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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認知
兩個小朋友進入大樓前，在入口察看大樓的平面圖，圖上有紅點標示著「你在此地」。他們搭電梯上樓拐個彎後，在另一張平面圖上察看自己所在位置，圖上又有紅點標示「你在此地」。小朋友看了，嚇出一身冷汗：「我們走來走去，他們怎麼一直知道我們在哪裡？」
人們究竟是如何在空間中標定自己所在位置，從而能夠選擇正確的路徑到達目的地呢？早期的白老鼠走迷津的心理學實驗，認為身體會對於號誌、聲、光等刺激做一連串的反應，而成功地到達目的地的經驗，會增強此刺激與反應的連結。當時有些白老鼠會不按規矩走迷津路徑，甚至嘗試翻牆。心理學家認為這些老鼠不聽話，將它放回迷津中，卻沒有深究翻牆的原因，錯失了推進認知理論的契機。等到托爾曼（Tolman）之後，才發現白老鼠學習尋找食物所在位置，並非機械式地對環境刺激給予直接反應，而是在牠走過之後，對迷津通路產生整體的概念，亦即獲得一個認知圖。這個概念後來被應用到人身上，認為個人會將日常生活空間環境中各現象的相關位置與其屬性有關的資訊，加以擷取、密碼化、儲藏、回憶及譯解。認知圖則為此等資訊所轉換成的、具體化可供個人辨識、理解及參考用的心理圖像，進而影響人的行為。
都市意象，即我們對都市空間的認知圖。由於傳統的空間規劃師只關心都市的物質與歷史面向，而忽略使用者的經驗，凱文•林區（Kevin Lynch）以美國的波士頓、澤西市、洛杉磯為研究場所，要求受訪者畫下他們所知道的都市、描繪從家到工作地點的路線、說明都市中他們認為最有趣與動人的元素。從這些資料中，林區歸納出都市意象的五個元素：（1）通道（paths）：交通走廊，例如街道、人行道。（2）邊界（edges）：限制或包被的界線，它通常是線性的，但不是通道，例如河岸或圍牆。鐵道對某些人而言是通道，對其他人則可能是邊界。（3）區域（districts）：認知圖中具有共同特質的大面積地域，例如中國城。（4）節點（nodes）：主要的活動集中地，通常也是通道匯集之處，例如市中心廣場、交通轉運站。（5）地標（landmarks）：人們用來當作參考點的突出空間，可以是大尺度的華盛頓紀念碑，也可以是小尺度的尿尿小童雕像。以臺北市為例，中山南北路是通道，新店溪是邊界，西門町是區域，火車站是節點，101大樓是地標。如果以臺大校園為例，則椰林大道是通道，辛亥路是邊界、醉月湖與長興街宿舍是區域、小福是節點、傅鐘與總圖書館則是地標。
著名心理學家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隨後研究巴黎與紐約的都市意象，但方法更有創意。他記錄受訪者畫下巴黎意象的先後順序，使用照片請受訪者辨識，並詢問他們如果有錢會想住哪一區？如果人生只剩下一個小時，會想逛巴黎的哪條街？如果與朋友約了見面，卻只記得時間而忘了地點，會去哪裡等人？
林區的都市意象研究，比較著重靜態視覺的規劃元素。後繼的學者，一方面增加了方向感、認同感、意義等認知面向，一方面研究空間認知的形成過程（包括人的發展，以及認識一個陌生城市的過程演變）以及性別、階級、文化等差異。其中渥夫喜（Wofsey）等人的研究頗為有趣，他們認為某個人未來的計畫會影響其與現在所處環境之關係，也就是現在的空間認知受到未來投射的影響。他們請大學四年級生描述畢業以後的計畫，並畫出所就讀的校園。結果發現，對未來有明確計畫（例如已經知道要到那家公司上班）的學生，畫了世界地圖，上面用一個黑點表示他所就讀的大學。也就是說，受訪者雖然還在校園裡讀書，但是心理上他已經離開了。相反的，另外一個極端的學生，亦即對未來毫無計畫（不確定是否能夠畢業、是否要讀研究所還是工作），在意象圖中畫著自己（受訪者）朝校園招手，而他的同學則從教室窗戶露臉微笑。
空間認知受到環境（空間組織、路口數、彎度、轉彎數等）與個人特質（生命階段、性別、年齡、空間能力）或經驗（熟悉度）的影響。人們通常以自我為中心，誇大自己的城市或國家的尺度。人們也喜歡走熟悉、有趣的，而不一定是最短的路徑。同一條路，去程和回程的感受也不同：去程離情依依，回程近鄉情怯。一般來說，空間認知經常發生的偏誤有以下幾種：（1）歐基里德偏誤（Euclidean bias）：認為世界是歐基里德或格子狀。誤認曲線是直線、以為交叉是直角、認為兩條路是平行的。（2）上位尺度偏誤（Superordinate-scale bias）：上位尺度的知識會影響（或扭曲）下位尺度的知識。例如板橋在新北市，桃園機場在桃園縣，桃園縣在新北市的南邊，所以人們會以為桃園機場在板橋的南邊。這個例子也可用來證明空間認知不只是圖像，也包含象徵結構。（3）分段偏誤（Segmentation bias）：路線如果分成幾段，感覺起來會比一條不分段的長路（實際上長度相同）還要長。（4）熟悉偏誤（Familiarity bias）：誇大自己熟悉（或喜愛）地區之尺度。如我們畫世界地圖，可能會把臺灣畫得稍大一些。
猜猜看，桃園國際機場與板橋哪個緯度比較高？會這樣問，當然事有蹊蹺。我們很可能從臺北市開車，經過板橋，然後經高速公路到桃園機場。像我都是搭高鐵從臺北經板橋到桃園，然後再轉接駁車到機場。板橋在新北市，機場在桃園縣，所以板橋應該在機場的北邊啊！這裡就出現了歐基里德與上位尺度的偏誤。事實上，開車走高速公路是往西北方向行駛，但車上的人會以為是繼續往南行駛。如果對於空間夠敏感，那麼破解偏誤還是可能的。例如，早上在桃園高鐵站搭接駁車，當時艷陽高照，心想應該坐左側還是右側的位置，才不會曬到太陽呢？如果你以為公車是往南開，很可能就會判斷錯誤。接下來如果問你：「臺灣緯度最北的機場是哪個機場呢？」一般人應該會答：「什麼，這還用問，當然是松山機場。」其實，桃園機場北端的緯度差不多與臺北市美麗華摩天輪的緯度相當，比松山機場還北。
再來一個問題，羅馬與紐約兩個城市，哪個緯度較高？紐約在美國的北邊，羅馬在歐洲的南邊；紐約會下雪，羅馬似乎不曾下雪；加上大部分人都以為歐洲與美國的緯度大致相當，因此便不假思索地回答：紐約的緯度當然比羅馬高（正確答案是：紐約大約位於北緯40° 45'，羅馬則位於41° 54'）。這又是一個認知偏誤的實例。
我們對於緯度的認知是如此謬誤，那麼關於面積呢？讓我們來玩13點的撲克牌遊戲。美國的面積與非洲的面積，哪個比較大？當然是非洲。那麼，美國＋中國＋歐洲（西歐、北歐、南歐）＋印度＋阿根廷幾個國家相加，與非洲比較呢？開玩笑，前者一定比非洲大得多了！但事實上，非洲的面積比前者全部加起來的面積還要多出約50萬平方公里。這個事實嚴重挑戰我們對世界地理的認知。經過這些練習，我們除了學習到新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問，為什麼我們以前不覺得非洲有這麼大？我們是如何受到熟知的世界地圖（尤其是麥卡托投影地圖）的影響，以至於我們對於錯誤的地理知識深信不疑。
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的時候，曾經提出平躺的臺灣地圖的構想，可惜在狹隘的政黨鬥爭下，引起爭議，並以「不符閱讀習慣」理由不為內政部採納來製作官方地圖。不過，澳洲的青年學生麥克阿瑟（McArthur）卻因為無法忍受「一個國家的重要性決定於它在地圖上的高度」這個笑話，而繪製了澳洲在上的世界地圖。我們也經常認為在臺灣上面的日本是先進國家，而位於臺灣下方的東南亞是相對較落後的國家。如果從小我們習慣看澳洲在上的地圖，也許會形塑出不同的世界觀。
空間認知的理論，也經常受到批評。現象學者認為用來解釋人與空間關係的行為論（刺激─反應論）與認知論都把人的身體視為被動的。一個是行為受到環境的控制，一個認為身體聽命於頭腦（意識），都忽略了空間行為乃是一種在生活世界中的體驗。現象學的身體主體論則認為：身體具有能智慧地指引人行為的內在能力。認知只在移動中扮演小部分角色；其他一大部分是先於認知、先於反省的身體知識。對於刺激，身體並非只被動地反應；它是主動、具有意向性的。身體的知識與認知相互作用。認知是在身體—主體的移動有錯誤時，才發生作用。否則，人的認知是指向所關心的事務，而非行為。此外，身體也並非盲目地對環境刺激產生反應，當（1）錯誤發生時；（2）移動改變時，如改走側門；（3）在陌生的環境裡，認知會發生作用。想像我們在寫字的時候文思泉湧，此時並不會意識到筆的存在；一直到筆寫不出字來時，才會去檢視筆的問題在哪。早晨開車上班的時候，心中想著等會兒跟老闆簡報的內容，一留神才發現公司已經到了。每天我到學校，走進研究大樓的電梯，按下四樓按鍵，出電梯後往右轉走到我的辦公室。但有一天走出電梯時突然感覺不對勁，喔，原來是有人按了三樓的按鍵，電梯門開之後我以為已經到了我的樓層了，不假思索地便往外走去。
認識空間的能力與生命經驗有很大的關係。都市人到了山林裡容易迷路，住在山上的原住民則覺得城市像個迷宮。航海人在茫茫大海上，可以根據島嶼、海鳥（預示了島嶼）、雲的形成模式（受陸地影響）、星星、海流或風向的變化、魚類的多寡來判斷自身所在的位置。沙漠裡的追蹤者則依據駱駝足跡的大小、形狀和深度，來判斷駱駝的蹤跡；從糞便得知其餵食、飲水的時間，再結合對當地環境地形的瞭解，就可以進行正確的追蹤。許多動物更是具有人類難以企及的能力。地球的大氣層會過濾陽光，產生偏振光；而偏振的樣式取決於太陽的方位。因此螞蟻可以靠著光偏振的樣式（即使有雲層仍然看得到）找到回家的路。鴿子即使被放到陌生的地方，也能夠感應地球的磁場，得以完成長程飛行。蜜蜂與魚還具有一種科學家尚難以解釋的「群智慧」（swarm intelligence）。一隻小魚很容易被鯊魚吃掉，可是上萬隻的魚群遇到鯊魚時，會發生什麼情形？我們以為鯊魚只要一張口就可大飽口福嗎？其實不然。雖然沒有中央指揮系統，但是每隻個別的魚只需符應簡單的規則，與彼此以及環境溝通互動，就可以產生有智慧的、但個別魚隻所不瞭解的群體行為。觀看生態記錄片時，當鯊魚撲向魚群，原本密密麻麻聚集的魚群馬上在中心出現一個破洞，鯊魚撲過去，再怎麼張嘴就是吃不到小魚，這種智慧實在讓人驚嘆。
空間認知也普遍存在文化差異。以地址為例，臺灣是以道路作為地址編號的根據，順序是從市、區、路、段、巷、弄到門牌號碼，而美國的前後順序正好相反。日本東京的地址編碼系統更是不同，他們不使用街道名，而是像切豆腐似的，從大區塊逐漸縮到小區塊。不過地址可能寫起來比較簡單，像是東京都歌舞伎町2-5-31。森京子在《有禮的謊言》提到，她以前住在西宮市松之丘町12─17，即是在西宮市稱為松之丘町的地區第12段的第17間房子。但是蜿蜒的街道並沒有街名，也無從知道第11段究竟在哪裡結束，第12段又是從何處開始。更何況房子的編號不在空間上連續，而是依照建築物興建的先後次序。因此朋友來訪時，除非森京子親自到車站迎接，否則朋友很難找到她家。此外，東京有些地方採行將道路兩側以奇、偶數分開編號的方式，結果東京神保町一丁目的41與42號，相距竟有五百公尺之遠。而東京的住家大門旁，通常也沒有標示門牌號碼，只掛著主人的姓氏「○○寓」的門牌。要找到正確的目的地，除了參考社區路旁的地圖之外，還要留心電線桿上面的町與丁目號碼才行。
無獨有偶，我國在哥斯大黎加的舊大使館的地址也很有意思：「聖保羅公墓往南六百公尺的一幢二樓建築」！這種地址編號方式，如果原來的「地標」不見了，怎麼辦？就從「聖荷西的麥當勞往東○○公尺」改成「以前的麥當勞往東○○公尺」。就像從前臺灣鄉下，也會說「我家在大榕樹對面」或者「土地公廟數過去第三家」一般。
臺北市道路地圖八問
（1）請問臺北火車站代表中國哪個城市？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將日本町卅丁目命名改成街道名。接收團隊中的工程師鄭定邦師法上海市，依中國城市的相對位置為臺北街道命名。這種命名方式，其來有自。1862年上海英美租借合併變成公共租借區，英美都各自堅持保留自己的街名，為避免白人內訌，於是頒布「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使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上海街道從此就變成一張中國地圖。南北縱向的道路以省分命名，例如河南路、山東路、浙江路；東西橫向的道路則用城市名，例如成都路、北京路、延安路。臺北市當時的街道圖，也同樣像是一張縮小的中國地圖。城中有北平路、天津街，吉林路、長春路在東北，康定路、成都路在西南，福州街、廈門街在南方。不過其中有一條街例外，不是城市名，而是地區名，那就是西藏路。而當時中華民國的地圖尚包括外蒙古，因此臺北市有庫倫街。弔詭的是，這些老街名並沒有隨著國際局勢變遷或人權運動而跟著改變。庫倫這個蒙古首都，早已改回蒙古名「烏蘭巴托」。而「迪化」這個乾隆皇帝時以「啟迪開化」之意所取的漢人中心思維的地名，也早在1954年就改名「烏魯木齊」，為蒙古語優美的牧場之意。目前全世界有可能只有臺北市還在使用「迪化」這個名稱。以中國城市命名，應該並無反攻大陸、勿忘在莒的意思，因為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臺灣時根本沒想到日後會失去中國的江山，所以可能只是師法上海的命名標準。如果從中國城市與臺北市街名之對應關係來看，臺北火車站會是中國的哪個城市呢？
（2）延平南北路、復興南北路，分別以那一條路作為分界線？
臺北市本來有中山（南北）路與中正路，分別是南北與東西向的最主要幹道。其他東西方向的馬路以中山南北路（或羅斯福路）作為東路或西路的分界線；南北向的馬路則以中正路作為南路與北路的分界線。那麼，中正路為何消失了呢？
故事要回溯到1970年，臺北市政府表示因為仁愛、信義與和平三條馬路，都已經拓寬為現代化大道，唯獨忠孝路尚未全線拓寬，無法與上述三路相比，因此遵照總統指示，將中正路改名為忠孝路。也就是原來從臺北酒廠到環河南街的這一段中正路，改名為忠孝東卅西路，而從臺北酒廠經中崙到松山這一段中正路，則改名為八德路（原八德路改名為四維路）。因此，延平路以忠孝西路作為分界線，北邊是延平北路，門牌號碼愈往北數字愈大；而南邊是延平南路，門牌號碼愈往南愈大。然而復興南路與北路的分界線不是忠孝東路，而是八德路。根據《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就有這樣的條文：「本市以中山南路為經，忠孝東西路連線八德路為緯，以其中心點起算輻射式順序編列門牌號」。
（3）為何新生南路往北接上的不是新生北路，而是松江路？
新生南卅北路是1932年日本殖民時期制定的臺北都市計畫中的特一號道路，道路的中央是大排水溝。計畫道路的走向遷就原有的舊水路，因此道路彎曲，並非筆直，甚至有大轉彎。1972年，市政府進行第一階段排水溝的加蓋工程，將新生南路拓寬。松江路也是1932年就已規劃的第10號與第34號道路。事實上，松江路與新生南路並非直接相接。新生南路是先接上八德路到渭水路這一段新生北路後，才接上松江路。
（4）〈月夜愁〉這首台語歌謠歌詞中的三線路，描寫的是那一條馬路？
〈月夜愁〉本來是平埔族的歌謠，1933年經鄧雨賢重新編曲，周添旺填詞，由林氏好演唱並錄製唱片後，才廣為人知。歌詞有「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等待的人那祙來」。三線路指的是日本殖民時期拆除臺北城牆，將原址改成由安全島（其上種植樹木）分隔成三線道的道路。主要指的是愛國西路，後來又包括中山南路、中華路等。當時臺北人車稀少，三線路成為情侶約會散步的地點。1937年又出現了陳達儒作詞的歌曲〈三線路〉，也是在描寫這段路的風光。
（5）哪一條路只有一個門牌號碼？
台大醫院舊址的地址是常德街一號，而整條常德街也就只有這個門牌號碼。台大醫院的對面是臺北賓館的後圍牆，所以沒有門牌號碼。不過常德街並非臺北市最短的街道，景美夜市旁的車前路更短。仁愛路三段則是臺北市最寬的馬路，忠孝東路最長。
（6）門牌號碼的單雙號在那一側，有規則可循嗎？
根據《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東西行者，北邊為單號，南邊為雙號。南北行者，東邊為單號，西邊為雙號。」
（7）為何中和有永和路，永和又有中和路？
中和有永和路，永和有中和路，經常造成困擾，民眾甚至以此做了一首順口溜。根據1898年的臺灣堡圖，中永和都隸屬於擺接堡。永和本來是中和北面的邊郊，與臺北市沒有關係。在1938年川端橋（今中正橋）興建之前，新店溪的南岸極少人煙。這也解釋了，為何永和的永和路門牌號碼是從中和往北編號，而不是由北（台北市）往南。而在永和鎮（市卅區）設立之前，中和已經有永和路了。其實比較嚴重的也許不在路名，而是中和的永和路被環河西路切成不連續的三段，常讓人迷路。2013年新北市將逐步將中和的永和路改名，有人擊掌叫好，也有人認為這樣切斷了與過去歷史的連結。同樣容易讓人迷惑的是，中正橋沒有接中正路，秀朗橋也不接秀朗路，福和橋沒有接福和路，然而福和路卻與永福橋相接。
（8）走在汀州路上，兩邊的建築為何有的是前門，有的是後門？
汀州路為萬新鐵路（萬華至新店）的舊址，於1968年開通。過去鐵路沿線建築，家戶都將建築後門面向鐵路，但後來鐵路拆除，汀州路完工，便變成後門面對著馬路（汀州路）。而汀州路完工之後新建的建築，則當然將正門面對馬路，於是現在的汀州路自然出現正門與後門錯落的景緻了。不過此路上舊建築已留存不多，而且也通常經過重建，讓原本的建築後部變成正門、店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