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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學派的歷史》

《轉化之旅:自性的追尋》

《英雄之旅:個體化原則概論》

《我的榮格人生路: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

A Jungian Life
 
作者:湯瑪士・克許 Thomas B. Kirsch
譯者:徐碧貞
書系:PsychoAlchemy 010
定價:620 元
頁數:352 頁
出版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
ISBN:9789863570431
 
特別推薦:歐文.亞隆(Irvin Yalom,美國當代精神醫學大師)、呂旭亞(諮商心理師、榮格心理分析師)、洪素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賴佩霞(魅麗雜誌發行人、作家)
 
第一章:早年起步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我在倫敦的米德爾賽克斯醫院(Middlesex Hospital)以臀部和這個世界相見。當時的臀產式生產意味著產科醫師需要將胎兒在母親體內旋轉,讓胎兒的頭部能夠先出產道,而不是由背部或腿部先出。我們現今所能見到的各種診測胎兒狀況的科技當時都不存在,因此在生產過程中,我的左手臂斷了,但幸運的是並未傷及神經,這是臀產式生產常見的併發症。我的手臂上了好幾個星期的石膏,根據當時見過我的人所言,我看起來就像是個英國警察。

  不僅僅我的生產過程帶著生理上的創傷,從我父母親的觀點而言在心理層面上也是困難重重的。雖然我是個被期待的孩子,但我的雙親知道另一場戰事正在歐洲上空匯集,主要因為希特勒是個不能相信的狂妄份子。在動盪不安的時刻生孩子真的是明智的決定嗎?儘管他們心裡清楚未來充滿變數,曾經想過要拿掉孩子,但最終敵不過心中對孩子的想望。未來雖然充滿模糊不確定,但也充滿各種可能性。看到這一點,他們幫我起了三個名字:湯瑪士•貝索•摩德凱(Thomas Basil Mordechai)。這其中湯瑪士是個國際通行的名字,而貝索在希臘文中意指「國王」,聽起來很有英國味,也很適合一個年輕的英國家庭;而摩德凱是我的希伯來文名字,起源自《舊約》全書裡的〈以斯帖記〉(Esther),當時父母幫我起了這個名字為的是有一天我們可能會回到巴勒斯坦。

  在我出生的時候,當時我父親的一個病人瑪麗安•雅各比幫我排了一份星盤,她和她的先生也是從歐洲流亡的難民,他們和我父母在倫敦成為好朋友。我在倫敦的生活記憶裡並沒有瑪麗安的印象,但三十年後我們重新取得聯繫,那時她已經成為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個人會員,也是英國心理治療師學會(British Association of Psychotherapists, BAP)的創始會員。一九七四年,我們兩人同時出席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在倫敦的會議,而我請她幫我重解星盤。她對於我過去與女性關係的困境的見解聽來挺有道理的,並提到我未來的難題主要是在於與男性的關係,我不確定她是否一語成讖,但在我人生的後半場,我所持有的爭議性立場的確讓我捲入許多衝突中。

  我的父母在德國相遇,在我出生前幾月他們抵達倫敦。我的母親希爾得•克萊爾•克許史黛(Hildegard Klara Kirschstein)來自於受德國同化且富有專業背景的家庭,家族的根源可以追朔到十四世紀。她的祖先逃離西班牙的宗教迫害,在西班牙正式驅離猶太人前就移居到德國北部,再次開始流亡新生活。直到我母親在一九○二出生時,她的家庭已成為受德國同化的猶太專業圈的一員,他們也不再信奉傳統猶太教規儀。她的父親是個牙醫,而叔叔立奧波得(Leopold)也是個醫師,這是我長大之後才知道的。她有兩個哥哥,其中我們一家熟知的華提(Walter;亦名Welty)叔叔和我父母一生都維持親密的聯繫。他跟他的妻子羅娜(Lona)兩人在倫敦的牙醫生涯累積了小小成就,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所受的優秀德國醫學訓練,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採用了昂貴的美國設備。當時美國機械超越群雄,在牙醫界拔得頭籌。我母親的另一個兄長在一九四三年逝於倫敦,我對他沒有任何印象。我母親在柏林長大,視自己為德國人,對於她的猶太根源沒有任何概念。她完成高中學業後,旋即與一個成功的帽子商赫曼•席伯(Hermann Silber)訂婚。年紀輕輕就生了兩個兒子,分別為一九二三年出生的詹姆斯•魯道夫•席伯(James Rudolph Silber)及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哥哈•華特•席伯(Gerhard Walter Silber)。當時德國正處政治及經濟的混亂期,整個國家努力從一次大戰後復甦,她的先生赫曼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病程發展迅速,直到一九三三年已完全失能,對於自己的狀況感到沮喪並自殺身亡。我母親是個典型的德國家庭主婦,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也沒有任何技能及專業,帶著兩個孩子心情極度沮喪,面對高度通貨膨脹的德國經濟,手上的錢所剩無幾,她只好帶著家人搬進出租的公寓,因此遇見了一個年輕的法律系學生麥克斯•澤樂(Max Zeller),後來成為我雙親在洛杉磯時代子的摯友及分析師同僚。當時母親絕望沮喪,迷失了未來的方向,可能是麥克斯、或是她前夫赫曼的孿生妹妹凱特(Kate Nottman)建議她接受心理治療,推薦了當地的精神科醫師兼治療師詹姆斯•克許(James Kirsch),而這個極具意義的轉介為身涉其中的每個人都帶來難以想見的結果。我母親向這位未來要成為我父親的人約診,對他迅速地形成強烈而情慾的依賴移情,而深深改變了她的未來。

  至於我的父親,則是來自於正統的猶太背景家庭。他的家人從波蘭流亡德國,於十九世紀晚期流亡落腳美國。整個克許家族致力於商業,部分家人前往舊金山追求商業發展,另外一部分家人,包括我的祖父則轉戰瓜地馬拉。我沒見過我的祖父,當時他落腳瓜地馬拉市創建他的鈕扣事業。我父親在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生於瓜地馬拉市。祖父選擇到瓜地馬拉的決定最後證明造福了所有人,一九四○年我們移居美國時,不是以德國或英國的身分申請入境,而是憑著瓜地馬拉的配額而得以入境美國的。

  我父親在五個孩子中排行第四,上有三個姊姊,下有一個弟弟。因為我父親聰穎過人,我的祖父決定將他的妻子及家人送回德國,好讓年輕的詹姆斯接受瓜地馬拉所欠缺的扎實教育。家族在一九○七年經由舊金山返回柏林,而我父親也得以接受古典的歐洲式教育。他的父親則繼續留在瓜地馬拉,當時的共識是他每兩年會回德國一趟。然而,一次大戰攪亂了這項規劃,我父親在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一這段期間都沒再見過他的父親。我父親認為他的父親必定在瓜地馬拉另組家庭,但即便這麼想,他從沒見過他們,最後他的父親於一九三一年離世。

  在我父親青少年時期,他就熱中於錫安主義,即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他後來到海德堡大學就學時,仍持續加入猶太復國主義學生組織(Blau-Weiss),在組織裡結識了他一輩子的朋友埃里希•佛洛姆及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助手厄恩斯特•西蒙。西蒙後來成為猶太大學(University of Judaism)的教授,對我及我父親都帶來重要的人生影響。我父親選擇就讀海德堡大學醫學院,這讓他的家人頗為失望,因為他們希望他能加入家族事業;我父親卻反其道而行成為精神科醫師,在柏林奧利維爾廣場(Olivaer Platz)三號開設診所。他接受了兩年的佛洛伊德式精神分析,之後接受托妮•蘇斯曼(Toni Sussman)的榮格分析。一九二八年他聯繫榮格,並規劃在一九二九年在蘇黎士接受榮格的分析。一九三一年時,他成為柏林榮格社群(Berlin C. G. Jung Gesellschaft)的創始會員,他的精神科門診及榮格分析執業也鴻圖大展。他在柏林頗具名望,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母親會被建議找他做心理治療。

  在我的雙親相遇時,正值希特勒掌權,德國猶太人的處境急速轉劣。我父親當時仍是猶太復國主義學生組織的一員,因為深深相信歷史牆上的手稿內文,他建議他的家人及猶太病人離開德國、移居他鄉,最佳地點就是巴勒斯坦。一九三三年,他帶著家人、妻子及兩個孩子前往巴勒斯坦,而我母親也帶著兩個男孩跟隨前往。兩家人緊鄰落腳於特拉維夫(Tel Aviv),彼此建立了友善的關係。

我父親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夏娃(Eva)在一九三五年離婚,為了完成離婚手續,兩人必須短暫回到德國。夏娃在一九二○年代曾經跟著我父親參加蘇黎士的研討會,成為榮格取向的心理治療師,所以她當時決定留在德國。一九三八年,她理解自己必須要離開,但是走得很辛苦。她在威爾斯(Wales)展開新生活,再婚,從事心理治療多年,後來在九十八高齡辭世。當她與我父親的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她參加了榮格的研討會;在一九二○年代的夢研討會資料中,仍然可見她的名字列在與會人員名單上。

同時期,我父親跟他的病人希爾得建立了親密的浪漫關係,然而兩人都不喜歡一九三○年代中期的特拉維夫及巴勒斯坦。在那時候,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展,但瘧疾及其他疾病也猖獗肆虐,我父母一方面擔憂政局,另一方面也擔心家人的健康,因此開始思考離開巴勒斯坦。

一九三五年我的父母正式結婚,也把他們的組合家庭帶往倫敦。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當時正處歐洲難民潮,大英帝國對於入境設有嚴格的限制。當我父親將申請書送至大英帝國移民署時,當時的移民署官員對於榮格熟識,因為榮格才剛在塔維斯托克(Tavistock)發表演說。我父親帶著榮格的親筆信,信中陳述我父親信譽良好而且對榮格的心理治療有所涉略,而海關官員認為英格蘭需要更多的榮格分析師,就讓我父親及家人入境。我從小聽這個海關故事長大,一直到五十年後才真正得到驗證,當時我正在紐西蘭的威靈頓,紐西蘭的第一位榮格分析師桃樂絲•諾曼•瓊斯告訴我她一九三五年居住於倫敦並接受訓練,正巧與這個讓我家人入境英國的海關官員是好朋友。

在我週歲後一直到一九四○年九月後期,我的家人住在倫敦的哥爾德爾斯格林(Golders Green)猶太人區,緊鄰著漢普斯特德荒野公園(Hampstead Heath),我還記得當時常到公園及公園內的巨樹林(Big Wood)健走。而在我不滿一歲時,我母親接到一通改變她及我們全家一生的電話。

  我母親結束與我父親的治療工作後,她在一九三五年得以與榮格見面,而在她徘徊於巴勒斯坦、歐洲及英國這段時間,她斷斷續續地接受榮格的分析。很快地,她就成為倫敦分析心理社團(Analytic Psychology Club in London)的會員,這是一個附屬的社團,只要經過榮格派分析的人都能成為會員。在社團中她遇見一位渴望成為榮格分析師的年輕精神科醫師麥可•福德罕。一九三七年五月,我母親在家照顧我的時候,接到一通從福德罕撥來的電話,榮格教授推薦福德罕找我母親做分析。母親對這個請求大感吃驚,她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分析師,然而她還是開始與福德罕的分析工作。福德罕之前曾經接受貝恩斯的分析,他千里迢迢前往蘇黎士想接受榮格的分析。但是,榮格當時挪不出時段,因此建議我母親幫福德罕分析,這就是我母親開始分析執業的故事。不僅母親曾經如此告訴我,從福德罕的自傳中也能得到驗證。後續幾年,我母親接了其他好些個案。我後來在一九七一年第三次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會議中,在洗手間巧遇福德罕,我主動上前自我介紹,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的競爭對手」。一九三七年,當時我還是個嬰兒,而他的分析也正值嬰兒期,我母親身為一個榮格分析師的職涯就此起步,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過世時,她都持續維持很高的接案量。

  直到一九四○年,英格蘭的處境益加險惡,德國征服了法國及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低地國,正計畫渡過英倫海峽。一九四○年夏末及秋季,德國飛機持續對倫敦進行轟炸,我們被迫住進空襲庇護所,我不知從哪得來的點子認為睡在椅子上會比較安全。事實上,空襲對我帶來深刻的創傷,一直到我們一年多後移居美國,我有好幾個月仍堅持要睡在椅子上。

  英倫戰役正如火如荼展開,每天早上當我們從空襲庇護所走出時,都要先確認我們的房子是否仍然安好;空襲持續不斷,我家附近的其他房舍都被摧毀了,唯獨我家的房子倖存。有時侯,德國軍機在白天轟炸倫敦,我們會衝進房子的地窖躲避,直到空襲結束。有幾次我們在市場購物時,空襲警報響起,我母親會急速地將我推向牆邊以避免炸彈掉落我們身邊。

  我父親害怕英國終究會落入納粹手中,他開始探究前往美國的可行性,他發現因為他是在瓜地馬拉出生,我們一家人將被歸入瓜地馬拉入境美國的移民限額,而非歸入歐洲大量尋求避難的難民潮中。因為父親的一些家人在數年前就已經定居舊金山,我父親最後決定我們要移民美國。這是一個重大的抉擇,原本的計畫是整個組合家庭成員,其中包括我們一家三口、父親在前一段與夏娃的婚姻中所生的兩個孩子如詩(Ruth)和麥可(Michael)、以及我母親的兩個孩子,全部都要一起搭船到美國。在最後一刻,夏娃捨不得讓七歲的麥可離開,最後麥可和夏娃一起留在英國。接下來十二年我都沒見過他,而十二歲的如詩則和我們一起橫渡大西洋抵達美洲。

我記得離開倫敦時,我們開車經過漢普斯特德荒野公園,我目睹一架被擊落的德軍梅塞施密特飛機(Messerschmidtt)。夜宿利物浦當晚正逢空襲,一枚炸彈落在飯店附近,是這趟旅程中第一次倖免於難。

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我們搭上一艘擠滿難民的船隻前往紐約。我們所搭乘的撒馬利亞號(Samaria),是受護航的船隻之一。當我們橫渡大西洋時,有空中的救援隨行,當時德國的U型潛艇擊沉許多艘類似的船隻,在船上每天都會演習搭救生艇的流程。有好幾次我們的船隻遭受U型潛艇攻擊,船隻以之字型方式來回躲避魚雷攻擊。幸運地,撒馬利亞號躲過攻擊,在十天之後安全抵達紐約。

抵達之後,我們在艾麗斯島(Ellis Island)登陸,也是我們進入美國的序曲。在我們抵達之前,有許多難民船都被U型潛艇擊沉,我們的順利抵達讓美國人振奮不已。有好幾位乘客接受當地媒體的採訪,當然也包括四歲的湯瑪士•克許為記者提供了兒童的觀點。當被問到我對艾麗斯島的看法,我回答說我很喜歡這家飯店,這段訪談上了紐約的日報,正巧也讓我父親在柏林的好友沃納•恩格爾(Werner Engel)在地鐵站看見,沃納在好幾個月前就先我們一步抵達紐約,因這篇報導得以確認我們已平安抵達美國。當我們從艾麗斯島放行時,他還前來迎接我們。

當我們抵達紐約之後,面對的就是要不要留在那裡或是繼續前往舊金山,父親有許多親戚舊金山在定居。父親在紐約期間受到紐約當地榮格治療師不甚熱情的接待,這讓他想去拜訪他在舊金山的親戚,因為他們的贊助我們才能來美國。所以他隻身前往舊金山拜訪他的家人,在回紐約的途中停留洛杉磯。當時的洛杉磯一片空曠,讓他想起特拉維夫及瓜地馬拉,他立刻就喜歡上這個城市。此外,那裡有許多歐洲人落腳,距離他在舊金山的家人還算合理的範圍,所以我們都搭上挑戰者號蒸汽火車前往洛杉磯。途中我們在芝加哥停留,拜訪和我母親在柏林一起長大的表兄弟哥哈得•達內柳斯 ,他當時在芝加哥是個放射學家,戰後他搬到洛杉磯在一個比佛利山知名的醫療團裡工作。一九六○年,他的生涯再次轉變,他前往蘇黎士接受榮格分析師訓練;訓練完成後,他返回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在那兒執業二十年。他曾經跟我母親表示他並不滿意自己的放射學工作,我母親是促成他前往蘇黎士的關鍵人物。

開始分析工作,這也開啟了我十六年的被分析時光。我的分析肇始於蘇黎士,其後是紐約,最後,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三年這段期間則是在舊金山接受喬瑟夫•韓德森的分析。在舊金山期間,我在完成醫學院的學習後成為精神科醫師,也完成了在舊金山的榮格分析訓練,其後在帕羅奧圖開始個人執業、結了婚、離了婚、再結婚,之後生了兩個孩子,這段期間引領我走過人生迷宮的就是榮格分析。

一九七六年我成為舊金山榮格學院的主席,而一九七七年我獲選為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nalytical Psychology, IAAP)第二副主席,這是全球的榮格分析專業組織。接下來的十八年,從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副主席到主席身分,我奔走於世界,因此認識了許多不同國家的榮格分析師,而這職位讓我如同傳教士般與許多的國家接觸,如:中國、南非、墨西哥、俄羅斯,及其他蘇聯時期的邦聯國家。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行政中心在蘇黎士,頻繁的造訪讓我有機會深化我在那兒的友誼並建立新的友誼,當然也得知許多蘇黎士的內幕及當地人的特質。

在我結束十八年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生涯後,我回到帕羅奧圖全職私人執業。當時有些同事擔憂我會極度想念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時光,認為我一旦失去了過往的角色會不知所措。我當時決定寫一本關於榮格運動的史書,跨越一九一三年到二○○○年這段歷史。對於書寫《榮格學派的歷史》(The Jungians)一書的熱誠初衷,最後卻演變為令人忘之卻步的工作,主要是因為書中涉及許多個別榮格社群的近身細部資訊,這本書的中文版在二○○七年由心靈工坊出版。想當然耳,因為我對個別社群缺乏內線觀點,有些人對我書中關於他們所隸屬群體的描述內容感到不悅。

過去十年,我對於分析心理學的歷史、榮格的生活及工作、心理分析歷史及深度心理學的歷史充滿興趣。我父母將我引介給許多榮格身邊的第一代榮格分析師,長久以來我對他們也有些熟悉。其後,我任職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對於分析心理學的發展更為了解,而經由我的早期家庭歷史及我後期的專業生涯,我得知許多分析師不得曝光的個人私事。另一方面,當我回顧一生時,我對我的個人經驗,包括:我對於某地的感受、我所遇見的人、當時他們給我的印象及現在我對他們的感覺等等,都有許多可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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