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易經．序卦傳》

「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易經．復卦》

心理學家艾賓豪斯（H. Ebbinghaus, 1850-1909）曾說：「心理學有個長長的過去，短短的歷史。」這句話的意思是，「現代心理學」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距今也不過一百多年，歷史是很短的。

心理學在今日通常被定位是「科學」的一支，而且屬於「自然科學」。一般心理學教科書，或是心理學史，常將德國萊比錫大學的馮德（W. Wundt）於 1879 年創建第一所心理學實驗室，標誌為現代心理學的誕生。這樣的「定調」，近年來引發不少爭議，甚至認為是一種「建構」的迷思（myth）。雖然如此，現代心理學畢竟是十九世紀中葉的產物，帶有「現代性」的胎記。當時也許只是機緣，如今，卻成了心理學的固戀（fixation）。如果將現代心理學比作一個人，童年的「認同」（identification）是不易擺脫的。

十九世紀流行的思潮，如實證主義（positivism），機械論、自然科學興起就成了「現代心理學」的「認同」。這樣的「認同」，當然不是發生在真空之中，是鑲嵌在特定的歷史及文化之中。

現代心理學主要是發生在歐洲，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傳到了美國，又在美國文化脈絡下，逐漸朝向「實證」與「實用」。美國心理學界有其自身的文化偏向，逐漸擺脫了馮德的意識研究，形構了一種「新」的心理學——行為主義（behaviorism）。當時最有名的心理學家是華生及史基納。風行之下，連美國心理學創始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W. James）都漸被淡忘。行為主義心理學主張，心理學的研究主題是行為（可觀察），研究則侷限於「實驗室」方法，企圖建立成一門「真正」的科學，就像物理學、數學那樣，而原有的研究主題（意識、心理結構）漸漸被排除了。

這種削足適履、張冠李戴的心態，對心理學的發展是不適當的。當時就有人批評行為主義意識形態太過度，就好像「倒洗澡水時，不小心把小孩也倒了。」即使如此，當時行為主義卻成為現代心理學的「主流」，方法上也成了「典範」（Paradigm）。在十九及二十世紀其實亦出現許多豐富多元的心理學研究與論述，然而在主流典範的支配下，逐漸遭到排除、剝落。現代心理學興起，反倒像是《易經》中的「剝」卦，是不利攸往的。

然而，物極必反，剝極將復。「反者，道之動」。到了 1970 年代，許多心理學家已開始反思自己的「身分認定」（identity）及心理學的處境。開始重新思考，重新定義「心理學」的主題及方法。科學史家庫恩（T. Kuhn）提出的科學發展及演變，有科學革命（典範轉移）的現象。科學的知識及方法的「典範」，是當時科學社群共同的認定，並不是永恆的。而科學革命（或進展）是一種典範變遷的歷史現象。庫恩的挑戰也許激起了許多心理學家反思自己學問「知識」產生的「社會條件」。這是「知識社會學」的問題。其中首先在「心理學」發起挑戰的異議者之一，正是格根（K. Gergen），也是這本書的編者之一。

我是在 1980 年赴美讀書的，留學的目的是去學「科學」的心理學，沒想到上研究所的「社會心理學」討論課時，教授就要我們讀一篇格根（Gergen, 1973）發表的文章：〈心理學宛若歷史學〉（psychology as history）。當時好像受到當頭棒喝的震撼。格根的反覆論證，說明了心理現象脫離不了「當時」的時空。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及現象都是鑲嵌在（embedded）特定的時空中。心理現象是一種「歷史」現象，而「現代」心理學，卻採取了一種「去歷史」（ahistorical）、「去脈絡」的視框來看「人」與「世界」。這個假定是不成立的。格根這種對學科的挑戰並不是孤立的現象。系上的老師艾姆斯（Elms, 1975）也在《美國心理學家》發表了〈社會心理學家的信心危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甚至進一步延伸到「心理學家」自身的「身分認定」問題。1980 年代，不少心理學家揭竿而起，大力倡導「不一樣的」（另類的）心理學，在歐洲也同樣有一群心理學家揭竿而起，到了 1990 年代，這種趨勢更趨激烈，對主流心理學的挑戰一時如雨後春筍般，就好像「復」卦之卦象，一元復始。一陽生。〈彖傳〉曰：復，其見（現）天地之心乎？

當「人文的」「另類的」心理學突破原有「現代心理學」之囿限，興起了許許多多不同樣貌的心理學（如：敘事心理學、批判心理學、質性心理學、現象心理學、詮釋心理學、女性主義心理學、後現代心理學等等）。如果我們用「後現代主義」以對比於「現代主義」，則後現代心理學的風潮，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種後現代取向的「建構論」終於曙光再現。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其批評的對象，是「現代心理學」的五頭「聖牛」：（1）客觀的社會研究；（2）內在的自我；（3）發展階段論；（4）情緒的特質化、普世化；（5）體系卅層次理論。這些都是「現代心理學」的一種「假定」。而「社會建構論」是反對這樣的「假定」，另外主張：反本質論、反實在論，知識是歷史的、文化的，語言作為思考之前置條件；以及重點放在社會互動、社會實踐，而非個人的心智結構或社會結構。這樣看來，傳統心理學（現代已成傳統）與社會建構論主要的差別，可能是對「人」的根本隱喻（root metaphor）的不同。隱喻本身是一種詩意的創造（poetic creations），但一旦隱喻被實體化（reified），就會凝固在信仰系統中，在形上系統就成了「實在」（being）。心理學家的「視框」（世界觀），往往是基於某種「隱喻」哲學。現代主義心理學家較以「形式主義」（formalism）及「機械論」（mechanism）為根本隱喻，而「有機論」（organism）及「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則常被後現代「社會建構」心理學家所認定。「根本隱喻」的認定，是一種「視框」的擇定。「視框」（世界觀）的不同，造成了學科的「認識論」；甚至「本體論」的基本設定，會影響心理學者理論的建構及實務的發展。

本書採取「社會建構」取向，以不同於傳統心理學的「視框」來看待心理治療。本書初版發表於 1992 年，距今有二十五年了，雖是一本舊作，但仍未沒有中譯本。而當代心理治療的主要趨勢，往往仍沿用「專家體系」，依賴「數據」及「手冊」，將治療程序標準化，而且強調治療者要做「旁觀者」「中立化」，將案主「病理化」「本質化」。這種「醫學專家」模式（現代主義模式）正是本書所要批判的靶子。本書可以為當今的心理治療，打開另一種視框，仍有相當的啟蒙作用。而本書納編的文章，作者來自不同文化及國家，更可打破我們習以為常的單一文化（美國）視框。

心理治療轉換舊視框，走出了「專家體系」，「案主」可以是「專家」，治療者與案主可以採「對話」模式，彼此共構共舞，共創「新局」「新故事」。替換「現代的」「醫療的」「科技的」故事版本，也許我們可以「用力轉向」，朝向形塑「社會建構的」「當事人中心的」「社群的」「在地的」「治療師與案主彼此參與的、共同協作的」新版故事，打破原有對人的「囿限的存有」觀，進入一種「關係的存有」（Gergen, 2016）。因為我們彼此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在關係中透過彼此「對話」，生命的意義會在彼此互動的關係土壤中開花結果。這樣的一個心理學視野，與其說是心理治療，倒不如說是在共同創造一個新「心」社會的心理學。

一本經典，可以打開我們的視野。而一本好的外國著作，須要好的中譯文作為中介。良好的譯本可使原著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讀者群。也許如同蝴蝶效應般，可產生長遠之後果。宋老師的翻譯力求精確，可能為求一字之傳神，上窮碧落下黃泉。當年唐代詩人賈島為求一字，而推敲數日，捻斷數莖鬚。從事翻譯者，想必有類似之經驗。尤其是許多心理學名詞，在現代漢語中仍處「尚待商榷」的狀態。好的翻譯是需要花好多工夫及時間的，讀者可在宋老師的「譯註」中見其功力及工夫。這本譯本的出現，可使讀者與原作者「直交」。無破不立。社會建構的行動透過「以文會友」「彼此共創」，進入一種「關係的存有」，或可帶來在地的一種「改變的社會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