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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故事，知識，權力 我（麥克•懷特）在本章將討論我和大衛都很有興趣的當代社會理論發展，其中包括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知識與權力的思考。傅柯是法國的知識份子，自認是「思想體系的歷史學家」。我們認為他的理論非常重要。
讀者或許很熟悉近年來家族治療的相關文獻中，有關「權力」的論戰。我大膽地將這種論戰當中的各種觀點簡述如下：有人認為權力根本不存在，而是建構在語言裡，是那些受影響的人們的參與賦予了權力的存在。有人認為，權力是真實存在的，某些人掌握權力，壓制他人。這種論戰最後似乎走進了死巷，不再能幫助我們思考權力與權力的運作等等相關議題。
我們認為傅柯為這條死巷開闢了出口。然而，如果不熟悉他的觀念和寫作風格，往往會覺得他的書不易理解。在這裡，我將以最大的努力解說他的觀點，希望大家了解，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只能交由讀者自行判斷。
讀者或許可以選擇跳過本章，先讀第二、三、四章，等想了解我們的治療工作背後的理論與政治脈絡時，再回來讀第一章。
我透過貝特森（Bateson, 1972, 1979）的著作接觸到「詮釋法」（interpretive method）。在這裡，我說的詮釋法不是精神分析的詮釋。社會科學家所說的詮釋法，是指我們從外在世界創造意義的過程。由於我們不可能了解客觀真實，所以，需要對所有的「知」加以詮釋。
關於發生在有機系統理論（living systems）中的現象解釋，貝特森對線性因果觀念（主要是從牛頓物理學衍生而來）的適用性提出質疑。他認為，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客觀現實。柯奇布斯基（Korzybski）的名言「地圖不等於疆域」（The map is not the territory），指出了我們對外在事物的理解、我們所賦予的意義，都受限於接收訊息的脈絡，也就是我們建構外界地圖的前提與預設的網絡。他認為可以在此將地圖代換成模式，我們對於任何現象的詮釋，都由是否符合已知模式而定，這叫做「以偏概全」（part for whole coding）（Bateson, 1972）。然而，不僅如此，不但我們對於事物的詮釋是由接收脈絡所決定，我們因為生存本能而自動刪除不符合原有模式的事物，因此這樣的事物對我們而言是不存在的。
貝特森的理念使我開始注意到，我們平常在治療中所忽略的「暫時性」（temporal dimension)。他認為，所有的信息都是「具差異性的新訊息」，但必須是感受到「差異」的知覺，我們才會對有機系統產生全新的反應。要知覺差異、要測知變化，就必須釐清時間流逝中發生的事情。他提出：
人的感官只能接受具有差異的訊息，這種差異一定要編碼成為發生在時空當中的事件，（例如編碼成「變化」），我們才察覺得到。（Bateson, 1979, p.79）
思考文本視框的時候，我發現「地圖」和「敘事」在概念上的相似。然而，敘事必須以跨越時空的模式來定位事件，這明顯比地圖概念優越。敘事法含括了暫時性。借用美國人類學家布魯納（Edward Bruner）的話：
我的結論是，敘事結構優於隱喻、典範等相關概念，因為敘事結構強調秩序與序列，相對適於研究變化、生活周期，或任何發展歷程。做為一種模型，故事同時兼具兩種面向──既是線性、又是瞬間的。（1986a, p.153）
至於家族治療（這一直是我們特別關注的領域），詮釋法並不認為家庭的潛在結構或失功能決定了家庭成員之間的行為與互動；而是成員對事件所賦予的意義，決定了他們的行為。因此，長期以來，我對人們如何依據特定意義組織生活，以及因此使問題能「生存」及「發展」很感興趣。相對於其他家族治療理論認為問題是因應家庭成員或系統的需求而產生，我關注的是構成問題存在所需的必要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對人們的生活與關係所造成的影響。我認為，家庭成員對問題共同且不當的反應構成了問題得以生存、延續的條件（White, 1986a）。
在過去的著作當中，我曾經提到，問題如何在各種「趨勢」的脈絡中擁有自己的生命，並隨時間推移而增強其影響。我也討論到家庭成員似乎渾然不知他們如何圍繞在問題定義之下，與問題共同演化。此外，我還倡議以「外化」的機制，協助家庭成員把他們的生命和關係，與充滿「問題」的描述區分開來（White, 1984, 1986a, 1986b, 1986c, 1987）。
對我而言，文本視框是指出人們圍繞著特定問題而組織生活的另一種描述方法。透過這種視框的觀點來看，人們組織生活的方式可說是反映了特定故事卅敘事中「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問題的生命週期或風格構成了問題故事。這種描述開啟了新的探索領域（包括探索產生富於故事感的文本機制），也鼓勵了我，使我提出「富含優點故事的治療法」（White, 1988）。
視框（Analogy）
自社會科學發展之初，社會科學家為了維護自己的志業、建立此領域的合理性及正當性，便借用實證的物理科學的原則，以詮釋社會系統中的事件。然而實證主義──人能夠直接獲取世界知識──的觀念卻受到了挑戰，社會科學家也開始了解其他科學家運用的視框，事實上已經被物理科學家所使用，這些物理科學家也是從別的地方挪用的。美國人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z）說：「蒸汽機對科學的貢獻遠大於科學對蒸汽機的貢獻。」物理科學家在建立並精細化理論的過程中，可以自由地轉向並尋求不同的隱喻。葛茲說這種轉變是「社會思想的再成型」。
社會科學家自此明白自己不需要模仿物理學家，不需要成為閉門造車的人文學者，不需要以發明新領域做為研究的目標。他們可以履行自己的天職，發掘集體生活的秩序……（1983, p.21）
現在大家已經公認，所有賦予事物意義的說法，都是詮釋的結果，都是追尋的產物，而決定這份追尋的，是我們所採用的地圖、視框或如高夫曼（Goffman）所說的「詮釋框架」。因此，我們採用的視框決定了我們如何觀看世界、決定我們如何對事件提出質疑、決定我們所建構的真實、決定參與探詢的人要體驗怎樣的「真實」結果。我們採用的觀點決定了我們擷取外在真實的特性。
以下，我將提出不同的視框列表。這份表格受到葛茲重現社會科學發展的啟發，試圖呈現社會科學在短暫的發展歷史中，所採用的視框及伴隨而來的建構。表格的第一欄舉出觀點，第二欄是延伸此一觀點所建構的社會組織，第三欄是事件的詮釋呈現為問題的可能性，第四欄是運用特定視框所產生的解決方法。此一表格無法羅列所有社會科學所運用的視框。
我們如何揀選或決定採用何種視框？這通常是多重因素決定，包括意識型態和主流的文化習俗。選擇某種視框時，我們並非訴諸「正確」或「準確」的標準，因為這並非視框的屬性。然而，在某個程度上，可以透過回看我們身處的社會思想及其歷史脈絡，並檢核對實踐所造成的影響，以探索我們所擁有的視框。
表格中列舉出不同視框的區隔，依據這些視框所產生的詮釋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以下，我們將透過幾個例子來說明。雖然純屬假設，但這些例子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隨處可見。
例一
正經歷迫切危機的當事人來到「診間」，而這個場域的工作取向是採取傳統實證科學的框架，那麼工作人員很可能會把當事人的危機詮釋成某種崩潰或退化。接著他們會試圖依據某種分類方式將當事人的經驗轉變成某種診斷，於是，工作人員的問話會試圖為這樣的「崩潰」尋找符合此一分類模式的原因。接著由專家在當事人身上施行各種工作程序，包括追溯他的傷害史，依照專業模式修正當事人的過去，目標在於改良和重建這個人，使他能恢復「夠好的」機能。
然而，如果是被稱為成年禮（rite of passage）（van Gennep, 1960; Turner, 1969）的儀式性過程，那麼相同的危機發生在不同的脈絡中，對問題的理解不同，所提出的問話也會隨之改變。危機將被視為人們生命轉化或成年儀式的歷程，然後根據此一脈絡的定位，提出以下問話：
1.分離期──某些過去的狀態、認同或角色對此人已不再重要；
2.臨界或中介期──此一階段的特性是不舒服、困惑、混亂、對未來充滿期待等；
3..整合期──此一階段的特徵是達到某種重新賦予當事人不同責任和特權的新狀態。
因此，採取成年儀式視框的問話就會引導人去判斷：（a）危機也許在說明，那些在他們身上不再重要、需要剝離的是什麼，譬如來自自己或別人的負面態度，或是造成耗竭的生活或關係的期待；（b）危機對於新的狀態或角色所提供的線索；（c）在何時、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新的角色和狀態可以如何實現。因此，採用成年儀式的視框所建構的脈絡，會在不否認壓力的前提下，將危機視為「進展」而非「退化」。
例二
有時候，夫妻會在關係初期共同經歷快樂和滿足後，因為問題而尋求治療。如果採用生物科學的視框了解關係脈絡，最初的時期之所以沒有問題是因為對關係存有不實幻想，而被視為「蜜月期」，並受到貶抑。第二階段的「問題期」，則被認為正確反應了關係的真實狀況，也就是在蜜月期時掩蓋在表象之下、未被正確認識的真實。因此，關係中的問題回過頭來被理解成為連結病理、失功能的一種深層反應，一種客觀真實或「真相」的深層反應。這時專家機制化地操作，以指認這些更深層的客觀真實，回溯伴侶雙方的原生家庭以及他們各自與父母的關係。這是西方文化中典型的深度心理學的建構。
然而，如果視框影響著我們對伴侶關係脈絡的訊息接收和理解，那麼就可以大幅調整生物科學模式的建構，產生新的版本，把新舊版本視為不同的故事線，讓它們互相競爭，伴侶就能找出他們喜歡哪一個故事。在這種情況下，伴侶最喜歡的故事通常發生在沒有問題的關係初期階段。他們可以檢視這樣的故事，也許可以找出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在原生家庭的歷史中追溯這項能力的起源。接著他們便可以訂定計畫，在關係困難的階段複製，重新實行並擴展這些技巧。
我們強烈偏愛表格中下半部的視框。這些視框和社會科學近年的發展有關，而且不提出客觀現實。在這次。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將著重在葛茲所謂「社會思想中，最廣、最新的重劃」的文本視框上。
社會科學家之所以對文本視框產生興趣，是因為他們觀察到，發生在時間線中的一次性行為雖然已不存在於當下，但是我們所賦予它的意義卻始終存在。意義的賦予吸引了社會科學家的注意。為了深入了解，他們訴諸文本視框。我們可以將這種讀者與特定文本間的互動視為人際互動。這樣的視框使我們得以運用文本的讀、寫來看待生活與關係的演化，每次閱讀相同文本，都將是新一次的詮釋，也都是一次新的、不同的寫作。
社會科學家的結論是：人們不可能直接認識世界。他們認為，人是透過「已累積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了解生活、形成知識。但這樣的看法產生了新的問題：人們如何組織生活經驗？人們如何處理經驗，以形成意義、並協助他們理解生活？累積的經驗如何表達？採用文本視框的社會科學家的回應是：若想要對生活經驗賦予意義，並表達自我，經驗就必須「成為故事」。「故事」決定了我們對經驗所賦予的意義。
為了創造生活的意義，人們的任務是：隨時間推移，建立事件經驗的序列，以形成對自己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觀點。過去和當下事件的特定經驗必須透過線性序列連結，發展主線情節，組織成可預測的未來。這樣的主線情節可稱之為故事或自我敘說（參見Gergen 與Gergen, 1984）。此種組織經驗的敘事如果成功，人對生活就會有連續感和意義感，我們也據此安排日常生活、詮釋未來經驗。所有的故事都有起源（歷史）、中間過程（現在）與結束（未來）。因此，對當下事件的詮釋不但由過去的經驗塑造，也由未來的經驗決定。為了闡明此一觀點，我將借用布魯納（Bruner, 1986a）與北美原住民的田野工作來說明。
在提及對北美原住民民族誌的研究時，布魯納讓我們明白，產出對過去歷史及未來不同看法的替代性故事，是如何徹底改變人們對生活現狀的詮釋。西元1930到1940年間，北美原住民的故事都將過去建構成為「光榮」，未來建構為「同化」。因循此一故事脈絡，在賦予現況意義時，人類學家或北美原住民自己，都把北美原住民的日常生活的「事實」認定為「崩潰」與「解組」，並詮釋為從光榮到同化過程的過渡期。這種詮釋產生了真實的效應，譬如，它正當化了主流文化的干預，包括領地劃分等。
到了1950年代，新的故事出現。這個故事將他們的過去建構為「剝削」，未來建構為「復興」。雖然我們可以假設，他們日常生活的「事實」在這段時間並未發生重大改變。然而，由於新的故事提供了新的脈絡，於是這些「事實」便有了新的詮釋。現在，他們認為這些事實反映的不是崩解，而是反抗。這種新的詮釋也產生了真實的效應，其中包括以土地權議題與主流文化對抗的運動。布魯納總結認為：
以我所見，我們在敘事的開始時，就已經涵括了開始和結束，這提供了架構，並使我們得以詮釋現狀。我們並不是先有資料、事實，然後非得依此建構故事或理論並加以解釋不可。其實……我們建構的敘事結構並不是依據資料解釋而產出的第二個敘事，而是原初敘事；我們依據這個原初敘事認定、搜集資料。新的敘事在我們的民族誌中產出新的辭彙、句構、意義，建構出這些民族誌當中的資料。（1986a, p.143）
將經驗編織成故事，並據此得到意義感與連續感，顯然是要付出代價的。敘事絕對無法涵括我們所有生活經驗的豐富性：
生活經驗遠比論述豐富。敘事的結構能夠組織經驗，並賦予意義。但是總有一些感受和生活經驗是主線故事永遠涵蓋不了的。（E. Bruner, 1986a, p.143）
敘事的架構過程要必須經過篩選的程序。在篩選的過程中，我們從經驗裡，濾除那些不符合主線故事的情節。出於必然，隨著時間流逝，我們累積的經驗大部分都沒有說成故事，沒有被「說出」或表達，反而是留在原地，沒有組織，沒有形狀：
有些經驗是未完成的經驗，這是因為我們不了解自己的經驗。原因可能是這些經驗無法編織成故事、缺乏表現或敘事的資源，或是缺乏詞彙。（Bruner, 1986b, pp.6-7 ）
如果我們同意人們在說故事的過程中，組織自己的經驗並賦予意義，如果我們承認人們在演練故事的過程中，所表達的是從生活經驗所篩選出來的面向，那麼所有的故事自然都可以說是具有「建構的性質」，亦即形塑人們的生活和關係：
在表達、演練時，我們都會再經驗、再生活、再創造、再建構、再塑造我們的文化。這種表現不是去傳達原本就存在於文本之內的意義……而是在表現的本身就是建構的過程。（Bruner, 1986b, p.11）
由此，我們了解文本視框進一步延展了以下的理念：人們所經歷的故事或敘述，決定了他們的互動和組織方式。人們並透過故事的具體表現而不斷讓關係和生活持續演化。有的視框則認為，是存在於家庭和人們底下的結構或病理，塑造了人們的生活與關係。但文本視框的觀點與這類視框是截然不同的。
生活與關係的演化，與在實行（perform）故事的過程中所有文本的「相對不確定性」有關。不同人對特定事件的不同觀點，各有其隱晦的意義，用來描述事件的比喻又很多，因此使每一個文本都有某種程度的曖昧不明。以艾瑟（Iser, 1978）的看法而論，這種曖昧或不確定性使得人必須「在文本引導之下實行意義」。布魯納研究了文學的文本以後說：
就是因為這種「文本的相對不確定性」，才會有各種不同的「實現可能（spectrum of actualization）。」因此，「是文學文本啟動意義的『實行』，而非文本本身形成意義。」（Bruner, 1986, p.25）
對葛茲而言，文本的不確定性、構成文本表現的面向，都值得歡慶：
萊納•特瑞林（Lionel Trilling）引用十八世紀一位美學家的話，問了一個執抝，或說尖酸但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總是以原創開始，以抄襲終結？」答案卻令人安心：抄襲是創作的起源。（1986, p.380）
故事總是充滿縫隙。要實行故事，人們就必須填補這些縫隙。這些縫隙需要人們的生活經驗與想像力。每一次表現，都改寫了自己的生活。生活的演化和改寫的過程是近親。人們在改寫的過程中進入故事、接手故事，使這些故事成為屬於自己的故事。
就這樣，文本視框使我們進入了交織的世界。第一層的意涵是，人們的生活置身於文本中的文本；另一個意涵是，透過敘說與再敘說，透過故事的實行，每一次故事都成為新的故事，涵納並擴充了前一次敘說的故事版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