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佛洛伊德》

無論在精神分析理論或其治療情境中，翻譯始終是重要的課題。如佛洛伊德早期便認為造成症狀的「抑制」（Verdrängung）是因為記憶無法被「翻譯」（Übersetzung）為文字所致，甚至也以翻譯為模型提出著名的精神裝置假設，亦即記憶並非知覺所留下的永久痕跡，而是會以不同的符號（Zeichen）被多次「重新排序」（Umordung）、「重新書寫」（Umschrift），最後構成為「無意識、前意識與意識」等系統。如此，從一個系統到另一系統所涉及的意義的改變就有如翻譯一般。

顯然佛洛伊德對翻譯有著深刻的體悟，也因此能夠從自身豐富的翻譯經驗道出譯者的命運：「譯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那甚至是雙重的背叛，因為翻譯必然背叛原文，亦背叛譯者自己的母語。以致於如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所言，「好的翻譯」總是受到兩種南轅北轍的評價，像是「真無法相信這是翻譯」或「這簡直就是原作」。前者顯然是因為翻譯完全拋棄了原文，才能寫出不像翻譯的文筆；而後者則徹底抹煞了母語，才能讓翻譯等同於原作。翻譯便是如此矛盾的顛覆與自我否定。

然而，翻譯令人著迷之處又何嘗不是在於翻譯的不可能性。在外語的衝擊下，譯者被迫從語言的主宰者退位，不再確定什麼才是「忠實」的翻譯。但此種無權威的不確定性反而更讓他執著於不可能的「恰當」翻譯。譯者當然也知道，最好是不要翻譯，直接閱讀原文；而一旦翻譯，就只能無盡地追逐永不可及的「理想」。這正是翻譯的「異化」（aliénation）效應所產生的慾望辯證──就拉岡（Jacques Lacan）對該詞的定義而言。翻譯必然造成譯者的分裂與被欲求的新的空洞客體產生。翻譯必須捨棄原文才能將作品轉變成譯者的母語，但同時翻譯也必須背棄母語才能讓它「說」它所沒有之新事物。正如「叛徒」這個字，無論是德文的 Verräter，或法文的 traître，均帶有「背叛」與「洩密」的雙重意義。譯者既「背叛」又「洩密」。顯然除了背叛原作、背叛母語這種雙重原罪之外，譯者同時也揭露了某種不為人知或無意識的語言的秘密。

同樣地，在《譯者的職責》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也主張翻譯並非為了不懂原文的人而作，而是一種獨特的語言形式。翻譯的功能在於讓作品得以在另一個語言中延續其生命（Überleben, Fortleben）。讓不同的語言各自以不同的形式說著「純粹語言」（reine Sprache）或「原初語言」（Ursprache），就像從支離破碎的碎片拼湊出花瓶的原貌。如此，翻譯就如同精神分析的「詮釋」（Deutung），它並非以意義取代另一個意義，而是透過意符的流動，去逼近一個具決定性的核心欠缺。

就此而言，翻譯永遠都只是語言生命的一小片段或一場「文字旅遊」（le voyage des mots）。譯者的職責就在於盡量敞開其母語的門禁並悅納異己，讓被翻譯的作品能以令人感到陌異的「異者」面貌在另一個語言世界旅遊。當語言差異的碰撞並未導致「異者」的退避，而是引發更廣泛的議論時，或許旅遊中的「異者」也會考慮在另一個語言內定居。如此，翻譯的忠實並非忠於不可及的原文，而是忠於這種接納外語、呈現不可化約之語言差異的作業。宋老師的翻譯與評註工作，無疑是從譯者走向異者這一職責的體現。

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譯落後英、法等西方語言，甚至也落後日、韓等東方語言數十年之譜。但翻譯的落後未必是劣勢，因為從各種語言的翻譯經驗來看，中文精神分析學界將更有所警惕，不再心存提供一套既成、標準的佛洛伊德術語的幻想。雖然在英譯《標準版》（Standard Edition）的旗幟之下，這樣一套便利的術語確實對精神分析的傳播帶來一定的貢獻。然而晚近許多論者均一再挑戰《標準版》的權威，並質疑以這樣一套標準的術語來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所失去的難道不比所獲得的要多出許多？正如法文版《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全集》的譯者所言，佛洛伊德的翻譯不應有最終的版本，而應是不斷翻新的「重讀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的作品乃是一種朝向越來越差異化的概念發展運動。若翻譯只是去適應並試圖重建此一運動，這仍不足夠。所有真正的翻譯均不僅去體驗作品這個異者，相對地也讓作品去體驗翻譯這一異者經驗。唯有異者才能發現作品中隱伏的事物，也唯有過渡到一種外語才使作品的發展更為完備。〔……〕翻譯將成為作品生命中的一個契機。」

若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譯能引領讀者對佛洛伊德更深入、更全面性的討論，甚至引出更多的翻譯工作，那麼精神分析的中文譯（異）者或可減輕其背負之滔天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