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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摧毀】
第一節：捲入風波
堅持不賣屋
士林老家，也就是後來被強拆的房子，是三叔叔（王廣樹，即王爸）一家人的住家。爺爺生病後，便開始分配遺產，這個老家與土地祖產所有權當初是在爺爺的三個兒子名下。我父親身為長子，所以建商看中這塊土地，開始洽談都更事宜時，都是由我父親出面回絕。
遇到樂揚建設（即士林文林苑都更案的實施者）之前，文心建設曾被我的父親拒絕而作罷。
2006年6月，樂揚建設段老闆到公司找我父親時，帶著一張已規劃好的兩棟透天平面圖，他們希望用兩個透天厝（王家兩戶）換取王家的土地容積，讓他們蓋大樓，但我們根本不想要賣土地，所以回拒了他。他們詢問三次，我們也回絕了三次，之後就沒下文了。直到三年後，2009年6月17日，我們收到台北市政府都更處發函通知我們搬遷，因為我們家已被劃入都更範圍。家人這時候才發現大事不妙，父親隔日趕緊打電話到市府都更處詹富棋先生詢問；同年6月18日建商到我們家測量土地，這舉動讓我們更緊張。我們沒同意要賣土地，為何建商可以大喇喇地準備把我們的家園搶走。當天我們要求都更處詹富棋先生阻止建商的舉動，但始終沒有下文。
6月24日，我們寫了一份陳情書給都更處詹富棋先生，希望他正視此問題並告訴我們該如何處理，7月8日都更處回函告知我們：王家的拆遷日為2009年9月17日，要王家在兩個月內提出權利價值異議。當時我父親與叔叔們都相信市政府會幫我們保住土地，他們以為只要聽市政府的指示提交資料，就可以阻止土地被建商搶走。他們所不知的是，市政府挖了一個大洞讓我們跳下去！父親傻傻地把資料寫完後交給市府，還在文件寫下「悲！」，沒想到市府把資料交給建商，卻不追問建商是否收到王家賣地的同意書。
後來我們深入了解「都更法」，才知道建商為何不需要王家的同意就可以把王家的土地搶走；他們用多數決來強搶我們的地——當初這一宗都更案基地有57％地主同意都更，43％不同意，同意戶低於門檻，結果建商把不同意都更的郭元益大樓和右邊另兩棟公寓排除，於是在新畫的基地內，不同意戶就只剩下王家兩戶，相對同意戶的比例提高到91％。我們的「都更法」讓建商擁有這樣的權利，《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說明，只要五分之四所有權人同意，都更案就可以成立。法條第32條談及以權利變換，讓不同意戶以錢來跟建商談條件，但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申訴管道了。試問用多數所有權人來掌控少數所有權人的財產權，這樣合理嗎？
同年9月間，父親與叔叔們不斷寫陳情書給市府，市府卻視而不見。近六十歲的三叔叔開始接觸並學習使用電腦，從打字、寫文章、上網查資料做起，四兄弟妹齊心寫狀紙。在他們眼中，這是「用膝蓋想都可以懂的事情」，法官應該也會知道——一間合法土地的民宅，怎麼可能被建商硬生生搶走？他們在10月30日對市府提出行政訴訟，提告內容指出我們未收到建商的通知信，也提到基地相鄰道路寬度不足會影響日後安全，消防通道也不符合救災等等事項，希望市府撤銷整個都更計畫案。當時父親三兄弟信心滿滿，覺得有這麼多證據證明此都更案的瑕疵，應該可以獲勝。
沒想到事情並不單純，隔年（2010年）5月26日收到法院判決，判王家敗訴。判決書內容的第一點，此案採發信主義，也就是建商已寄信給王家，王家沒收到算你倒楣。建商提出我們簽收的郵局掛號回執證明，可是父親覺得事有蹊翹，建商寄給我們士林老家的地址是民國60年以前的舊地址，而且只有我們家地址是用手寫的，而其他戶的地址卻是用打字的，這疑似被塗改。另一個2007年12月寄到萬華住家的掛號通知回執聯上，地址雖沒有錯，但回簽印章卻模糊不清，建商辯論律師說這是大廈管委會簽收的章，我們馬上反駁說：萬華家是兩樓透天厝，哪來的管委會代簽收？我父親當下向法官反映這是建商偽造文書，法官沒有針對我們的疑問詢問建商，而是叱責父親。第二點，法官以多數決來說明我們沒有權利保留我們土地。第三點，強調王家沒有建築線等等理由，駁回我們的訴求，最後判我們敗訴。
判決結果讓我們非常心急與憤怒。爺爺在世時一直強調這個家一定要留著，爺爺希望我們王家後代子子孫孫都要記住自己的根在哪裡，要我們知道王家是從此地落地生根。
我們當初沒有請律師，第一次訴訟被駁回，也才了解隔行如隔山，許多法條與引用文不是一般民眾能理解的，法院裡比的不是真理，而是律師們答辯狀之間的鬥法。我們得到了一次慘痛的教訓，找來蔡志揚律師幫忙處裡官司，但後來還是敗訴了。
就在我們迫在眉梢之時，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都更盟）伸手相助，陪著我們進營建署協調，整理許多資料協助我們向長官說明。為了讓其他市民知道我們王家發生了什麼事，在聯盟與學生們不怕被捷運人員驅趕，在士林捷運站發傳單，另外還訓練一些學生成為導覽員，在現場解說事件始末，希望可以讓鄰居與市民知道王家因建商使用技巧性的多數決，而面臨強拆的命運。
第一次上法庭
事件從一開始，王家人不曾得到建商與市府的正面回應。2012年，是這起都更案爭議的最高峰。
三月初得知父親與
小虹是都更盟的研究員。2012年三月初，父親與小虹參加了一場營建署的輔導會議之後，無故被建商提告妨害名譽。這是父親因為祖產的事件第一次踏進法院，也是王家人正式被建商提告的首例。
為了分擔父親的壓力與了解當時事件的原貌，我整理了當日會議影片的逐字稿，讓人吃驚的是，營建署都市更新組組長陳興隆先生說：「我們現在還聽不出來你們為什麼不參加（指參與都更），政府有容積獎勵、減免、增值稅……我們提出這麼多的優惠還有政府很多協助，為什麼不要都更？」父親回答他說，我們也有選擇不參加的自由，而陳先生竟然說：「這個不是你們的自由，這是法律規定，多數決啊多數決……」我當下才理解父親與叔叔們為了守住祖產所遇到的阻礙有多大，這阻礙來自威權政府與建商。
可是，我們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嗎？倘若都更法是用多數來決定少數人的居家生存權，這與共產國家又有何差別？再說，這是歷代傳下來的祖產，係關人民的財產權，怎麼能讓鄰居以多數決來決定我家土地的去留？
後來我才慢慢瞭解，參與都更其實不像政府與建商所說的這麼好。地主的容積獎勵會被建商拿去多蓋幾層樓，利益進入建商的荷包；政府大力宣稱的「一坪換一坪」也是假象，因為日後蓋好的大樓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公共設施面積比例，實際可以得到的坪數比原有的房子坪數還小。為了這樣一個計劃，我們需要付給建商幾百萬元，但房子幾年前已重新拉皮整修過，家人都住得好好的，並沒有任何房子老舊的問題。我們根本不需要與建商合建，但營建署的官員卻不這麼想；他們用官威來逼我們參與都更，難怪父親與叔叔們會如此憤怒。
王家人不偷不搶，卻被建商以訴訟手段欺負；所以，我們決定陪父親一起面對訴訟。
第一次上法院，我很不自在，父親更緊張。他的不安與憂慮全展現在臉上，我與律師和小虹盡量安撫他的情緒，要他放心，一切請律師處理。後來他們進入法庭，我獨自在庭外的廊道等候，陽光透過回字型的迴廊灑在穿梭來往的律師、被告、原告身上，陽光讓他們臉上的表情皺褶變得深刻。看著中庭的造景，我稍為平靜下來，慢慢抽離不安的情緒。
當時的我，沒想到未來半年還需要無數次地出入大小法院。
「陌生人」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偵訊之後，父親的表情變得比之前輕鬆許多，在車上有說有笑，揶揄自己運氣太差才會被人告。在車上，我初次認識小虹，清瘦的她散發一股特別的氣質。簡單自我介紹後，我們一同回到士林老家，因為小虹還需要在那裡與其他學生開會討論如何阻止房子被強拆。
一下車，我看到許多學生與聲援者已聚集在屋前的捷運高架橋下，家裡大門口平日停著腳踏車與機車的空間搭起活動雨棚，不鏽鋼大門上貼了黃色壁報紙，紙上貼滿了聲援者的留言和各種照片，以及「家不拆不賣」的口號。客廳裡更是擠滿了人，許多學生看起來非常疲累，像是已有幾天幾夜沒有休息；茶几上擺滿了瓶瓶罐罐的咖啡與茶飲，幾個學生手上拿著筆電在工作。
在這午後，我遇見林暉鈞老師，他前一天與學生到市長家門前為我們請命。在寒風刺骨的夜裡，林老師現場演奏一段《辛德勒名單》的音樂主題曲，淒涼優美的旋律述說著我們面臨著被拆屋的恐懼心情，最後卻與學生一起被警察強行驅離現場。初次與林老師見面，我們非常感謝老師冒著危險幫助與他毫無血緣關係的王家人，實實在在地體驗了此時的人情冷暖。強拆之後，在我們最危急的時候，總會看見林老師與我們站在一起阻擋怪手；在其他面臨被迫遷的社區，也常會看見林老師的蹤跡。
只是，剛開始我很不習慣屋裡屋外有這麼多的陌生人，也很好奇為何這些學生會這麼熱血前來幫助非親非故的王家人。在職場上打滾了幾年，我對人性有了防禦的心態，在這險惡的社會裡，物質價值已成為唯一評估人與事的標準。這群與我們沒有利益關係的熱血學生，喚醒了我「人性本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以「價值利益」去衡量的；他們正在做的，是自己認為對的事，而不是為利益與名聲所驅使。
感謝他們為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未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