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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來訪者身陷「問題故事」的生活世界 使來訪者身陷「問題故事」（problem-saturated stories）（White, 2006）的那個世界，指的是我們的生活世界。有一種典型的生活，就有一種典型的生活世界。在每一種典型的生活世界中，都有其特有的文化規則、角色期待等等，形成一種主流的文化論述。曾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美國國會參議員的心理學家薩穆爾．早川（Samuel Hayakawa）曾說：「假如你在某場境的見識，與眾人的一般見識無異，你就已經成為你所屬文化的代表，也因此淪為你所屬文化的受害者。」意思是說，一個人越是認同所屬的文化，也就會越加融入該文化，必然會成為該文化的典型代表，但是也就可能接受了更多主流論述而形成這個人的主流故事，使得此人降低其他支線故事發展的機會，所以「淪為所屬文化的受害者」。他提醒我們要經常針對文化對我們的影響進行批判性的反省（黃素菲，2017）。
典型的生活世界
在台灣，典型的生活世界、社會情境、組織文化⋯⋯不勝枚舉。楊國樞是華人地區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揭竿者，目的是要建立真能貼合華人之心理與行為的心理學知識體系，以適當瞭解、詮釋、預測及改變華人的心理與行為，進而有效增進華人的生活適應，並解決華人的社會問題。他強調（2008）：
本土心理學是一種以科學方法研究某一特定國家、族群、社會、或文化中之人民的心理與行為，所發展出來的心理學知識體系；在建構此種知識體系的歷程中，所採用的理論、概念、方法、及工具，必須與所探討的本土心理或行為現象及其生態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及歷史的脈絡高度契合、符合或貼合。亦即必須具有足夠的本土契合性（indigenous compatibility）。
因此可以說，本土心理學是非西方國家中經由本土化研究所逐漸發展出來的準內生性心理學（quasi-endogenous psychology），所探討的本土心理或行為現象及其生態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及歷史的脈絡高度契合、符合或貼合，勢必使得若干典型的生活世界得以浮現。
根據楊國樞（2008）整理過去三十多年來，兩岸三地的華人本土心理學者，已在心理學的五類研究領域中，締造了54 小類的重要研究成果。人際衝突、人際困境、人際受苦、社會比較（成敗輸贏）、婚姻關係、婆媳關係、親子關係、權威議題等等，這些典型的「生活世界」，都經常出現在尋求諮商與心理治療來訪者的問題故事中。
以下依據我（2018）的研究中，針對「婆媳關係」、「成績掛帥」與「好人」等典型故事為例加以說明。
一、婆媳關係的典型故事
婆媳不睦一直都是國人此起彼落又根深蒂固的集體敘事劇本，所謂「故事背後的故事」是指「集體敘事」經常是「個人故事」的「背後故事」。來訪者描述跟婆婆的敘事，經常映照了這劇本。例如，為了孩子的早餐而跟婆婆起爭執，表面上看起來是婆婆不同意媳婦為孫子準備的高蛋白飲品，其實是婆婆向媳婦說：「妳不要以為妳有學問，就甚麼都是妳對」的權力鬥爭。
「子孫同堂」底下有一串家庭價值，包括：兒子婚後跟父母同住，表示父母「很有福氣」，獨生子更具有「孝順反哺」的應盡責任。而婆婆的「權力與支配」也對應出來，媳婦應該「乖巧、孝順、聽話」的角色劇本。許多來訪者都是在這種「家庭價值」之下，進入「婆媳關係」的集體敘事。這是使我們受苦的「生活世界」，來訪者帶著各式各樣的「問題故事」，包括很煩、受打擾、被干涉、受拘束、不能開冷氣、不能放鬆、不能買自己要買的東西、會被叨念、處處都會被管等。
來訪者敘說的「婆婆」是具有社會語意的名詞，「婆婆」是在「婆媳」社會結構中被賦予特定屬性的角色。是這個「婆媳」的社會結構給了婆婆去依附在兒子、媳婦身上的正當性。是在「婆媳」的社會結構已經事先賦予的權力上，進行著婆婆與媳婦的互動。來訪者所敘說的婆婆，例如「我婆婆不該來干涉我」中的「婆婆」，可以遞換成使她活成如此的那個世界的「它」。是「它」所指稱的社會關係脈絡中的「婆媳關係」，所賦予的「規範與價值觀」給了「婆婆」一個可以那樣說話的位置。而她對抗的是經由「婆婆」發聲的那個隱而不見的、被遮蔽著的世界，那個被遮蔽的世界，經由她的「很煩、被打擾、被干涉、想脫離」的說出，而照見了那個使她之所以成為「不合模的媳婦」的世界。那世界一直在那裡，是她回首反思的「說話」，帶著我們看見她所處身的社會脈絡。
二、成績掛帥的典型故事
另一個典型的「生活世界」是「聯考制度」的社會體制，包含了升學主義、成績掛帥等子脈絡。總是有學生到學校的諮商中心，因為成績不好而受苦，例如：
爸媽覺得我很沒有用；我一直覺得我自己很笨；我擔心將來考不到國立大學；我只是會一些雕蟲小技而已，沒有前途；我數學不好，所以進不了理工組；我在學校只會跟同學鬧，看起來人緣很好，那是沒有用的；雖然我這次第1 名，那是因為剛好比我厲害的那3個人，這次剛好失常，所以才輪到我「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昨天我阿嬤問我，這次成績考差了，會不會有壓力，一定是我媽啦！是我媽叫阿嬤來問我的，意思是我考那麼差應該要有壓力，就是她在給我壓力啊！⋯⋯
1968 年實施的九年國民教育沒有減少升學壓力，2014 年實施 12 年國民教育，是否解放大學聯考壓力，可能仍然有待觀察。通常生活在以升學為導向、成績掛帥的聯考體制價值文化中，升學主義的主流價值使得考高分的人藉此提升自信，考低分的人因此而成自我否定，分數與自我認同緊緊相扣。成績掛帥的社會指標，使成績不夠好的人「覺得我很笨」、「我覺得自卑」，奇怪的是成績好的學生，也有人覺得「其實同學並不喜歡我，只是因為我成績一直很好，所以他們不敢對我怎樣」。當然，也有少數一直成績很好的人到了大學畢業，開始工作才發現「原來過去 18 年來，我除了讀書考試之外，什麼事都不會。」
1970-90 年代，教育是許多家境貧窮的孩子，攀升地位、轉換社會階層的階梯（駱明慶，2002）。在農村總是會聽到「你不用功讀書，以後就繼續種田」，或是「你去考師專，以後就可以當老師，就不必打赤腳了」，而考不上師專、大學的，就會說「你成績這麼差，乾脆去學黑手，學個一技之長」。那個年代家境較差的家庭中的大姊，經常必須犧牲學業，即早進入職場賺錢補貼家用或提早親職化，她們大多數國中畢業就進入職場賺錢協助父母分攤弟妹的學費，能讀高職已經很不錯。這一波人口潮，目前大多陸續進入退休潮，他們的求助議題，也突顯出世代轉換所造成的價值衝突，例如：
我是欠栽培，要不然我絕對不只是這樣的成就，我們是想要讀書不給讀，你們是命太好了，有書給你讀，還不好好讀，我當初就卡在學歷，我就只有高職，年資20 年，還是輸一個大學畢業生，他8 年就升上去了，科長哪裡輪得到我，學歷還是很重要啦！
三、「好」人的典型故事
還有一種隱而不顯卻又存在著的典型生活世界：「好」人的社會脈絡。所謂「好」人是：寬宏大量、宅心仁厚、體諒別人、不拘小節，並且要能善盡職責、認真盡力等。小時候最好是「好孩子」、「好學生」，在同儕之間成為「好夥伴」、「好麻吉」，工作職場則期待成為「好部屬」、「好主管」，甚而籠統的被期待成為「好厝邊」、「好逗陣」。「好」與「不好」對大多數華人而言，是既熟悉又矛盾的現象，來訪者的敘說提供敘事治療心理師理解使來訪者自覺「不好」所來自的社會脈絡源頭，也同時理解到一直沒有在生活世界現身的「好」，可能就
正好對應出來訪者自認的「不好」。許多時候來訪者的情緒浮沉，其實是在體制規範中的「好」與「不好」相生相長的浮沉。
我們覺得自己「不好」，那是對著一個已經存在的「好」而說的，我們說自己不好正指出「好」的存在。也有些來訪者一直在生活世界中，活成一個「好人」，這裡說的「好人」，包括「好學生」、「好媳婦」、「好女兒」、「好兒子」、「好太太」、「好丈夫」、「好爸爸」、「好媽媽」、「好老師」、「好同事」等合模的角色行為內涵。這種符合別人眼中期待的「好人」，通常會抑制自己的需要，也就是「為別人而活」，所以會活成「沒有自己」的樣子。無怪乎岸見一郎的書《被討厭的勇氣》甫一上市就大大熱銷，書中強調：「如果你無法不在意他人的評價、無法不害怕被人討厭，也不想付出可能得不到認同的代價，就無法貫徹自已的生活方式。」這本書鼓勵讀者不要因自身經驗所產生的衝擊、心理創傷而痛苦，而要由經驗中找出能夠達成目的的東西，不要由經驗來決定自我，而是由我們賦予經驗的意義來決定。因為在那個「為別人而活」的世界，總是在乎著自己跟誰誰誰的摩擦、爭執，總認為自己如果夠「好」、夠「修養」就不會起爭執，也認為如果夠「好」就足以贏得父母對自己的注意、關心與認可。這些渴望得到的注意、關心與認可，卻又一直缺乏，也爭取不到，使很多人認為自己稱不上是「好」人。
直到自身經驗發生斷裂，理解到自己與「好人」之間的關係位置，促使敘事治療心理師邀請來訪者「看到」自己，並重新看待「好人」的內涵，從而與社會脈絡的合模規範產生對話與鬆動。這種社會關係脈絡下的合模規範，沒有清晰可辨的生活法條，卻是在諮商歷程的對話中可觀、可感、可羅織出來的規約。經由敘說凸顯出「社會脈絡的主流價值」對主體的建構，以及「主體現身與渴望故事浮現」的重構。
從「社會建構的生命故事」轉變到「敘說建構的生命故事」
我們踹踹不安的感受，日以繼夜的呼應出我們所活的世界，也就是建構個人生活故事的世界。柏格和樂格曼（Berger & Lickmann, 1967）主張現實是由社會建構的，他指出個人和群體在社會系統中互動，行動者會將這些概念展現在彼此關係脈絡中，而成為慣性的角色模組。當這些角色滲透到其他成員並且表現出來，相互交流就開始制度化，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對現實的知識和對現實的概念和信念就深植於、鑲嵌於社會體制結構中。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系老師克羅斯利（Nick Crossley）（2004）指出敘事治療服膺社會建構取向，強調「自我」與「社會建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自我」與「語言」之間的關聯。敘事治療認為現實是基於互動與語言所建構（Guterman & Rudes, 2005）。這些慣性的角色模組、互為主觀的互動，構成了社會的集體敘說（collective narrative），成為具有支配性論述的主流故事，使得個人的自我認同經常是被社會建構的。而華人文化強調：無就是有，有就是無，有無相生，陰陽互補。社會建構論並非否認社會事件的真實存在，社會建構論者（Gergen & Gergen, 2017）強調這些社會事件不能以單一觀點存在，而是最好用多種觀點來描述。不是我看到「沒有價值」，而是我同時看到「有不同的價值」，不會認為我的看到是唯一的真理；同時，社會建構論認為知識與真理是文化建構出來的，社會建構論質疑的不是真理，而是質疑研究的成果如何產生、如何評價，以及如何被使用，這是權力結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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