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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書:讀者版》

《夢是靈魂的使者:一個榮格心理分析師的夢筆記》

《夢與幽冥世界:神話、意象、靈魂》

The Dream and the Underworld
 
作者:詹姆斯•希爾曼 James Hillman
譯者:王浩威──審訂;王浩威、康琇喬、陳世勳、陳俊霖、鄭惠如──翻譯
書系:Holistic 129
定價:450 元
頁數:296 頁
出版日期:2019 年 02 月 13 日
ISBN:9789863571421
 
特別推薦:呂旭亞、洪素珍、彭榮邦
 
【導讀】佛洛伊德、榮格與希爾曼:關於原型心理學
書序作者:王浩威 / 本書審訂者

希爾曼的靈魂之旅

  一九五四年,二十四歲的詹姆斯•希爾曼帶著新婚妻子到了蘇黎世。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要學習任何榮格心理學,說不定也還不太清楚這玩意是什麼。他們到瑞士原本是要到策馬特滑雪的,這是他們漫長蜜月旅行的一部分。

  出生在美國的亞特蘭大,父親是旅館鉅亨的希爾曼,一九四四到四六年二次大戰期間服役於歐洲的美國海軍醫療部隊,退役後先進入巴黎的索邦大學,取得了英文文學研究的學位;然後再到愛爾蘭都柏林的三一學院,獲得關於心智與道德科學的學位。畢業以後,自然地,和他相伴多年的女友結婚了。

  這是他這人生中三次婚姻的第一次。沒想到,就在婚禮進行時,希爾曼昏倒了。這是怎麼回事?希爾曼雖然困惑,但並沒有停止原來的旅行計劃。生活富裕的這對新人,仍然繼續原來計劃好的蜜月旅行,先是去了非洲,然而又到了喀什米爾待了一年。在那個地方,他第一次接觸到榮格的作品,只是當時並沒有特別覺得受吸引。

  二次大戰結束的歐洲到處都是廢墟,但戰後的人心卻是興奮的,一切欣欣向榮。所謂的精神分析或分析心理學,在這個時候已經是人人知曉的時髦流行,開始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了。不巧的是,一九三八年好不容易逃出納粹魔掌而離開維也納的佛洛伊德,扺達倫敦卻很快在第二年就去世。榮格雖然早在一九一三年就被佛洛伊德趕出精神分析陣營,但他戰前出版的《尋找靈魂的現代人》,當時成為歐美的暢銷書,到戰後依然熱賣。因此,在一般大眾心目中,榮格可以說是在佛洛伊德去世之後,心理學界最閃亮的明星了。

  在策馬特與新婚妻子一起滑雪的希爾曼,對於自己當時在婚禮的昏厥一直相當不解。當他們在山上時,一位昔日的朋友提起了山下蘇黎世的榮格,他就決定搭火車下山去,想找個榮格學圈的人做做所謂的心理分析。

  這一趟靈魂之旅其實還有點複雜。希爾曼夫婦坐著火車到了蘇黎世又離開,來來去去兩三趟,猶豫許久才終於開始了分析歷程。當時榮格的個案已經太多,希爾曼先找另一位分析師進行分析。後來又先後試了幾位,直到一九五三年接受了梅爾(C. A. Meier)的分析才定下來。

  梅爾是榮格當時的當家大弟子,也是一九四八年蘇黎世榮格中心創辦時的負責人。總之,希爾曼開始接受分析了,也同時加入了蘇黎世榮格中心二戰後才開始的分析師訓練學程。他在一九五八年獲得分析師資格。

  在蘇黎世的歲月裡,希爾曼與他同期的同學顯然是相當不同的。一來,在這個學程裡並沒有太多他這樣「正常」的年輕人。按照他寫給美國友人信件的講法,這些同學「大多是老太太、崇拜榮格的愚蠢女人,以及一群男同性戀⋯⋯」。二來,他在巴黎和都柏林的學術訓練,讓他的背景明顯不同於其他的師長或同學。法國的人文思想在西方世界向來是自成一格的。在他進入索邦讀書的時候,巴黎的知識份子圈子已經又漸漸恢復了戰前的活力。其中有幾個當時活躍的知識份子對希爾曼影響特別深,包括法國伊斯蘭學者考賓(Henry Corbin)、詩學哲學家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和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這些人在他日後的思想發展中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一般的讀者,如果對法國當代知識傳統略有涉獵,必然知道這幾個人對後來的六O年代思潮,從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到後現代,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可以說在法國思想的知識系譜中都是佔有一席之地的。

  一九五八年成為榮格分析師以後的希爾曼,因為學術上的潛力從學生變成了老師,繼續留下來擔任這個中心的學習負責人。他在婚禮的昏厥,讓二十四歲的他一直留在蘇黎世,到一九七八年回美國為止,又住了另一個二十四年。

  對他來說,原來的歐洲文學與哲學的訓練基礎,反而特別能幫助他進入榮格的思想世界。他因為這些哲學素養,很快就掌握了榮格以意象為主的心理學理念;但卻也因為這樣更清楚的哲學素養,讓他更能梳理出榮格思想背後的哲學,因此開始想要提出一個比榮格本身更純粹的榮格思想。

  作為榮格第二代弟子的他,想法顯然不同於大部分第一代弟子,譬如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1915-1998)和雅可比(Jolande Jacobi, 1890-1973)。當然,還是有些人是支持他的,例如年紀大他七歲的古根彪爾─克雷格(Adolf Guggenbühl-Craig, 1923-2008),就始終都站在他這一邊。然而,也是因為有希爾曼這樣的榮格弟子,榮格一直不接受有所謂的榮格學派而而認為每一個人都要成為他自己的想法,才果真更徹底地被執行;同樣,也是因為希爾曼,榮格學派不至於像佛洛伊德學派一樣,在六、七O年代陷入過度強調正統而壓抑了新的發展的困境。


佛洛伊德的企圖

  為什麼說是尋找一個更純粹的榮格思想呢?關於這一點,要從佛洛伊德和榮格的差異說起。

  關於榮格和佛洛伊德的關係,一九O六到一九一三這短短七年,從熱情深交到絕情分裂的過程,文獻上已經有太多討論了;但是,為了說明希爾曼的位置,我們還是必須再說一次,而且是從佛洛伊德那個時代的科學氛圍說起。

  一八九五年,也就是佛洛伊德與布羅伊爾(Josef Breuer, 1842-1925)共同出版《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的那一年,佛洛伊德他同時也在這年的秋天開始進行另一篇重要的論文:〈科學心理學的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那一年的九月他去會見了弗里斯(Wilhelm Fliess, 1858-1928)。弗里斯是小他兩歲、當時在柏林開業的耳鼻喉科醫師。在佛洛伊德還沒認識榮格以前,他是最能夠與佛洛伊德討論想法的對話者和合作者,因此協助了佛洛伊德發展出後來的精神分析理論。

  當佛洛伊德九月底在拜訪了弗里斯以後,他從柏林回到維也納,坐在火車上時就寫了這文章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然後,當十月初完成了第三部分以後,立即將這三部分寄給弗里斯來徵詢他的意見。而第四部分則是十一月才開始寫的,內容是有關前三部分所討論的潛抑作用有關的科學依據。這部分是最難的,也成為五年後出版的《夢的解析》第七章的基礎。在文章裡,佛洛伊德試著為潛抑作用尋找神經生理學上的解釋,認為這是三種神經元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佛洛伊德原本是從事神經生理學研究的。他離開了學術圈,開始成為開業醫師,才開始注意到歇斯底里的症狀及治療,也因此產生「談話治療」(talking cure)的想法。從談話治療這個觀念出發,才有了後來的精神分析。當佛洛伊德構思的精神分析理論體系剛剛起步的時候,他就希望心中醞釀的這套新的心理學,能夠奠基在神經生理學這一類的「具體的」科學基礎之上。所以在這篇文章的一開頭,佛洛伊德這樣寫著:「這計劃的企圖是想要提出可以成為自然科學的心理學:它的目標,就是探討心靈的過程是如何由特定物質粒子的數量所決定的狀態呈現出來,心理學的一切將藉此而變得平白直述,不再有任何矛盾。」

  佛洛伊德這樣的企圖是可以理解的。在離開了維也納大學神經生理研究室的學術團隊,而決定成為一位神經精神科的開業醫師時,他還是期待自己可以成為被當時的科學學術圈所接受的科學家。於是,當他從巴黎遊學回來以後,他曾經一度以為自己把握了一個好機會,可以透過在維也納醫學會發表論文的機會得到肯定。沒想到,他介紹男性歇斯底里的這一場演講,卻遭到了維也納醫學圈同行哄堂訕笑羞辱,年輕的佛洛伊德簡直是無地自容。

  於是,如何在同行的面前重新站起來,而且是提出經得起科學考驗的突破性想法,也就成為佛洛伊德內心一直存在的情結。這是他發展精神分析理論最初的動力,當然,他自然也希望將精神分析發展得更科學,讓廣大的科學界,特別是醫學界,願意接受精神分析成為當時的進步科學的一份子。


理性典範與浪漫思潮的更迭

  佛洛伊德發明精神分析的當時,他所處的科學環境正經歷著一連串的演化。

  整個科學結構在十九世紀的短短一百年內,就經歷了好幾場的激烈革命,典範一個接著一個替換。曾經主導十八世紀下半場的啟蒙時代或理性時代,包括霍布斯(Thomas Hobbes)、狄德羅(Denis Diderot)、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洛克(John Locke)、休姆(David Hume)等等思想家所建立的論述,既有理性主義,也有經驗主義的。二者的主張有著根本的不同。理性主義的方法是演繹(Deduction),經驗主義是歸納(Induction)。然而,彼此的想法雖然頗有分歧,終究還是將人類的思想帶往越來越理性和科學的方向。

  十八世紀初走向機械論的自然科學,在十八世紀末引發了新的反彈,也就是浪漫主義的抬頭。此時,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再次重新結合,包括政治、文學、詩、藝術,又回到合為一體的傳統。人和自然不再對立,不再像啟蒙時代時代的人急著「征服」自然;相反地,浪漫主義主張重回自然,傾聽自然的聲音。浪漫主義科學家覺得啟蒙時代所鼓勵的價值造成了科學的濫用,他們覺得科學不該是只為了人類福祉,也應該對大自然友善。浪漫主義科學家反對折解、化約的傾向,認為當一件事物被拆解,所拆解出來的各種成分卅部分和「整體」還是有所不同的,我們甚至在拆解過程中失去了更重要的價值;他們在認識論上是樂觀的,認為人終究還是跟自然連結一體;他們也強調創造力、體驗和天賦;也強調科學家的角色在於科學知識的發現,從大自然發現的知識是為了更瞭解人類本質,因而我們對大自然應有更高的尊敬。

  浪漫主義有四個基本的原則:(一)人和自然的關係重新回到黃金時代基本一體的狀態;(二)啟蒙主義人定勝天的觀念,反而造成的人類機能的碎片化;(三)宇宙的歷史是可以用人本的、靈魂的說法來重新理解的;(四)透過對大自然的誠實將可獲得進一步的解放。而所謂的黃金時代,指的是從希臘神話傳說一直到人類英雄的時代。

  康德(Immanuel Kant)、謝林(F. W. J. Schelling)、黑格爾(G. W. F. Hegel)和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特別是謝林的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主張人是不可能跟自然分開的,成為了這個階段唯心主義哲學與浪漫主義最核心的態度。

  這一波風潮讓人開始注意到無意識的存在,人類非理性的意義也獲得的肯定。這時候的醫學,強調的是整個人的完整性,所以經常以一整本書來描述單一一個病人,包括他的生活和病症。而這一切都影響了日後的神經醫學的發展,當然也影響了精神分析。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浪漫主義開始受到了繼承啟蒙思想的實證主義挑戰。實證主義,由孔德(Auguste Comte)回溯十三世紀培根的作品開始,慢慢成為新的科學定義,也成為了新的世界觀。這樣的理論不斷發展,包括二十世紀中期邏輯實證論的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都可以劃分在這個新的傳統下。於是,浪漫主義時代所還原,主張回到過去人與自然一體的世界觀,這時候又被重新翻轉。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想要將個人視為一部可以拆解的機器;大自然同樣也是如此,在實證主義者的眼中都是可以拆解的。

  這時候,剛好人類知識體系開始從一切都是哲學的狀態,慢慢分出更多不同的學科,包括醫學,更不用提後來才獨立出來的心理學。對過去的知識分子而言,成為知識分子的訓練目的是要對這個世界有全面性的理解;而現在的知識分子則只被要求專攻某一領域,成為某一種專家而已。

  化約,或不斷拆解的科學態度,成為所謂「科學」的主流,甚至成為一套想法是否能是科學的唯一檢證標準。這樣的態度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的社會,而且越來越嚴格。人們開始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人體的和大自然的所有祕密,只要透過足夠的分析和拆解,一切就可以不再是問題。批評者則說這樣的態度是「科學主義」,對「只有符合實證的才是科學的」這樣的看法不以為然。原本「科學」這一個詞所含括的範圍其實是更廣濶的,但在實證主義的主導下,變得只有狹義定義的科學了。儘管如此,一切依然朝向越來越「科學」的方向走了。

  就這樣,主流的醫學開始強調有系統、可分解的知識。甚至,伴隨著這樣的態度,原本的實證主義可能還不夠,計量科學又成為新的標準。結果是,一切的學問最好要可以量化,甚至是有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才是科學。


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分合

  佛洛伊德選擇了實證主義,或者說,實證主義選擇了他,因為那一個時代的氛圍就是如此。在十九世紀末,實證主義代表的是下一個更進步的時代。佛洛伊德十七歲時到維也納大學,原本是想學法律的,最後卻轉向醫學院,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這些老師的魅力,特別是哲學家也是心理學家布倫塔諾( Franz Brentano)、生理學家布儒克(Ernst Brücke)和生物學家克勞斯(Carl Claus)。而這幾位正是當時將科學帶向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

  雖然佛洛伊德在一九一四年的《精神分析運動史》裡,一直覺得精神分析的處境是相當受到迫害的,是不為主流社會並所容許的。然而,回頭看那一段歷史,其實並不全然如此。他雖然抱怨一九OO年出版的《夢的解析》一開始賣不到一百本,但其實這本書真正的影響力是遠遠超過當時他所描述的,至少榮格就是看了他這本書而開始練習精神分析,也因此在一九O六年開始和他通訊,展開了日後的熱烈友情。從歷史上看也的確如此。佛洛伊德的著作迅速地獲得了出版的機會,甚至在一九O五年就同時出版了《玩笑與潛意識的關係》、《性學三論》和《歇斯底里案例的分析片段》等三本書。

  佛洛伊德擔心精神分析不被醫學界所接受,但事實上完全相反。精神分析慢慢取代了原來描述性的科學,成為了精神醫學最主要的哲學基礎和方法。

  一九二O年代起,由精神分析師執業的精神醫學慢慢取代了原先的描述性精神醫學,甚至在二次大戰以後成為了精神醫學最高的標準,或者說,是精神醫學領域新的知識典範。今日多數的精神分析人士,往往是十分痛恨精神醫學的診斷聖經,也就是DSM系統(《診斷與統計手冊》)。殊不知,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所有的診斷標準都是以精神分析的理念來建立的。

  佛洛伊德剛剛發明精神分析的時候,也許曾經被醫學界或精神醫學界廣泛的懷疑;但是這個情形在一、二十年內就徹底翻轉。甚至,精神分析一度爬升而成為精神醫學裡的文化霸權,一九七五年的《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可以說是達到最高峰。但是,在達到最高峰的時候,新的典範早已準備好,躲在一旁等著隨時冒出頭了。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六O年代精神病藥物的發明逐漸成為精神醫學的新趨勢,精神藥理學與神經生理學逐漸地將精神分析逐出了精神醫學領域。這樣的命運,恐怕也是佛洛伊德當初所料未及。精神分析在成為巔峰的同時,也面臨開始退下的時刻,甚至慢慢離開了精神醫學。

  現代的精神醫學慢慢被分子化學、影像醫學和神經生理學所佔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當初雖然恪守著實證主義,但是比當年的實證主義還要更嚴謹的實證主義標準出現了,整個醫學界走向要求更高的量化方法學,以及更具體的證據。這一切主導了今日的精神醫學,新的典範也就取代了精神分析。

  當然,離開精神醫學的精神分析還是充滿活力的。後來精神分析的發展,選擇了與實證主義完全相反的方向(可以說是反向作用?)。在七O、八O年代以後,在法國拉岡學派和英國客體關係學派的影響下,精神分析開始鬆綁它和實證科學的關係。精神分析終於逐漸不再受到佛洛伊德幽靈的侷限。目前的精神分析雖然一隻腳還踩在實證主義裡頭,試著與最新的神經生理學做結合,但另一方面則是甩開了科學的限制,開始重新擁抱文化和藝術。

  佛洛伊德追求科學心理學的方案,這一百二十年經歷了由弱而盛、再由盛而衰的過程。從十九世紀末期被視為邊緣而岌岌可危的階段,也就是佛洛伊德擔心精神分析被視為猶太人心理學的階段,慢慢爬升,而且爬升的速度比佛洛伊德想像的還要迅速,最後在六、七O年代成為當時科學界中精神醫學的典範,然後又開始被逐出科學領域。


佛洛伊德、榮格與心理學的典範轉移

  佛洛伊德走向了實證科學,也將整個心理學帶向了實證科學。從十八世紀末以來逐漸發展的心理學,到後來只剩下實證科學的心理學了;那些十八世紀以來就慢慢累積的心理學研究,只要不符合實證科學的要求,也完全都被拋開。當年佛洛伊德為了學習歇斯底里治療而去巴黎追隨的夏爾科(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及其主要弟子賈內(Pierre Janet, 1859-1947),在法國以外的心理學或精神醫學,都已經忘記了他們的貢獻。至於美國的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又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大放光彩的威廉•詹姆士,可以說是當時美國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心理學家。他比佛洛伊德先成名,甚至在佛洛伊德事業剛開始時曾經站出來支持他。詹姆士提倡實用主義,認為實踐是生活之路;但他不相信人可以透過實踐來獲得客觀的真理。每個人都是在生活中實踐,從而獲得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但詹姆士強調,每個人從生活實踐中獲得的看法是彼此不同的,而這理所當然。在生活當中,個人的主觀性要比真理的客觀性來得更具影響力也更重要。在這樣的脈絡下,對威廉詹姆士而言,實證主義所強調的客觀性不是他興趣所在。他更關心每個人對於生活實用價值的主觀性,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投入宗教研究,而寫出《宗教經驗之種種》(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以致後世反而忘記了他的心理學家身分,誤以為他是宗教學家。

  在現代的心理學教科書裡,即便是美國的版本,威廉•詹姆士已經不再有任何的介紹,能夠提到名字就相當不錯了。不只是威廉•詹姆士、夏爾科和賈內(賈内的理論,直到今天因為創傷和解離有關的治療與研究,而重新稍稍被提到),還有很多心理學的先驅都面臨這樣的情況:當心理學的認識論或學科哲學改變,轉向實證主義,他們的一切研究成果也就被趕出心理學的領域了。

  佛洛伊德的走向,強化了心理學的實證主義傾向;但同樣地,二十世紀七O年代以後,當心理學從實證主義走向量化科學,佛洛伊德也逐漸被甩出心理學領域。

  這樣的科學典範演變過程,影響著我們對心理學的定義。

  從這樣的脈絡之下重新看榮格,也許我們更可以瞭解一九O六年才開始與榮格密集通信、一九O七年才第一次與榮格見面的佛洛伊德,為何馬上熱切地認定榮格是他的皇儲子,又為什麼在一九一一年他們開始出現歧異,甚至到一九一三年完全決裂。

  對於原來跟隨布魯勒(Paul Eugen Bleuler, 1857-1939)在蘇黎世大學附設伯格霍茲里(Burghölzli)精神病院學習精神醫學的榮格,從一開始認識佛洛伊德的時候,一方面著迷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成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和佛洛伊德不一樣的。

  任教於英國艾塞克斯(Essex)大學的榮格分析師與研究者雷諾斯•帕巴多博洛斯(Renos K. Papadopoulos)在他〈榮格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一文裡,提出了十分精彩的看法。

  一九O六年早春,三十一歲、在蘇黎世的榮格,在好好閱讀了《夢的解析》以後,將他自己的論文〈字詞聯想關於診斷的研究〉(Diagnostic Association Studies)寄給五十歲、在維也納的佛洛伊德,開始兩個人濃厚的友誼和密集的通信。

  在頻繁的書信討論中,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一封信,榮格感覺有必要將他們的差異描述出來,並且辨認出五點,是「我們的見解不同的地方」。第一點是關於榮格正在研究不同的臨床「材料」。第三點是關於他們在經驗上的差異(榮格比佛洛伊德年輕十九歲)。第四點是關於「精神分析的天份」,榮格感覺佛洛伊德擁有更多,「無論是數量與品質」。第五點,榮格引述這個「缺點」:他並沒有直接從佛洛伊德那裡獲得訓練,及欠缺跟這位年長老師的接觸。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點:「我的教養,我們的環境,與我的科學前提,無論如何,不同於你的」。

  在新年那天(1907年 1月1日),佛洛伊德回信了,但根本就沒有處理榮格辨認的這些差異,但前人是相當在乎榮格這樣的察覺。他在信裡懇求榮格:「我請求你……不要偏離我太遠,既然你實際上已跟我非常接近。」


榮格對知識的哲學態度

  佛洛伊德擔心什麼呢?

  榮格當時仍在伯格霍茲里工作,這裡可以說是當時的歐洲精神醫學歷史悠久的名門正派,恰恰與佛洛伊德才新創沒幾年精神分析完全不同。

  榮格才剛剛完成精神醫學訓練,是個以精神病患者為主要治療對象的年輕醫師。在發表過的論文或想法裡,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博士論文與佐分吉亞(Zofingia)系列演講;其次,這時期的他完成一生在傳統精神醫學議題上的大部分論文,以及最早的精神分析的論文(是支持佛洛伊德歇斯底里症的理論的)。當時他在伯格霍茲里醫院,除了精神醫學工作,還正進行著精神分裂(思覺失調)症相關的前衛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運用字詞聯想測驗(Word Association Test)。

  進行佐分吉亞系列演講時,榮格還是醫學生,他在自己所屬的佐分吉亞學生社團所發表的五場演講(1896-1899)議題,涵蓋科學的本質、心理學、宗教,以及科學研究的本質,全都是從思想與哲學的觀點出發的。這些演講顯示他對於認識論議題與方法論議題的理解深度。

  首先,榮格在探索「精確科學的邊界地區」時,拒絕「當代懷疑主義唯物論意見」(contemporary sceptical materialist opinion)(而這一點等於拒絕了佛洛伊德的哲學態度),也拒絕了形上學的立場 (1896-1899:63段),而主張贊同處於中間的第三個立場。

  在當時,他認為生機論(vitalism)是那個第三個可能性。依照生命論,生命(life)是活力(vital)的原則;這雖然和物理、化學的物質領域有關,卻是截然不同的:「物理現象是曾經被研究,甚至是追根究底的。而形上學現象則幾乎就是一本封閉的書。假如我們能夠研究一些屬性,不同於長久以來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屬性,將會非常有價值。」(1896-1899: 65段)

  其次,相對於「科學的演繹法」,榮格強調個人體驗。「哲學唯一真實的基礎,是我們自己體驗的一切,是經由我們自己產生的,是屬於我們周遭世界的。每一個從我們的體驗轉變出來的抽象先驗理論的結構,不可避免地,必然是一再引導到錯誤的結論。我們哲學的構成應該是由未知事物中所獲得的推理……,是根據真實的體驗為基礎;而不是根據外在世界的基礎來獲得有關內在世界的推論,或僅是憑藉內在世界的肯定,就否認外在的現實。」

  第三,榮格堅持強調他的「實證」方法。這是他後來方法學上的另外一個標誌。「所有的哲學都必須有實證的基礎。」(175段)他宣稱自己的研究具實證特性,又宣稱心理學具有優先性,這引起相當的困惑。可是,對榮格來說,這些立場並沒有互相牴觸。「實證心理學首先要關注的是提出支持理性心理學理論事實的記錄。」「這種新的實證心理學所提供給我們的資料,是十分理想地設計成我們對有機生命相關知識的擴充,同時也是我們對於世界觀點的深化……我們由物質組成的身體,朝向高處凝視的靈魂,結合為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人生活於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邊界。」這樣的看法,在表面上乍看是對立的方法,卻是榮格一直努力做到的。我們可以這麼說,榮格認為他自己既是一位「實證論者」,又是一位「現象學者」。

  第四,榮格介紹了另一種認識論的觀念,目的論(teleology)。他十分弔詭地將目的論跟因果律連接一塊。榮格相信驅使人類去探究事物因果的這股力量非常強烈,以致他甚至提出「因果追求的本能」(causal instinct)。這種探究,事實上,關注的不僅是事情的起源,也包括它們的秩序,它們的目的,最後是它們的意義(von Franz, 1983):「能夠如此滿足了人們對因果思維需求的一切,就是真理。」在因果律背後,有一個客觀的目的:「基進的主觀主義者,他們將世界視為是錯覺,並且是因為經歷多重化而成為閃爍空無的展示,他們否認任何客觀性的目的。這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承認外在於人的任何目的論之存在;相反地,他們宣稱,人們將自然的目的性(the purposefulness of nature)這樣的觀念,從自己的腦海中投射到這個世界。」最開始時他就以目的論作為中心,認為這不但跟人類的動機與探究息息相關,而且自然就是(大部分的)一般的原則。

  最後一點,是榮格給予道德的特有位置。榮格遵循康德的道德優先論,批評科學與唯物論「毒害到道德」 (137段),並且宣稱「憑藉非倫理的方法獲得的真理,沒有一樣擁有道德的權利來存在」(138段)。榮格的強烈感覺反映在他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而使用的語言。他甚至主張「『由上而降的革命』會將道德強加在科學之上……因為,科學家終究會毫不猶豫地就將他們的懷疑主義與道德的無根性賦加在世界之上。」(138段)

  透過這些演講,榮格建立起以強烈道德為基礎的認識論,一直到他生命結束。(以上引用自雷諾斯•帕巴多博洛斯文章。)


走向田野的浪漫主義心理學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

  第一,因為佛洛伊德在他創建的精神分析中,對於潛意識的探討深度和建立的具體方法,讓榮格因認識佛洛伊德而感到驚喜,這一點榮格終其一生都是依循著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上的啟示。直到現在,榮格學派的分析心理學在臨床工作上,甚至是理論上,還是有相當一大部分是依循著佛洛伊德的。也因為如此,榮格的後繼者能夠在心理學日後的發展裡,繼續從新創的精神分析理論中吸取養分,持續保持對話。就這一點來說,某些榮格分析師因此會覺得自己是更寬廣的佛洛伊德學派,或者說,佛洛伊德學派只是榮格學派廣泛理論和學習的重要基礎之一。

  第二,佛洛伊德終其一生希望精神分析被醫學界接受,因此精神分析也就隨著當時醫學的科學典範走向了實證主義。然而,對於師出名門的榮格來說,他從來就沒有這種不被正統醫學界接受的擔心,或者說沒有太多這樣的焦慮。因為如此,他相對較能堅持自己不同於佛洛伊德的科學態度,也就是他和佛洛伊德通信時所說的:「我們的見解不同」。

  榮格的科學態度,或說他對知識的哲學基礎,可以用許多不同的名詞來形容。許多人稱呼他是諾思底主義者(Gnosticism)。諾思底這個字在經歷了漫長歷史傳遞後,變成了一個充滿神祕色彩的字眼。如果我們回到最早的原文,「Gnosis」(靈知、真知)在希臘語原文是指透過個人經驗所獲得的一種知識或意識。諾思底主義者相信這樣的個人經驗,甚至認為這樣的個人經驗有著一定的優先性。其中,有一些基督教派的諾思底主義者,甚至相信透過這種超凡的經驗可使他們脫離無知及現世。

  對榮格而言,重點並不是認為這樣的經驗是否有一種優先性。然而,這些十分個人的經驗,這些無法實證、無法再被複製的個人體驗,在他的理念當中,卻是心理學領域重要的來源之一。這一點,榮格和威廉•詹姆士其實相去不遠。

  如果要將榮格的知識哲學加以歸類,不妨把它放到浪漫主義,特別是不被實證主義接受的浪漫主義,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廣泛定義(榮格的定義)的實證主義。威廉•詹姆士的情形,也是如此。

  當心理學的知識慢慢進入到狹義的實證主義時代以後,原來的浪漫主義並沒有完全消失。寫出《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火星上的人類學家》等暢銷書籍的神經內科醫師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就自稱他自己的這一切寫作是繼承俄羅斯神經學兼心理學家盧瑞亞(Alexander Luria, 1902 -1977) 浪漫主義醫學的傳統。

  像薩克斯這樣的人,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許多廣義的心理學家本身不願意進入以量化科學為基礎的學術殿堂,反而寧可化身在大眾文化裡,或選擇在人類學、社會學等其他的人文學科裡繼續教學與研究,或者是留在自己的田野裡,包括在自己臨床工作的世界中。這樣的選擇所付出的代價,當然就是不被越來越實證主義、也越狹窄定義的心理學或精神醫學所接受,只能留在殿堂之外的荒野。

  而榮格,只是這些堅持自己理念而被驅逐在荒野的許多心理學者之一。


後榮格時代的基進者

  佛洛伊德走向了實證主義,榮格則選擇了與時代氣氛相逆的古老浪漫主義,這使得榮格被逐出了心理學界,但也因此將實證主義所不接受的其他心理學保存在人文科學的領域。

  然而,這樣的情形到了希爾曼,又有了不同的轉折。

  年紀比榮格小五十一歲的希爾曼,到了蘇黎世學習榮格分析心理學,一九五九年獲得榮格分析師資格,同時也開始擔任蘇黎世榮格中心教學部主任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在這期間,剛好經歷了一九六一年榮格的去世。

  榮格去世以後,榮格理論的發展開始有了不同的動力。就像佛洛伊德學派一樣,以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為代表的許多佛洛伊德信徒,在佛洛伊德逐漸衰老之初就開始害怕佛洛伊德被遺忘,因此開始堅持一種所謂的正統佛洛伊德。這一點堅持,埋下日後許多紛爭的種子,包括安娜•佛洛伊德與克萊恩(Melanine Klein)的大辯論,以及拉崗(Jacques Lacan)被趕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事件。同樣地,在蘇黎世的榮格學派,在二戰結束後榮格逐漸衰老之際,也出現了同樣的氛圍。儘管這個時候,許多歐美城市已經早早就不顧榮格的反對而建立了自己的榮格訓練中心。(榮格一直反對所謂榮格派分析師的訓練,認為每一個都是屬於自己,沒有所謂的榮格學派。)許多所謂古典派的榮格分析師,就像安娜•佛洛伊德擔心她父親的理論被扭曲一樣,擔心著榮格的理論將因為他的衰老而被曲解誤用。其中,馮•法蘭茲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她在榮格的陣營扮演著如同安娜•佛洛伊德在佛洛伊德陣營所扮演的角色,只不過馮•法蘭茲的創造力豐富了許多。在那時候的蘇黎世,馮•法蘭茲這樣的榮格弟子也就在這樣的氛圍下,十分積極地主張一種正統的榮格學派。

  然而,希爾曼這位小馮•法蘭茲才十一歲的年輕榮格分析師,卻有著不一樣的看法。他在蘇黎世持續學術和臨床工作多年以後,逐漸在一本又一本的著作裡提出自己的獨到觀點,認為榮格太不夠浪漫主義,或者說不夠榮格。

  他開始質疑一些榮格學派的正統理念,而其中提出的一些想法,甚至持續終生繼續探討。當希爾曼被任命為教學部主任以後,他希望能夠為這個組織開展「重生和復活的過程」,開始直接挑戰老一輩分析師們有關這機構方向的既定想法。他整個人滿心想著如何更新這些既定理念,因此著迷於古老和年輕這樣充滿張力的對話之中。「年老和年輕」(senex vs puer)這個古老的原型對偶,也是他一輩子不斷探討的主題。

  根據他的傳記,他當時參加了一個由學生和每季輪流的督導所組成的一個團體,討論某些臨床案例。他十分厭惡這整個過程。他觀察到「每個人都在講不在現場的某個人,這全是幻想」。他因此建議應該讓病人坐進來,說說他自己的心理歷程;然而督導拒絕了,說他的想法太基進了。

  這樣的評論似乎成了有關希爾曼的預言。幾乎可以確定,希爾曼從一開始就不斷地被批評:「太基進了」。

  當時馮•法蘭茲正在進行一系列的講座,主題是有關永恆少年的病理學(註1)。馮•法蘭茲繼承榮格的想法,強調少年和母親之間的關係,並且強調要墜落土地才能夠獲得療癒。她偶而還會送年輕的男性病患到農場裡,認為讓他們鞋子沾上骯髒的泥土,年輕的靈魂才得以降落在大地之上。

  但希爾曼卻認為這樣的安排和想法實在太可怕了,尤其是所謂回到大地的想法。他反而主張「應該好好地看透這一切,好好地回到心靈,而不是讓心靈回到(現實的)大地」。他因此寫出了〈年輕和自性化〉一文,挑戰傳統榮格學派主張的「自性化是後半人生才開始」的看法,認為在青少年階段,許多心理的自性化改變就已經開始。他的看法慢慢地與古典的學派有所不同,甚至也相當不同於第二代榮格學者。在一九六五年的一封信中,他自己這麼說著:「我是屬於許多的東西的:我的家族樹,我所學習的地方,我所屬的心理學派,我所降落的國家。信條(doctrine)是支撐我站起來的一部分。我試圖在這上面工作,每天感觸一些些,跟它戰鬥,改變它,打破它。但是是從裡面慢慢去進行的。」


原型心理學:希爾曼自己的路

  一九六七年希爾曼受邀到艾拉諾斯論壇(Eranos),他對於榮格心理學被老一代掌控的狀況,表達了不同於過去的感受與見解。老一代學者將永恆少年與母親結合在一起,強調這個角色是對負面年老意象的回應,是對智慧老人壓迫力量的抗拒。但希爾曼認為,中老年和少年是需要彼此的,儘管他們是一條線的兩個盡頭,卻十分弔詭地需要有一種「相似的連結」。

  這樣的情形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當他試著在永恆少年的觀點裡放進一些他自己所謂「溫潤的火花」時,已經開始跟老一輩的人產生對立了,自然地,他會走向與正統或古典榮格心理學有所差異的境地,這也就是他日後所稱的「原型心理學」(Archetypal Psychology)。

  他第一次採用「原型心理學」的說法,是在一九七O年的文章〈為什麼要原型心理學?〉裡。他提出許多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不使用「榮格心理學」、「分析心理學」或「情結心理學」這些過去別人所用的名詞來稱呼自己的心理學。他認為自己應將榮格這個名字、這個人完全切除開來,就留給榮格自己的家族,不要有所謂的榮格學派了。他也強調「原型的」這個形容詞,「帶給心靈離開診療室的機會」以及「帶給診療室本身一個原型的觀點」。他認為,分析心理學或情結心理學所強調的是個體的心理學,原型心理學則是將這個領域打開,放到文化、歷史以及「原型形態的多元」的領域裡。

  希爾曼終其一生,以原型心理學來重新對榮格心理學,以及整個精神分析加以檢視、質問、批評,將許多最初的特色都加以拋棄。他對榮格和佛洛伊德的態度是這樣的:對他們學說裡面可以接受的部分,他會拿來加以應用,然後再用自己的方法將之變成自己的。他特別重視拋開字面上的理解,用「這些泥土被?過」的方式重新耕作。他採用了他所瞭解的榮格方法進行工作,而不是對他的作品作文字上的堅持。榮格對不尋常和怪異現象的喜愛,以及他能夠將這些現象及其底下根源連結的天賦,都讓榮格變得更基進;希爾曼認為自己是特別追隨這樣的精神,「榮格代蒙(daemonic) 的繼承」,他說自己才是「真正藍色的榮格信徒」(True blue Jungian)。

  希爾曼開始發展自己的原型心理學,將心理學的整個基礎加以翻轉,他在方法學上可以說是透過相反的方式(via negativa),或說是透過否定(negation),來加以描述及解構。這樣的結果當然招來各式各樣的批評。儘管原型心理學經常是有爭議的,甚至有點祕教傾向,但確實對心理學的領域帶來相當強大的衝擊。然而,對於建構心靈結構的努力本身,其實也是許多幻想當中的一個幻想而已。於是當我們透過否定來揭露更多思考時,自然就會跟戴奧尼索斯支解自己的力量相會。戴奧尼索斯式的呈現,加速了這個基進的過程,包括對這些穩定且極其暴力地固定住的教條理論和實踐加以重新檢視和撕扯的過程。而原型心理學就是要讓戴奧尼索斯般的解構,和阿波羅式的自然科學心理學同時並列。

  希爾曼認為,解構的過程將是自身必然產生的結果;同樣的,在他的心目中,原型的意象必然有著自己的溢出和緊密。對他來說,原型心理學是多神主義的心理學,試著要辨識出一切塑造了我們心理生命、也被心理生命所塑造的大量幻想和神話;而自我只是許多幻想結合體的其中一個幻想。希爾曼為了呈現出心靈的多元人格化,他開始指稱許多的男神、女神、半神、英雄,以及其他的意象卅想像人物,因為這些就像是回聲板,「用來回應每天的生命,或是低音的弦給每天生命的一些小小共鳴」。


翻轉心理學的視野

  希爾曼所提出的原型心理學,認為自己是榮格心理學的一部分,源頭是來自榮格,但某一方面來說也是基進的重新出發。

  當榮格心理學強調著自性,包括他的動力和相關的結合(自我、阿尼瑪、阿尼姆斯、陰影)時;希爾曼的原型心理學則是忽略自我,而聚焦在心靈或靈魂,以及古老靈魂(archai)上,這是心靈功能比較深層的部分,是「讓一切生命活起來的最基本幻想」(Moore, in Hillman, 1991)。

  他在《重新檢視心理學》(Re-Visioning Psychology, 1975)中 描述了原型心理學:「經由榮格召喚才有了這一切的開始,所以原型心理學在每一個部分上都有著根深蒂固來自榮格的源頭。榮格是在這漫長的祖先系譜當中最靠近我們的祖先,往回追朔,還有佛洛伊德、狄爾泰(Dilthey)、柯利茲( Coleridge)、謝林(Schelling)、維科(Vico)、費奇諾(Marsilio Ficino)、普羅提諾(Plotinus)和柏拉圖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還有其他更多的分支可以追索。」 簡單來說,原型心理學受到榮格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還在榮格心理學的範圍內,但是是加上古典希臘羅馬哲學、文藝復興思想以及浪漫主義的結合。這一切的源頭,都是每一個人內心所懸繋的一切,也就是所謂的心靈。

  在《夢與幽冥世界》這一本書裡,希爾曼展現了對心理學這樣的基進態度,把所有的一切都上下倒翻過來重新思考。也因為如此,這本書在理解上顯得特別困難,要進行中文的翻譯自然更是不容易。許多第一稿的翻譯者(註2)必然發現,他們原來的文字可能完全消失在最後的定稿裡。我想,閱讀過這本書的人都必然能夠理解,整個閱讀的過程都是不斷被作者顛覆的過程。因為如此,翻譯不斷被顛覆也就成為一個必然的過程。

  所以,在這裡特別要感謝所有參與翻譯的朋友,面對希爾曼這樣否定再否定的思考方式,他們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後,要感謝魏宏晉先生,對本篇文章提出了許多相當重要的意見。





【註1】這個講座內容,即日後編成的《永恆少年:從榮格觀點探討拒絕長大》(The Problem of the PUER AETERNUS)一書,中文版由心靈工坊出版。
【註2】本書第一稿的翻譯者均為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台灣榮格發展小組成員,包括(依姓氏筆畫排列):江琪彬(昱捷診所兼任諮商心理師)、汪士瑋(暖心全人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康琇喬(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諮商心理師)、陳世勳(神經語言程式學與催眠授證訓練師)、陳俊霖(亞東紀念醫院心理健康中心主任)、陳雪均(諮商心理師、美國加州整合研究學院東西方心理學博士候選人)、鄭惠如(跨領域工作者),而後則由王浩威作全書的審訂與部分譯文之重譯,並撰寫全書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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