的成員出走之前，蘇黎世的會眾，論質論量，都已比維也納為優。就客觀的情勢來講，其實是佛洛伊德更需要榮格，而不是榮格在利用佛洛伊德。
所以不管之前佛洛伊德幾乎清一色的猶太裔追隨者多嫉妒，榮格一開始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佛洛伊德的當然繼承人（heir apparent），他最優秀、寄望最深的兒子。但是就如佛洛伊德聞名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這個概念所呈現的，成器的兒子往往是父親最大的威脅，所以也就難怪佛洛伊德寫給榮格的信裡，也不免充滿心機，有時甚至不惜歪曲事實了。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佛洛伊德兩次昏倒中，非常具體地、戲劇化地表現出來。
佛洛伊德笫一次當著榮格的面昏倒，是在兩人應邀結伴同行去美國麻州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會集在不來梅（Bremen）等船的時候。其時考古學家在北歐許多沼澤裡發現保存完好的史前人遺體，面貌栩栩如生。榮格覺得他們可能是歐洲人的祖先，對他們非常有興趣，一路上不時提起。有一天晚飯後，他又開始談這些「沼澤人」，佛洛伊德忽然說：「你對他們這麼關注，是因為你潛意識裡有殺死我的慾望。」說完隨即昏倒（這只是你們亞利安人的事，可與我們猶太人無關，佛洛伊德在昏倒前，或許是這麼想的）。
兩個人的美洲之行都很成功。佛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美國當代心理學元老 ，包括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都趕來參與。他用德語講的五場演說，隨即被翻譯為英文，刊載於美國心理學雜誌，流傳至今。榮格也由此行而獲福旦大學（FordhamUniversity）邀請，次年再回美國作為時六週的講學。但是兩人的裂痕，在他們回歐洲的路上，卻已逐漸浮現。他們在船上不停地互相分析彼此的夢境。根據榮格後來的回憶，有一次到了非常重要的關鍵，佛洛伊德卻忽然停頓了下來，隔了一會兒才說，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我需要維護我的權威。就像許多怨偶，他們的爭執從此時隱時現，又拖了三年多的時間，其間還穿插了許多似有意似無意的誤會，終於在一九一二年底引發了佛洛伊德的第二次當眾昏倒。這之後不久，戰火就急速表面化了。幾番言詞犀利的書信往返及無數次的反覆思量之後，佛洛伊德終於痛下決心，壯士斷腕，宣佈與榮格「絕交」。
佛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也與考古學以及父子關係有關。當時兩人及其他精神分析運動核心成員齊集在慕尼黑開會討論學會期刊編輯事宜，氣氛頗為緊張。午宴後有人把話題扯到古埃及的法老王阿曼諾費斯四世（Amenophis IV），主張他之所以改變傳統，首創一神信仰，源自他對其父親的複雜情結（father complex）。榮格強烈抗議，認為阿曼諾費斯四世的原創力與他的父親無關，他的一神信仰不是反抗父親的結果，阿曼諾費斯四世其實是很尊重他的父親的，可是為了「真理」，不得不銷毀父祖輩所崇拜的神祇塑像。榮格又說，所有其他的法老，固然沒有破壞其父親所崇拜的神像，但是「天無二日」，他們也就毫無例外地都以自己的名字及雕像取代其父輩留下的任何痕跡。榮格這一番話剛說完，佛洛伊德就從椅子上滑了下去，不省人事。榮格急忙將他抱起，放在躺椅上。過了好一陣子，佛洛伊德才回過神來，說「如果死亡這樣甜蜜的話，那也蠻不錯」。
榮格其實才是個很會昏倒的人。他在十二歲時因細故被一個同學揍了一頓之後就常常昏倒，被懷疑有癲癇症。有趣的是，在這「父子反目」的過程中，昏倒的卻不是他。或許他那時候，忙於反抗，並不清楚自己一旦被心目中理想的父親棄絕之後，面對的會是如何絕望的深淵。
禍水的名字就是女人嗎？
如前所述，一九○四年薩賓娜住進伯格霍茲里醫院，成為榮格第一個嘗試使用精神分析療法的實驗品。其時剛滿十八歲的薩賓娜是個來自俄國黑海岸邊的猶太女孩，嬌小美豔、聰慧敏感。在榮格的關注下，她多年不癒的歇斯底里症很快就好起來了，但是她同時也就愛上了他。那時新婚不久的榮格還是一個拘謹守禮、愛惜顏面的人。雖然被這個充滿異國情調的迷人女孩深深吸引，榮格對她的痴情無從回應。但是在他的鼓勵下，她隔年就進入蘇黎世大學醫學院習醫。
幾年後，薩賓娜再度成為榮格的病人，也很快地就又愛上了他。她幻想他們會有一個結合猶太人與亞利安人的小孩，長大之後會成為救世英雄。榮格在接受與逃避之間來回擺盪，時而狂喜、時而愧疚，自承沒有醫德。但是「他的潛意識就握在她手裡」，他們的關係，也就繼續如萬花筒似地離離合合，流轉不息。她寫信向佛洛伊德投訴，他則抵死不認，堅持她處心積慮，硬是要引誘他，這一切都是她一廂情願的幻想。佛洛依德在一旁靜觀好戲，也樂得有這個把柄在手，必要時可以用來要脅榮格。直到一九一三年他已與榮格「絕交」，而薩賓娜也已結婚即將生育之時，佛洛伊德才鬆口對她說，「不管怎麼樣，我們都還是猶太人，他們永遠也不會了解我們、尊重我們」。
榮格在這兩次「治療」之間作風的轉變，固然可以有許多解讀，但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應該是來自他另外一位同事兼病人的影響。小榮格兩歲的奧圖．格羅斯（Otto Gross; 1877- 1920）是除了榮格以外，唯一被佛洛伊德認為是天才的精神分析師。格羅斯熱情洋溢、聰慧過人、人見人愛。他也是個放浪形骸，積年沉迷於嗎啡與古柯鹼不能自拔的人。他成天成夜流連於咖啡廳與酒廊，在那些地方結識、「治療」許多「前衞」文人、藝術家，也在那裡勾引一個又一個名女人，其中包括後來嫁給名作家D．H．勞倫斯（D. H. Laurence; 1885-1930），也就是《查泰萊夫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一書女主角原型的芭倫妮絲．弗莉達．馮．李奇特芬（Baroness Frieda von Richthofen; 1879-1956）。諷刺的是，奧圖的父親，漢斯．格羅斯（Hans Gross; 1847-1915），正是現代「犯罪學」之父，享譽國際。眼看著他的獨子即將掉落於萬丈深淵，漢斯同時寫信向布雷勒及佛洛伊德求援，兩人不約而同地推薦榮格。耐不住他們的央求，榮格勉強同意讓格羅斯入院，成為他的主治醫師。此後半年，榮格只得日日與這個他素所厭惡的人為伍。他分析格羅斯，急於向兩個老師表現他的治療能力。沒想到事隔不久，他就反而變成被格羅斯分析的人。他們同樣佩服尼采與佛洛伊德，相信精神分析學將會改變世界。但是他也從格羅斯身上看到自己的另外一面。格羅斯的性觀念讓他震驚，也讓他著迷。格羅斯認為，不論從演化論還是精神分析學的眼光來看，人的天性本來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性自由的。不論男女，都需要不同的性伴侶，禮教帶來的壓抑不合人性，是疾病之源。
兩個天才在一起相處半年，誰影響誰，誰贏誰輸，又有誰能說得定？但是這一次榮格的確是一敗塗地。他的慘敗，不單是因為格羅斯於半年後翻牆「越獄」出逃，一點都不給他面子。更為嚴重的是，格羅斯人是走了，卻留下人性裡有「多重配偶」（polygamous）傾向的這個觀念，繼續在榮格心中萌芽、滋長。當然，如果榮格的「潛意識」裡原本沒有這樣的慾望，他應該是不會這麼容易被「洗腦」的。當然到頭來格羅斯才是最大的輸家；他從此窮困潦倒，幾年後便如流星般消逝於天際。但是如果沒有格羅斯（加上薩賓娜）的出現，榮格的人生，大概會是很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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