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結構：中心• 周邊• 亞周邊》

這是一篇非典型的「推薦序」，因為我除了指出本書的獨到貢獻外，還會花一些篇幅陳述我對此書某些論點的質疑。我認為，若要凸顯本書的學術與實踐價值，與其不加批評地頌讚，不如在有限的篇幅內討論其侷限及可能補強的方向。

熟悉柄谷行人著作的讀者，會發現本書的概念架構基本上承襲自他先前的一系列著作，包括如《邁向世界共和國》（2006）和《世界史的結構》（2010），也就是試圖以「交換模式」的概念模型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模式」概念模型，而交換模式包括：交換模式A（互酬：贈與及回禮）、交換模式B（服從與保護）、交換模式C（商品交換）、尚未出現但曾體現為普遍宗教的交換模式D。任何一個社會形構，都是前三種交換模式的結合；如果從整個世界體系的角度來考察的話，由交換模式A、B、C佔支配地位的，分別是微型世界體系、世界－帝國、世界－經濟（現代世界體系）。本書在經驗資料的處理上，則是《世界史的結構》第二部「世界－帝國」的延伸，更細緻地處理了東亞、現代的各個「帝國」的興起與衰落，也以專章討論了日本在「帝國中心－周邊－亞周邊」中的位置。柄谷的史觀與歷史敘事，在晚近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書寫中（可參考如Pamela Kyle Crossley，《書寫大歷史》，廣場出版）有獨特的地位。

柄谷對生產模式論的批評，某些地方是極具洞見的。比如說，他（在我看來正確地）指出，如果我們只看到生產模式，就難以區分「遊動的」狩獵採集社會，以及「定居」之後發展出的氏族社會，畢竟兩者都是生產資料共有的「原始共產主義」。但他指出，兩者的差異極具理論意義：一方面，前者有共同寄託（pooling），但沒有互酬制，因為他們不斷遷徙，無法儲存、積累收穫物，所以傾向於均等地將收穫物分配給成員；另一方面，這種「定居革命」（sedentary revolution）帶來儲存與積累，從而使不平等和戰爭成為可能，但透過強制的贈與及回報（即互酬制），有系統地壓制了財富和權力的集中。

在交換模式史觀的燭照下，他對歷史上各種「帝國」的詮釋也常有獨到之處。帝國由多數「共同體－國家」構成，以互酬性原理（交換模式A）為基礎，形成多數國家積極的服從（交換模式B），並促進貿易（交換模式C）。其主要特徵有三，一是形成超越各部族國家的「萬民法」，二是形成超越各種宗教的世界（普遍）宗教但同時保持寬容，三是世界語言。

柄谷主要繼承了布勞岱爾對「世界－帝國」和「世界－經濟」的分析，反對（像華勒斯坦那樣）把「世界－帝國」或「世界－經濟」視為文明發展的先後階段，強調兩者曾同時存在，且彼此有密切的關聯。比如說，古希臘曾經出現「世界－經濟」，但不是因為古希臘比較「進步」或「文明」，而是因為它當時位於埃及與波斯帝國的亞周邊（sub-margin），既強烈受其影響，又不至於遭到征服、同化。同樣地，歐洲也是位於羅馬帝國的亞周邊。總之，由交換模式C支配的「世界－經濟」（特徵是都市在封建諸侯鬥爭的夾縫中成長，進行自由的交易，是交易中心）總是在由交換模式B支配的「世界－帝國」（特徵是都市為政治中心，交易由國家管理，難以演變成資本主義經濟）的亞周邊地區出現，而「世界－經濟」全面壓倒「世界－帝國」，關鍵是一八○○年。隨著工業革命，英國代替荷蘭成為霸權國家，美國再接著取代英國的霸權地位。「世界－經濟」的中心從「世界－帝國」的亞周邊逐步往「亞周邊的亞周邊」移動，「世界－經濟」也不斷滲透進帝國，先是侵略「世界－帝國」勢力未及的地區（美洲與非洲）並掠奪資源，從而加入「世界－帝國」的交易圈，之後再將「世界－帝國」的周邊變為殖民地，最終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見第五章）。

這種史觀可與以彭慕蘭、王國斌、Andre Gunder Frank、Jack A. Goldstone等人為代表的「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相互呼應，相當有助於解構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柄谷強調，在討論帝國史時，西方學者總是從羅馬帝國談起，而忽略了「東方」的波斯帝國，但事實上，前者的基礎建設、萬民法、包容多數民族的統治方式皆始於後者。重要的是，柄谷的史觀同樣有助於拆解中國中心論的歷史書寫。比如說，柄谷對蒙古帝國的討論便極為精彩，足以讓人反省習焉不察的「中華王朝史」。茲舉一二：

眾所周知，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京都學派」的學者都將宋朝視為「東洋的近世」，將之比擬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只是後來遭到「野蠻」的遊牧民破壞。但柄谷強調，蒙古其實帶來了另一種意義的「近世」。

首先，蒙古相當程度上繼承了唐的遊牧民王朝（各遊牧民部族將唐太宗尊稱為「天可汗」，因為唐太宗不只是中國皇帝，還是遊牧民世界的「汗」；換言之，唐同時繼承了農耕民世界和遊牧民世界。但柄谷認為，這個「世界－帝國」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始終沒有得到「中華王朝史」的重視）。唐滅亡後，契丹國將農耕民國家的原理引進遊牧民的契丹世界，試圖建立統合遊牧民和水稻農民的複合式國家。蒙古則繼承了鮮卑、唐、契丹一脈相傳的「帝國」，不僅在中國建立起元朝，更成為遠及阿拉伯、俄羅斯、歐洲的世界帝國，並從中衍生出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國、伊朗帝國、蒙兀兒帝國、清帝國。就像唐太宗一樣，元朝皇帝忽必烈也是世界帝國全體的「汗」。

其次，柄谷還引用杉山正明的研究，指出股份制、匯兌制等構成現代資本主義的要素，都是在元代出現並成熟的（中文讀者可參考八旗文化出版的杉山正明著作）；蒙古不只是陸上的帝國，更運用羅盤的技術進入海上，形成從東南亞到印度洋的海上通商圈，全面開?「海的時代」，形成歐亞大陸與非洲北部、東海岸的循環交通體系，實質上建立了「世界通商圈」。柄谷更指出，威尼斯等義大利都市之所以能夠興盛、形成「文藝復興」，恰恰是因為位於蒙古帝國建立的「世界通商圈」的周邊。

柄谷就是以這種恢弘的觀點，考察了中國歷史中高度異質的秦漢帝國、隋唐帝國、元清帝國，強調「在以中國史為思考基礎的同時，也必須超越王朝史的觀點，來思考帝國。……這樣做的話，『中國史』也將有不同的面貌」。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互酬」的前世今生

乍看下，柄谷的交換模式論似乎言人所未言，就連當前（最）知名的左翼哲學家Slavoj Žižek也在最新的Trouble in Paradise: 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Capitalism（2014）一書中花了幾頁的篇幅討論這種理論模型，並頗為認可其立論。但我對這個模型的概念基礎有一些保留，特別是與交換模式A（互酬）有關的部分。

在「互酬制為何產生」這個問題上，柄谷的解釋難以令人信服（見第二章）。他主要運用（但也有批評）了佛洛依德《圖騰與禁忌》的理論，指出圖騰信仰支持了互酬性的結構，使壓制一切的「原父」難以出現。但是他強調，定居下來的人類不是「有意地構想、採用互酬制」，否則難以解釋其反覆出現、高度強制的特質。那互酬制究竟如何出現？他以後期佛洛依德的「死亡衝動」學說為依據，認為「那是有機體想要回復到無機質狀態的衝動」。「有機體」就是定居之後大量聚合、充滿衝突的人類，「無機質」則是遊動民的遊群社會。柄谷說，這是一種「精靈的命令」，也就是「回歸遊動民狀態的『衝動』」。即使到了今天，這種「衝動」依然在人性之中根深蒂固，不管人如何壓抑與遺忘，「被壓抑者」仍然會回歸。

我的看法是，柄谷的解釋方式雖然具有高度的演化意涵，但很可惜的是他沒有與晚近大量的演化人類學文獻對話，使得他的佛洛依德式解釋不但過時，還顯得牽強（我們為何必須接受「死亡衝動」這樣的理論，才能解釋人在演化過程中發展而來的人性？）。演化人類學者近來最關注的一項課題，就是解釋「道德」（除了柄谷一再強調的互酬外，更重要的是合作與利他的心理機制）的演化根源，更具體來說，是希望在游動的狩獵採集民的經濟生活當中尋找道德的演化基礎。如Christopher Boehm於二○一二年出版的Moral Origins: The Evolution of Virtue, Altruism, and Shame便指出，人類在更新世（Pleistocene）時期面臨不穩定的氣候環境，故必須形成較大的、平等主義的協作單位，才能在狩獵上更有效率，在這個過程中，人類逐漸出現「平等」感之類的社會性偏好（social preference），開始懲罰或孤立那些不願合作、佔人便宜的成員。平等主義的社會 是在這個複雜的過程中逐漸成形、穩定下來的，不是像柄谷描述的如此簡單（無法儲存收穫物，不等於會平均分配收穫物）。由此看來，柄谷所謂「定居之前的狩獵採集社會……均等地分配給所有成員，這是『純粹贈與』，並不是互酬」（第二章）也大有疑問，因為許多演化學者都認為，一定程度的「互酬」，是一切合作行為的基礎（見如Lee Cronk和Beth L. Leech的Meeting at Grand Central: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Roots of Cooperation）。

當然，一種可能的回應是，柄谷這裡使用的是極為狹義的「互酬」，也就是物資的餽贈與回禮。但這牽涉到一個更大的問題：柄谷在全書中使用的「互酬」往往定義緊鬆不定，從而削弱了這個概念的力道。比如說，他在第二章指出「戰爭也是互酬性的一種」，並進一步區分出「互酬的正面性質」（友好）及「互酬的負面性質」（敵對）。但首先，他把互酬的「行為」（贈與及回禮；報復與戰爭）和互酬的「效應」（友好；敵對）混同起來；其次，如果和平、平等是互酬，敵對、競爭也是互酬，這個概念就過於彈性了。


回到歷史唯物論

這裡可以帶出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柄谷同樣用「互酬」這個概念來描述封建制底下的社會關係：不論是「授封者與宣誓效忠者」的主從關係，還是「支配者與其他支配者」的競爭與敵對關係，其中都有「互酬」的原理在運作。前者指的是「如果主君對於屬下不能盡到回禮的義務，那麼主從關係也就結束」，至於後者，他則是斷言「也處於互酬的狀態」。但一來，他沒有提出經驗證據來支持前者，也沒有說明這裡的「禮」是具體的物還是行為；如果這裡的「禮」指的只是行為上的「禮尚往來」，那就難以和交換模式B（我服從你，你保護我）區別了。二來，他始終沒有清楚說明，到底是「互酬（哪種互酬？）帶來軍事上的敵對與競爭」，還是「軍事上的敵對與競爭本身就是互酬」，因此概念上有些混亂（見本書第三章，及《邁向世界共和國》第二部第一章）。

其實，要解釋封建制底下的軍事競爭，與其不斷（自相矛盾地）伸縮調整「交換模式」下的概念來適應現實，不妨回到柄谷摒棄的歷史唯物論（即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解釋上的優先性）。舉例來說，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家Robert Brenner以「政治積累」（political accumulation）這個概念來解釋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軍事衝突，以及現代歐洲國家體系的興起，便特別值得參考。

「政治積累」指的是封建領主傾向於投資必要的軍事力量，奪取敵對領主的土地（與農民），以維持或擴張自己的收入。Brenner強調，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直接生產者能夠取得生產工具，因此，剝削階級必須使用經濟以外的強制手段；這使得剝削階級難以透過投資生產工具來達成「現代的經濟增長」（也就是以節約勞動的投資為基礎的生產力發展）。領主如果要增加收入，就不得不從自己的農民或從剝削階級的其他成員那裡重新分配財富與收入。這表示他們必須利用自己的資源來發展強制手段，也就是投資軍隊及政治－軍事機構，持續改善作戰方法。據此，前資本主義之下的「政治積累」和「國家創建」（state-building）的動力，可與資本主義之下資本積累的動力相比擬。

簡言之，Brenner在解釋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構的軍事衝突時，是根據該社會形構內的支配性生產關係來解釋。這正是歷史唯物論的解釋力所在。


實踐意涵

柄谷的「交換模式」論有高度的實踐意涵，他也一再倡議某種超越現存的「資本－國族－國家」、超越交換模式A、B、C的「世界共和國」。這種「世界共和國」將實現康德的「每個人不只把他人視為手段，同時也要當作目的來對待」這項普遍道德法則，而其中佔支配地位的交換模式，將是在更高層次上恢復的交換模式A，也就是人類歷史上逐漸被壓抑與遺忘的「狩獵採集民的遊動性」：「那是一度被壓抑的、自由的相互性之強迫性的回歸，同時也是在高層次的回復」（見第一、二章，以及《世界史的結構》第三部第四章、第四部第二章更詳細的討論）。

但我懷疑的是，我們是否可能在聚焦於交換模式的前提下，逐步逼近柄谷念茲在茲的世界共和國，或他在《世界史的結構》中所謂的associationism，即「拒絕國家的社會主義」？柄谷在《世界史的結構》中，曾以其交換模式論為基礎，主張在流通過程中開展鬥爭，以消費者、環境保護者的身分挑戰資本的積累，此即所謂「拒絕運動」（拒絕購買商品，或拒絕出售勞動力商品），同時開展出非資本主義式的經濟（如合作社），設法吸收資本主義危機下的過剩勞動力；換言之，他相當反對把焦點擺在生產領域的鬥爭，因為勞動者在生產領域很容易受到資本的威脅或籠絡，因此，歷史上的生產領域鬥爭（如政治性罷工）總是以失敗告終。本書雖然沒有論述這類問題，但從「交換模式」的邏輯得出的結論恐怕八九不離十。我以自己近來在做的研究為例略加討論。

阿根廷二○○一至二○○三年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二○○一下半年每個月平均有二千六百家公司破產，失業率高達25%。危機下出現了工人接管破產企業的運動，「由工人復甦的企業」（empresas recuperadas por sus trabajadores, ERT）大量出現，其中多數組成合作社，以民主方式進行決策（另有少數破產企業由市政府接管，交由工人經營；亦有少數與資方達成協議，繼續由資方經營）。

其中一個重要案例，是位於阿根廷西南部內屋肯省（Neuquén）的磁磚工廠FaSinPat（縮寫自「沒有老闆的工廠」：Fábrica Sin Patrones），原先名為Zanón。該公司由前總統Carlos Menem（阿根廷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推手）的好友Luigi Zanón創立於一九八○年代。一九九○年代起，公司的工會便牢牢掌握在資方手中。改革派工人於二○○○年在工會內部取得勝利，開始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經常與資方發生衝突。二○○一年十一月，Zanón欠薪裁員，公司負責人試圖脫產後宣布關廠。二○○二年三月，經員工投票，二百四十名員工佔領工廠恢復生產。

其中，阿根廷的小型托派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 Socialistas, PTS）的領導人Raúl Godoy是改革派工會的核心成員，也是接管工廠後新的工會領導人。Zanón的四百七十五名員工中，有十五名是PTS的活躍幹部，他們不但與其他基層工人互動密切，更有意經營工廠與周邊社區的關係。剛接管工廠時，他們便捐贈磁磚到社區中心及醫院，並在社區舉辦文化活動。二○○五年，工人投票決議在附近的一個貧窮社區Nueva España興建一間社區診所。過去二十年來，該社區居民一直向內屋肯省政府要求這樣的診所，始終沒有得到回應，但FaSinPat三個月就將診所蓋好，從而得到社區居民的全力支持。這種「互酬」，是維繫FaSinPat於不墜的重要力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二○○○年，Zanón的新工會協助組織了內屋肯省的陶工總工會（Sindicato de Obreros y Empleados Ceramistas de Neuquén, SOECN），提出了總工會的三項基本目標：工人民主、階級自主、國際主義及反帝。他們以SOECN為基礎，大力支援失業者運動及其他工會運動。

我們可以發現，這種「非資本主義經濟」的創造，是從生產領域的鬥爭（對抗黃色工會、建立自主工會的鬥爭）逐步發展、深化而來的，絕非憑空可得，也很難從流通領域浮現。更重要的是，這種生產領域的鬥爭並不是「經濟主義」（只爭取經濟條件的改善），而是與政治鬥爭密切結合在一起。

阿根廷許多其他的ERT也經常在資金及技術上相互支援，一同分享訂單、人才，並與在地社區運動密切結合（例如週末時段開放廠房，免費供在地文化團體使用場地），「互酬」精神隨處可見。但這種「非資本主義經濟」，與既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及受其制約的企業行為：利潤最大化，忽視與環境、勞工及社區的關係）發生了劇烈的衝突，不斷遭到打壓，例如FaSinPat的員工不斷受到騷擾及死亡威脅，且FaSinPat是全內屋肯省唯一必須支付全額水電費的公司，有八年的時間，整個內屋肯省的公部門甚至不向FaSinPat採購任何商品。如果只在「交換模式」上打轉，我們不僅難以理解接管工廠運動的發展動力，也難以理解為何ERT這種廢棄傳統勞資關係、充滿互酬精神的營運模式，會如此受到國家機器及其他大企業的攻擊。

我們很難想像，在一個沒有強大工會運動力量的社會裡，能夠出現具關鍵地位的非資本主義經濟（如民主經營的合作社）。消費者如果無法與生產者團結起來，消費者運動很容易就變成與勞工對立（杯葛黑心企業的產品，是不是剝奪了該企業內勞工的生存權？）或是中產化（基層勞工如何負擔得起代價高昂的倫理消費？），而兩者要團結，關鍵還是在於生產領域的勞動者能組織起來，認識到消費者與勞動者的對立只是表面上的對立，問題的真正根源在於資本的暴政。

這篇文字看似對此書（或柄谷整體的思路）有所批評，但這不能埋沒此書其他的諸多重要貢獻，我也試圖平實地將這些貢獻呈現出來。就刺激思考、促進辯論、挑戰既有史觀而言，此書功不可沒，故極為樂於推薦給中文世界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