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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治療師與家族治療
引言人：莎朗．布萊文斯（Sharon Blevins）
教師、諮商師、培訓師
人們常常驚嘆維琴尼亞．薩提爾的「魔力」。她如何能不費吹灰之力就與人建立連結？她如何能在人們的生活中帶來既深入又深刻的改變？薩提爾的「魔力」並不是神賜的禮物，而是她獨特而珍貴的風格，這風格的形成源自於她的終身學習之旅。她的「魔力」深深根植於她對人的價值的信念、深植於她所認可每個個體的獨特性、深植於她對人與人關係中連結的重要性的理解。這個歷程在薩提爾小時候就開始了。她自稱自己是她原生家庭的「偵探」，為了培養對關係的好奇心，她開始仔細觀察並且好奇地詢問家庭互動的動力。出於天生的好奇心以及對人們互動的興趣，薩提爾開始認為人是獨特且有力量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有改變的能力。在本章中，薩提爾將分享其一生所發展出來的模式，一切始於她童年的偵探工作，穿越每個重要的洞見，進而建構了薩提爾模式。她將為我們提供一個迷人的內部視角，一窺她自己的學習歷程。
當薩提爾分享她發展模式的過程時，她攤開自己一生學習人類和關係的旅程。她最初的洞見是源於她自己的原生家庭，在那裡她學會如何透過承認他人的價值、建立他們的信任以及鼓勵他們冒險來與人連結。她陪伴人們走在這條轉化的旅程上，鼓勵他們成為自己的「偵探」，向內找尋所需的資源，帶來充滿希望和正向的改變。她將焦點放在讓人們進入自己的內在、體驗自己的感受，因為感受和自我價值的建立有著直接的連結；這連結讓人們能為自己的生命做出不同的選擇。透過連結內在感受來建立自我價值的過程是薩提爾理論的核心。薩提爾發現正向改變發生前，建立自我價值是必要的。她後來所發展的理論都建立在這個發現的基礎上。
薩提爾相信「右腦和感官經驗有關……因而直接與自我價值的發展連結一起」。她與人們的工作，透過與他們心智、身體和感受的連結，以帶來改變。她觀察人們的身體語言，發現許多人會壓抑和否認他們真實的感受，進而心因性的發展出各種身體疾病：背部問題、腸道問題、高血壓、氣喘、皮膚疹子、糖尿病、尿床等。薩提爾認為身體和人們的感官及記憶是有關的。她發展出溝通姿態，得以活化人類右腦，並讓人能安全去體驗他們對過往經驗的感受。連結心智、身體和感受的經驗，會成為建立自我價值、療癒情緒創傷，以及帶來正向改變的有力工具。現今的研究證實了薩提爾早期對心智、身體和感受連結的信念。心理神經免疫學（Psychoneuoimmunology,PNI）主要是運用可測量的方法，來研究人們的信念、行為與大腦功能、免疫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該研究發現人類的身體疾病與他們的信念和對感受的壓抑息息相關。
今天，我們所處的世界比以往都更加繁忙。忙碌的生活中，我們很少給自己時間自我反思或與他人建立連結，而這樣的情況可能造成在生活中感到孤立和僵化。薩提爾深刻的洞見提供繁忙生活中的我們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她的工作為尋求改變自己生活和他人生活的人帶來希望。薩提爾的「魔力」是以接納、承認和希望來觸動個人的內心世界，從而帶來改變和新生活的可能。現在，透過薩提爾的教導，她的「魔力」已經轉變為世界各地使用的工作模式，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帶來希望和正向改變。
我在本章主要呈現的是，我過去和現在是如何學習、如何看。我是一個「自學」的家族治療師，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家族治療訓練。相反的，我身為非主流的一員，是在二十九年前意外發現把家庭當作一個治療單位的可能性，然後就堅持至今。我最初接受的訓練是教師，然後接受主流精神分析脈絡的培訓，成為一名精神科的社會工作者。
我隨後與每一個家庭的工作都印證了我在專業培訓中所學到的許多臨床概念。然而，也有更多是我必須放棄的。
我選擇寫本章，主要是以個人編年史的方式，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看待有需要的人們，以及我如何和他們連結的旅程。
定義
我覺得歷程模式（Process Model）這個名詞符合我如何看待自己所做的事。這個模式是指治療師和家庭聯手促進幸福感。
這個模式的核心包含將所有的互動和交流轉化為方法和程序，推動家庭成員將家庭系統從病理基礎轉為健康基礎。
在我看來，所有的系統都處在平衡狀態。但問題是：系統中的每個部分，為了維持現狀，需要付出什麼代價？掌管一個家庭系統的規條，其實源自父母親維持自己自我價值的方式，並會形成孩子成長與發展自我價值的脈絡。而溝通和自我價值是系統的基本組成成分。
假設
我首先假設任何症狀都意味著成長受阻，並與系統存在著生存關係以保持平衡——這需要處於系統中的所有成員，以某種形式阻礙和扭曲成長。每個人和每個家庭的形式都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
第二個假設是人類擁有他們成長所需要的一切資源。我治療歷程的主要目標是協助人們與滋養的潛力達到連結，並學習如何運用它。也就是創造出一個促進成長的系統。
我運用八個部分來進行：生理、智性、情緒、感官、互動、情境、營養和靈性。症狀給了我一個起始點，就像在地圖上標上阻礙所在的坐標。它提供我線索，好協助人們發現和釋放扭曲、忽視、否認、投射、無營養和未開發的部分，使他們能夠更具功能、更健康、更快樂地應對。
第三個假設是每個人每件事都彼此影響。因此，無需指責——一切都只是眾多刺激和影響的結果。這意味著一個基本的系統概念。進行處遇的第一步就是使系統被看到、被感受和被理解。雕塑（Sculpting）就是我為了呈現系統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讓人們透過身體姿勢，加上距離的構成因素和親密度，來表現他們的溝通和關係模式。
雕塑需要所有彼此影響的人在場，如果無法實際出現，至少精神層面上也要。除了核心家庭外，或許還包括原生家庭（祖父母和姻親）、重要他人、管家和寵物。如果是重組家庭，則以合適的方式，在適切的時間點上來進行，這包括前配偶。我和很多家庭一起工作，也以很多團體形式工作。我能透過角色來扮演缺席的成員。在辦公室環境中，我會使用空椅或視覺化技術，有時候則是用家庭成員來進行角色扮演。
我採取的第四個假設，即（1）治療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過程，目的是達成正向改變，（2）治療師成為引導者，開啟並教導家庭如何促進健康。然而，治療師不能操控參與的成員。我運用我所發展出的愛、信任和冒險的情境作為媒介，來幫助人們冒所需的險，並開始掌握自己。只要我要掌控某人，所達成的成效就很有限。我所開啟的這個歷程，著重於如何讓每個家庭成員盡可能變得完整。
模式先驅的歷史發展
遠在接受專業訓練之前，我就以一個孩子的方式開始我的工作。我五歲時決定成為一個兒童偵探，調查我的父母親。我父母親之間發生很多我難以理解或無法理解的事情。我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我想理解我周遭的事情、感受到被愛和有能力。我的確能感受到愛，而且覺得自己有能力，但對我來說，要理解我觀察到的所有矛盾、缺失和扭曲—我父母關係中或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是令人心碎和迷茫的。有時這些情境會讓我懷疑自己是否被愛，但大多數情況下，它則是影響我預測、洞察和發展我的整體能力。
成為一名偵探意味著要成為一位觀察者。很自然地，我將所有收集到的線索放在一起，盡我所能地發展出最好的整體性。這是我的現實。人類的大腦必須理解發生的事情，即使那是無稽之談。在那些日子裡，我忠於偵探故事的形式，所以我需要找出誰是「壞人」，抓住他卅她，然後懲罰他卅她，接著，試著改革。有時我是罪魁禍首，有時是我爸爸、我媽媽，或是雙方。
我對一切事情都充滿著好奇，包括那些「你太小不能做」或「不適合女孩子」的事情。因此，我發展出一種保守祕密的能力，故理所當然地，我不會給太多的線索。我喜歡學校，非常鍾愛閱讀，求知欲旺盛，尤其是關於理解事情是如何運作以及由什麼構成？
偶爾，我會說出我的一些觀察，告訴父母親我對他們行為的看法。我得到各種反應：驚慌、羞愧、開心、驚訝或有時是沉默。我從來都不知道每種變化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同樣口述的觀察，在不同時間點得到父母各自的反應也不同。我應對這些的方式就是開玩笑、裝聾作啞，很多時候則是假裝我將注意力放在別的地方。我有一對比我小十八個月的雙胞胎弟弟，他們在這方面非常在行。
在某個地方，有我想探究的整個世界（人類的內在）。我覺得自己和所有的孩子都有一種很強的連結。他們是我的部隊、我的重心。直到我近三十歲時，才突然意識到所有的成人都只是長大的孩子。如果他們從小就沒有學到更多的東西，那麼他們仍然會做一些幼稚的事情。這一點洞見幫助我更好地去理解成年人。
對我來說，當我「長大」後理應成為一名小學教師，而我也做到了。我成為一位教師，我所受的教育讓我理解兒童是如何學習（學習理論），特別是對人類能力的欣賞和尊重，以及父母影響兒童的一些暗示。我非常幸運地受到一群很有天賦、非常人性化的老師啟發，可以繼續觀察、傾聽、發展出自己的結論。此刻，我擴展了我所理解的範疇。這些老師幫助我用非評價的態度對待人。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在兒童生活實驗室裡的人本主義科學家。
我想成為一個兒童「真實生活的專家」，而不是一個「空談的專家」，所以我讓自己六年內在五所不同的學校教書，這些學校分佈在廣泛分散的地區，也分佈在不同的社經群體中。裡頭有生理和心理障礙的孩子，有天才、不同種族，還有被稱作「普通」的兒童。
當我開始教書時，如果我想幫助孩子，很自然地就會想要認識他們的父母親。所以我堅持每天放學後到不同孩子的家進行家庭訪問。這讓我在六年間和兩百個家庭建立很深的連結。我的大學訓練只具備知識上的理解，但我的觀察讓我更聚焦。透過和每個家庭成員的連結，我很快地就開始將事件兩兩並置。例如，有個年輕人看起來無精打采，對學校不感興趣，看起來他可能需要幫助。當我逐漸認識他的家庭時，我發現他們習慣夜生活。家中的每個人都可以睡到很晚，唯有這個年輕人卻必須早起。我給他安排了一個午休的時間，並把這種情況與他的家人分享，於是他們運用他們的資源來協助解決這個難題。我現在知道是我不評價和人性化的態度，讓他們願意幫助我，也使我得以幫助他們。對這個小男孩來說，我是個更好的老師，他也在大家的幫助下成為一個更好的學生。
另一個少年來學校時總是很髒、很餓。我調查發現他的父親夜夜笙歌狂歡．會把兒子鎖在門外。我沒有「治癒父親的酗酒」，但我們成功地讓孩子不再被鎖在門外。
另一個孩子總是一直發癢亂抓，結果我們發現她身上有虱子。因為我和這個家庭的關係，我們能夠訂定步驟來解決這個問題，避免產生污名和尷尬。
另一個十歲小男孩的母親告訴我，她的孩子在五歲時被綁在樹上，遭到一群大孩子的性虐待，這讓他常常像失了魂一樣，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她要求我在木材店保護他，這樣他使用電鋸時就不會傷到自己。男孩消極且身材瘦小。他的母親告訴我，她到處尋求幫助卻一無所獲。我的第一反應是融入她的生活與她成為朋友。然後，感受到她的支持，我同意盡我所能——技術上我完全不知道可以如何幫助這個男孩，但我相信我會找到一些方法的。
我教孩子的方法就是創造一個活生生的情境，玩遊戲、做短劇、畫想法—簡而言之，做任何事來觸動他們的興奮感，開啟他們學習的興趣。這個十歲男孩的例子中，我發起了一個製作木偶，然後編成童話故事的計畫。我選擇了一個故事，其中有可怕的「壞人」和「非常純潔的救世主」兩個角色，都由這個受虐的靦腆男孩來扮演。他會站在木偶簾子後面表演沒人會看見他，而他能成為最兇惡的壞人，聲音越來越大，也能是最有能力的好人。大約五十場表演後（我們在鎮裡到處表演這個木偶劇），這個孩子長高了五、六公分，而且他失魂的情況消失了。大學時，他是校隊中一名優秀的成員，之後成為一名專業人士，且相當成功。
很多年後，我才完全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在早期階段所學到的是：
- 父母是孩子的資源，只要我們知道如何獲得他們的幫助。
- 如果孩子出現問題，很多時候是家裡此刻或過去所發生的事對孩子產生影響。
- 如果我們能創造出一個信任的氛圍，且努力獲得必要的人力資源，難題便能被解決；只要我們相信自己能夠。
我的偵探工作給了我很多東西，但是我還是不知道它們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我明白自己的成功和人內外在所發生的事情有關。而後我聽說了社會工作，那裡可以學到關於人內在的知識。於是，我定了計劃，教兩年書後參加暑期課程，四年後成為一個全職學生。我沉浸在學習病理學的知識中，完全忘了我曾經學過關於人的部分，尤其是成長潛能。
在研究所，我學習人內在的世界，尤其是我解釋為驅力的部分，它在我們內在，變成影響我們行為的強大因子。由於我們意識不到這些驅力，所以它們不受我們的控制，同時也不被我們理解。在社會工作學校裡，我用理智學習這些「病理學」的知識。我也學到幫助人必須要先建立關係、探究感受──這對我來說是個新的理智上的概念。所有的這些都讓我感到非常興奮。
在我畢業前後，約十年的時間，我為犯罪的女孩們服務，在那裡繼續遵循我在教書時的模式——試著和這些女孩的家庭接觸。很多女孩的資料上載明父母不詳，或只有母親但父不詳。對我來說，重點是要找到誰是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在哪裡。我再度扮演起偵探的角色。我找到大多數女孩的父母，有些還活著，但有些已經去世了。對那些父母已經去世的女孩，我會帶她們去父母的墓前。尋找父母的經歷讓我接觸到生活現實中最最醜陋的部分——精神病院、骯臟的公寓、可怕環境下的死亡、貧窮、忽略、太平間和醫院。無論怎樣，我對每個人都還是抱有希望。我開始試著碰觸每個人「小小自我價值」的部分，無庸置疑，我知道它一定存在。大多數情況，我不僅成功地協助了那些女孩，也協助了她們的父母親。我可以以他們的名義盤點他們自己的資源，以及他們孩子的資源。
我已經形成一個深刻且不可動搖的信念：每個人都能成長。四十二年後，這個信念更加堅定。我致力於學習如何接觸它，將其呈現出來，進而讓人們應用在自己身上。自始至終，這都是我工作的首要目標，且因時制宜。開始臨床工作時，我逐漸認識那種所謂「診斷」的偵探式工作。而喚醒人們希望的部分則稱之為「發展動機」（developing motivations）。
臨床工作上，我學到精神病學術語，我可以自信地「診斷」，這意味著我很「專業」。它使我能「專業地」說，也能和同事進行「專業」對話——「專業」行話——同時寫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報告。然而，它的助人效果並不總是那麼好。
當我進行診斷時，我經常感到自己是在做某種「命名」的工作，我的職業似乎很需要我這麼做。我在臨床工作上所受訓的東西全都是負面的。我的感覺告訴我，一定有正向的地方（但我當然沒有強加任何觀點在任何人身上），直到我每次寫臨床診斷報告，都會感到刺痛感時，我才逐漸體認到這是因為我只看到整體的一部分，於是我開始理解為什麼我對自己所看到的東西感到如此不知所措。我不能治療我所標籤的「偏執狂」或「思覺失調」的人；然而，我可以幫助那些感到空虛、無用的人。他們是同一個人，但差別在於他們是不是被視為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類別。當我能夠連結時，事情就自然發生了。
我在我的臨床工作中沒有學到關於其他家庭成員的任何正向面。充其量，他們被視為不三不四的助手；最壞的情況下則被視為敵人。我將我當老師時所獲得的經驗置於一旁，因為那時我和「健康的孩子」一起工作。現在，我是一名臨床醫生，面對的是病人及他們的病徵，我很快地成為一名「精神疾患健康」（mental-ill-health）專家。
我尋求古典精神分析師的幫助，除了因為我個人需要幫助外，也因為它被認為是有助益的專業。我的確從中獲得了一些東西，然而我還是一直不斷地犯同樣的錯誤，而最根本的難題一直沒有被碰觸到。我知道一定還有更多的東西，而那樣的尋找將我推向無人之地。
一九五一年，在一個精神科朋友的鼓動下，我開始了個人執業。現在我在火線上。身為非醫療人員，我沒有責任保險或者第三方保險金的保障。如果我在經濟上要無虞，就需要有治療的結果；如果我要專業上生存，我必須不讓人變得更糟——或更可怕的——不能讓我的病人受威脅或自殺。
使情況更加複雜的是，最初找上我的人，不是其他人都不想碰的人，就是「長期酗酒者」、「慢性思覺失調者」、極度依賴者，或者曾接受過治療但被放棄的人—他們都是高風險者。
兩件事發生。第一，我知道所有的經典治療方案都已經嘗試過，我意識到重複它們並沒有任何意義。我暫時把我的「臨床專業自我」放在一邊，然後回到我前幾年的偵探工作—這讓我回到觀察、傾聽和尋找健康。然後有一天，第二件事發生了。我與一個被稱為「有行動力之思覺失調」的女孩工作，六個月後，成效相當不錯時，我接到女孩母親的電話。她威脅要到法院告我，理由是離間母女之間的感情。那一天，不知何故，我在她的話語中聽到了兩個訊息：聲音中的懇求、言語中的威脅。我回應她的懇求，並邀請她來。當她加入女兒的治療時，讓人驚訝的是女兒的狀態回到了原點。當我慢慢從驚訝中恢復後，我開始再度觀察，並看見我後來才知道的非言語線索系統，這是雙重訊息現象（double-level message phenomenon）的一部分。這是我溝通理論的雛形。很清楚的是，文字是一回事，肢體語言是另外一回事。
最後，我想到這個母親應該有個丈夫，也就是女孩應該有個父親。於是我詢問她們（在兒童指導實務中，父親是不被包括在內的，女人才是家庭的主宰）。這個家庭確實有個父親且還健在。我向母女提出建議，邀請丈夫—父親加入會談，而她們同意了。於是父親加入會談的當下，我觀察到一個新的現象。母女本來一直進行得很好，但隨著父親的到來，一場截然不同的戲展開了。我當時處理的正是後來所稱的求生存的原生三角（primary survival triad），這個概念成了我工作的基石。我們的生命都是從三角關係中開啟的，這個原生三角存在的方式給了我們自我認同（identity）。不知怎的，這個原生三角被認定有潛在的破壞性，且又似乎到處都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所能期待最好的情況，就是巧妙地控制它，這樣才能使它變得善意，而非惡意。我現在明白了，家族治療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滋養的三角關係（nourishing triad）。
現在，我明白孩子是從這個原生三角中接收訊息，不管這個來源是具破壞性或建設性。有一天，我想到我的兄弟姊妹，於是我很好奇地想知道這個家是否有其他孩子。在我的詢問下，我發現這個家中有一個哥哥——他剛好是「好人」，而妹妹是「病人」。我此時所觸及到的是我後來所理解的家庭系統（family system）；這樣獨特的現象，在我後來的實務工作中也經常看到。
我觀察到一個新的現象，身為偵探，我持續觀察和傾聽，希望找到與之前經驗的一些連結。我把從這個家庭中的所學擴展到我其他病人。我最後便和一些犯罪者、酗酒、精神疾患、身心障礙者一起工作。我開始看到同樣主題的不同變化。為了生存，人們會順應對他們不利的事情。孩子會撒謊，好讓媽媽繼續愛她；當他們感到「不」，會說「是」，等等的情況。
在這期間，我有許多和身心症者接觸的經驗。這裡，我瞭解到身體、心靈和感受間的連結是強而有力的。身體會調整自己，好適應心靈所發出的指令，即使它是最具破壞性的。我開始發現身體會表達出被言語否定、投射、忽視或壓抑的內容，這些內容展現在背部問題、腸胃道紊亂、氣喘、皮膚疹、糖尿病、肺結核、強迫嘔吐、尿床以及其他疾病上。我也注意到身體部位成為心理意義的隱喻。
在觀察身體—心靈—感受現象（body-mind-feeling phenomenon）時，我發展出溝通姿態（communication stances），之後會以身體姿勢（討好、指責、超理智和打岔）呈現出來。這些姿態生動地描繪出正在發生的事情。當我將人擺入特定的姿勢時，我發現他們有更多的覺察。我現在明白，我用身體的姿勢，延伸到雕塑，激發了右腦的體驗，而這樣他們所感受到來自過往經驗的威脅，是最小的。他們在經驗自己而不只是聽自己談論自己。覺察就發生了。（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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