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
書序作者：艾瑞克•艾瑞克森 這部路德研究，原來只是一部研究青少年晚期與成年早期情緒危機著作中的一章。但是我後來發現，僅僅一章不可能處理像路德這樣重量級的人物。青年路德成長的過程，是人類有史以來變遷最激烈的時期之一。一切他所屬於的，以及一切他所擁有的，都將被毀滅或重生。因此，那醫學臨床研究的一章就變成了這部歷史著作。但臨床工作既是本書原來的目的，我想應該在序言中簡短談一下我的同事與病人，以及我們共同關心的話題。
五年來，在費爾德基金會（Field Foundation）的支持之下，我的研究工作一直將重點放在十幾、二十來歲青少年情緒困擾的問題。這些臨床工作大部分是在美國麻薩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的奧思丁瑞格中心（Austen Riggs Center）進行的，偶爾我也去拜訪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的西方精神病學研究所（Western Psychiatric Institute）。奧思丁瑞格中心是一個小規模、開放的（沒有閉鎖病房的設備）、研究取向的私人醫院，位居新英格蘭的住宅區；而西方精神病學研究所是一棟摩天大廈，內有閉鎖病房，位居世界鋼鐵中心匹茲堡市內全世界擴展最快的醫學院中。在匹茲堡布羅新（Henry W. Brosin）與溫尼格（Frederik Weniger）兩位博士的指導之下，我得以從與奧思丁瑞格中心背景迥異的病人身上檢驗我的假說，而在奧思丁瑞格中心奈特（Robert P. Knight）博士的遠見下，我們又得以在精心設計的小規模容許範圍內，有系統而全面地觀察各種治療方法在病患生活中的效果。於是，在兩家醫院周全的診療設備與臨床實務中，我得以研究一些青年病患共同出現的一個主題，可稱之為生命危機。這種危機在某些正常的青年身上也可能發生，但在病患身上特別嚴重。我發現了某些急切的生命任務在青年身上造成了極端的緊張狀態，當中某些青年甚至因此成了病患。我研究了這些病患初步的症狀及精神病症狀的形成。我也探索了這些病患童年經驗可能的相似性。同時也企圖去了解哪一種父母以及哪一種背景最容易使這種病症發展到無法治療的地步，到那時，除非這個病患得到特別的幫助或特別好運，因而能在特別有利的情況之下施展他特殊的才能，否則要克服這樣的生命危機幾乎是不可能的。瓊恩•艾瑞克森（Joan Erikson） 在奧思丁瑞格中心把所謂的職業治療（occupational therapy）變成一項有意義的「行動計畫」（activities program），也幫助我認識到工作具有治療與創造兩種角色。在下面，我們將會談到工作在青年路德生命中重要的地位，以及他對工作與「善功」（works）的看法。
每一個新的臨床經驗都有助於理論的發展，而理論的發展也對新的臨床經驗有所助益。因此，這本書將特別討論了新近對自我適應（ego’s adaptive）與其防禦（defensive）功能的研究。我認為，佛洛伊德偉大的原著是這方面研究進步的基礎。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對自我的研究，為理論打開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而阿契霍恩（August Aichhorn）也在青少年心理治療上開拓新的沃土。從這些著作，以及哈特曼（Heinz Hartmann） 與拉帕波特（David Rapaport）的著作與合作之中，我也學到了許多東西。這些研究成果，加上我自己一點新的看法，曾在一篇文章中初步發表過。現在我把它們寫成這本書，將來我還要再寫一本臨床工作的小冊子。這裡，我只想指出，把青年路德與其他病患相比較，並不只是為了精神症診斷或病理分析，更是要指出青年病患就像其他任何青年人一樣，有些生命時刻具有無論專家或普通人都難以想像的機智與頓見。下面我也會集中焦點談到青年人的自我所具有的復元能力。
此外，我還想提提另一種專業經驗，來說明為什麼我會注意到這位思想史上最引起爭論的人物。一九五六年，我在耶魯大學 與法蘭克福大學 佛洛伊德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演說時，從各種面向說明了佛洛伊德對孤獨的發現，佐證了他是開創者，也是十年之內首位而且唯一的精神分析學家。我也比較了佛洛伊德與達爾文。他們兩人最重要的貢獻都不是出自目的明確的工作計畫。兩個人都經驗過長期的思想「懸蕩期」（moratorium） 。兩個人創造力的突破也都伴隨著神經病痛。以佛洛伊德為題的演講，把我以他的方法治療青少年困擾的臨床研究，與和他類似的早期成年人得到創造能力所歷經的掙扎奮鬥銜接起來。我更覺得路德特殊的創造能力，是佛洛伊德對父親情結（father complex）抗爭在中世紀後期的先兆（precursor）。甚至路德自中世紀教條中的解放，也可以說是現代哲學與心理學不可或缺的先兆。
本書對路德與佛洛伊德的比較，並不是來自他們兩個人之間有任何相似之處的印象；他倆恰恰相反。但他們兩人的確表現了某種天才在成長過程中的某些規律性。他們兩人至少有一個共同性，那就是他們倔強地自願做各自時代中的苦活，在物質與科學無限擴張的時代中，保持著對人類良心的關懷。路德形容自己早期是「在泥淖中工作」，同時抱怨他獨自這樣做了十年；佛洛伊德同樣孤獨了十年，他形容自己好似在幽深礦坑之中的勞工，盼望著善心人士給他一個「安全的吊升」。
我原想在序言中簡短地談談寫這部書的理由，然而我懷疑有什麼寫作動力是可以充分解釋明白的，除了寫教科書以外。我所選的題材迫使我處理兩個謎一樣的問題：信仰與日耳曼。如果我選擇其他的青年偉人，這些麻煩就可以避免了。但是看來我並不很想避開它們。
在法蘭克福與海德堡跟學生們討論佛洛伊德時，我忽然想起早年的一件事。這件往事在記憶中本來早淹沒在化為瓦礫的城市以及猶太族人的白骨之下。我年輕時，曾一度是個流浪藝人。某個夜晚，我住在萊茵河上游一位友人家中。他的父親是位新教牧師。早上大家坐下吃早餐時，這位老人用路德的德文念誦主的禱詞。我從來沒有如此「用心」聽這樣簡單的幾個字，而它們卻像詩一般充滿了美與道德。這種全面性的經驗真是空前絕後。我相信任何人忽然之間「聽到」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 的演講詞，就會懂我在說什麼。
有時我們應該承認，除了造成創傷之外，感情債也有它的價值。也許，這部書是我對歐洲史懷哲故鄉那春天清晨的獻禮。我只想抓住近代的開端──宗教改革時期──某一個最重要的東西。這個東西不可能洗刷乾淨，也不可能完全忘掉。這就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的材料。
這部書曾獲得精神病學研究基金會的資助，使我得到一年的假期，完全脫離臨床與教書的責任，以便專心寫作。
本書稿曾受到拉帕波特、伯克南（Scott Buckanan）、哈德禮（John Headley）、奈特（Robert P. Knight）、米德（Margaret Mead）、墨菲夫婦（Gardner and Lois Murphy）、尼伯爾（Reinhold Niebuhr）與雷斯曼夫婦（David and Evelyn Riesman）等人的評論。他們的建議，無論獲得接受與否，都應該得到我衷心的感激。
哈特瑪斯（Larry Hartmus）曾在墨西哥的阿吉吉科 （Ajijic） 幫助我閱讀中古世紀的拉丁文。哥本哈根的阿伯拉罕森（Edith Abrahamsen）則助我翻譯齊克果 的丹麥文。
何恩（Dorothy F. Hoehn）助我將雜亂的篇章組成一本書。
我的賢內助瓊恩，在我研究寫作期間照顧我起居生活，同時也助我編輯原稿。
艾瑞克．漢堡格．艾瑞克森
麻州，斯托克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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