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榮格人生路：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

在我進入榮格分析師專業之際，從沒想過屆老年時會撰寫回憶錄。當我在榮格專業領域還是菜鳥階段，前一輩的榮格學人都與榮格有深入的接觸；當《心事》（Matter of Heart）這項計畫初步發想時，有人向喬治及蘇．瓦格納夫婦（George Wagner and Sue Wagner）建議訪問我與榮格的個人經驗，我馬上回絕這項提議，因為我覺得我跟榮格的直接經驗相當有限，而且我之所以會有這些經驗全然因著我是詹姆斯及希爾得．克許（James and Hilde Kirsch）的兒子。我當時應允參與的只有為《心事》訪談喬．韓德森（Joe Henderson），我在喬七十四歲那年做了一次訪談，其後在喬屆百齡時又做了另一次訪談。對於這兩次的訪談經驗我都相當滿意，而我相信喬．韓德森也喜歡這兩次的訪談內容。

一九七○年代，我的專業生涯遭逢非預期的轉折。四十一歲那年我獲選為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的第二副主席，帶我進入IAAP的國際政治場域，當時的IAAP正起步拓展歐洲與美國之外的疆土，澳洲、紐西蘭、南美各國、南非、俄羅斯、中國、韓國及日本都開始發展榮格小組。其後，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這段期間我成為IAAP的主席，與這些新發展的榮格小組聯繫是我當仁不讓的職責。

在我一九九五年完成IAAP主席任期時，大部分曾接受榮格及（或）東尼．沃爾芙（Toni Wolff）第一手分析的第一代榮格學人都過世了。次一代的榮格分析師對於我的故事也開始感到較多的興趣，他們想了解一九五○年代蘇黎士的景況，當年我花了整整兩年暑假及另外兩年部分的暑假待在蘇黎士。當榮格學院還只是個擁有三十個國際學生的小規模機構，我就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待在那兒，當時的國際學生要不從美國來的就是從歐洲來的。

隨著我逐漸成為榮格社群的政界元老，各地的發展小組開始要求我發表關於榮格及蘇黎士早年景況的演講，可是當時我的研究興趣仍然聚焦於榮格分析、夢的理論及實務以及分析關係等議題。當我在一九九五年主席任期屆滿時，安德魯．沙繆斯（Andrew Samuels）建議我寫下榮格派自創始到我完成書籍這段時間的進展歷史，這本書命名為《榮格學派的歷史》（The Jungians），書籍在二○○○年由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此時我滿心所想的都是榮格派進展史，對其興致也逐步深化。

後來我也漸漸明瞭我的人生旅程及我身為兩位第一代榮格分析師之子的事實，讓我很早就得以透視榮格派進展史，這段歷史從一九四○年代橫跨至今日。我的身分也讓我得以認識多數的第一代榮格分析師，特別是那些遠道前來美國及洛杉磯並留宿我家的分析師，有時候他們在我家住了整整有一個月之久。戰後時期，美元相當強勢，這也讓我的父母及其他人能夠在合理的支出下將卓越的第一代分析師帶進加州。

其後在我擔任IAAP副主席及主席的專業人生階段，我得以與這一代及下一代的分析心理學家會面，也因此我的一生跨越了榮格世界自一九四○年代至今時今日。

因著我的人生經歷與榮格派及分析心理學的發展並行，我在二○○七年那年獲邀撰寫回憶錄。當時簽約要在兩年內完成此書，但是其間發生了好些重要的事件讓書寫中斷，因此我無法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回憶錄。首先，二○○九年《紅書》出版後暢銷於美國，我獲邀針對《紅書》發表演說及評論，而我也幾乎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完成這些邀約。

第二個事件則是我父親與榮格書信集的出版工作，此書由安．拉莫斯（Ann Lammers）編輯，雖然她接下編輯及大部分的出版工作，但我也在編輯過程中看頭顧尾並為此書撰寫序文，在這項計畫中顯然也投入不少心力。

此外，接連地健康紅燈也讓我無法投入回憶錄的書寫工作，就這樣進入二○一三年尾聲。當時我在中國及台灣先後參加兩場會議，會議期間我遇見來自蘇黎士的榮格分析師暨易經學者克莉絲塔．羅賓森（Christa Robinson），我向她提及我接續執筆回憶錄的困難處。著述過程中讓我難為的是表達對同僚的負向情感，我第一手目睹榮格學人在顯要光環下的巨大陰影面，百般不情願在回憶錄中描述這些事件情節，克里斯塔幫助我解開我對於某些榮格派同僚的「毒舌」評論。在那之後，書寫的工作就相當的順暢，而我也得以完成這本回憶錄。

書籍完成後，王浩威醫師就與我商討將書籍譯成中文並由心靈工坊出版的事宜。心靈工坊專業負責出版深度心理學及超個人心理學的書籍，專業譯者及榮格派學生徐碧貞旋即接手將這本回憶錄譯成中文，因為碧貞在舊金山灣區居住並工作，我們得以直接溝通翻譯過程中的疑問。就我的觀點而言，整個翻譯過程相當順暢，但譯作仍得由中文的讀者來評斷。

是何緣由讓本書在英文版出版後沒多久就被譯成中文？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要再講另一個故事。二○○六年當年陳怡蓁及張明正夫妻會同申荷永前來舊金山，在我準備啟程前往瑞士渡長假前兩天的傍晚，我接到張氏夫婦的電話邀約我與他們在隔天共進午餐，幸運的是我當時正好有個空檔而促成了一場美好的午餐會面。午餐席間，明正及怡蓁親切地邀約我和珍一同前往台灣，為他們在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的學生們提供一系列的研討會。二○○七年十月，珍和我首度前往台北，正逢巨大的颱風來襲，但這並未打消學生們參加研討會的熱忱，而我們也對學生們在榮格派的學養深度印象深刻。珍和我當時是第一對到台灣台北授課的西方榮格分析師，在我們之前，台北已有日本的?口和彥博士（Higuchi Kazuhiko）及沙遊治療創始人朵拉．卡夫（Dora Kalff）之子馬丁．卡夫（Martin Kalff）前來講授沙遊治療，而我們兩人則是第一對西方榮格分析師前來講授榮格心理學。從那年開始，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再回台北。

當台北聚集了一群專業人士開啟對於分析心理學的興趣，台灣榮格發展小組也應運成立以協調研討會、讀書小組及個人分析的工作，我成為所謂的「聯絡人」（Liaison Person）負責與IAAP協調。在此同時世界各地已有許多的發展小組成立，這是IAAP扶持尚未有正式榮格社群的國家發展分析心理學的模式。台灣極為幸運，因為舊金山的榮格分析師萊莎．拉維茨（Liza Ravitz）有一年和我一同前往台灣授課，她很喜愛台灣同時也決定和她先生重返台灣兩年提供分析、督導並在大學授課。這讓台灣的發展小組大大領先其他的發展小組。對大部分的發展小組而言，當前面臨的最大議題就是無法得到個人分析時數，其他發展小組的分析師候選人幾乎都必須千里迢迢遠道找尋個人分析的機會，而在台北的分析師候選人得以有兩年的持續分析，在萊莎之後是否後繼有人則尚待分曉。

台北的工作是我跟珍所從事過最有意義的一份工作。因著一個出乎意外的事件帶領我們前往亞洲，特別是台彎這個我們想都沒想過會去的地方，台灣及在地人對待我們兩人是如此的溫暖及慷慨，我們也回報以相同的溫暖熱情，這也是為什麼這本回憶錄會如此迅速地被譯成中文。我要特別感謝出版社、王桂花、王浩威、徐碧貞及鄭文郁等人的付出讓這本書得以迅速出版。我很確定仍有許多幕後工作人員的付出值得一提，僅此具名提出這幾位與我有直接接觸的人員。

這本書是我身為榮格派的個人論述，書中部分內容屬個人的揭露，其他部分則描繪我這一路走來所經歷的專業事件。機緣巧合下我的人生與好些主要關鍵的政治事件交會，除了在戰時跨越北大西洋，我在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垮台之際成為IAAP的主席；此外，我也計畫在莫斯科書展時前往莫斯科簽約將榮格全集譯成俄文，時值戈巴契夫及共產黨回掌政權那三日，三日後由葉爾欽重執政權並將共產主義永遠逐出。雖然書展被共產政權取消了，我仍然前往莫斯科簽訂翻譯契約，因此我也經歷了共產跨台的頭幾天。翻譯約雖然簽訂了，但最後僅有一冊，也就是全集的第十五冊在俄羅斯發行，其他幾冊雖然陸續被翻譯，但是這些譯本與西方的榮格社群沒有任何的正式連結；當種族隔離政策經公投否決當下我也正好在南非；而當嬉皮風及心理迷幻藥興起之際我正在舊金山。回首這所有我寫在回憶錄中的經歷，我壓根兒沒有想到我的人生會見證如此多的世界重要事件，這一切皆源自機緣巧合。

期望中文及亞洲的讀者會對這段歷史感到興趣，雖然書中大部分的內容與亞洲的分析心理學發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希望本書的內容能夠以較寬廣的觀點一窺世界各地分析心理學的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