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從醫師化身指揮官
李叔同(1880-1942)是中國近代最知名的藝術家,精通繪畫、音樂、戲劇、書法以及詩詞,在日本留學時,他罹患了肺結核,病情時好時壞,聽聞斷食療法有助於病情,因此前往杭州西湖之南的「虎跑寺」進行斷食療法,因而邂逅佛法,並決心皈依佛門,師父賜予法號弘一,出家後的他專心禮佛,是近代佛家律宗的最高成就;弘一大師因興趣跨足各領域,而我則是在因緣際會之下,在傳染病領域中成為跨足急性傳染病與慢性傳染病的從醫者。
太快了。
這些年來,雖然生活並非日日都是歲月靜好,但我壓根都沒想到那麼快就從一場好夢中被驚擾而醒,冷不防又將我拉回那個得全副武裝迎戰的身分,這場好夢實在太短了,才十七年而已。
當細碎的晨光遍灑花蓮大地,巒山的青綠還沒被夏日的豔陽照得發亮的清晨七點,我已經走入辦公室,一如以往,我是這個辦公室最早上班的人。這個時候,通常我是滿心平靜,默默地倒一杯茶、打開電腦,等待八點開始巡房。
自四十幾年前從台大醫學院畢業之後,我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是一位胸腔科醫師,尤其專攻結核病。
然而十七年前,國家賦予我另一個身分,那個身分所帶來的驚心動魄僅維持短暫的一個季節,我一直以為,此生不會再度過那樣的時光。
我以為。
十七年後的現在,放在左胸襯衫口袋裡的手機驟然響起鈴聲,這些日子以來,它幾乎時不時都在響,總是不超過三聲,我就會接起。
「全部陰性。」沒有鋪陳,沒有一字贅言,電話那頭以簡潔的四個字展開這通語音交流的開場,也讓我再度鬆了一口氣,輕聲在心裡安慰著自己:「這一天,又驚險的度過了。」
二○二○年才剛開始五天,元旦煙火的煙硝味還沒有從空氣中抹去所有的氣息,時隔十七年的指揮官會議緊急召開,再過十五天之後,指揮中心正式成立,而這一次我們要對抗的敵人,是二.○版的SARS,全名「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
從二○○三年擔任東區指揮官後我持續擔任此兼職,中間歷經大大小小的戰役,如二○○九年的流行性感冒世界大流行、狂犬病、伊波拉病毒、腸病毒等,但是十七年後又是一場大戰。
百年一遇的疾病
我常苦笑著跟朋友說,SARS是百年一遇的傳染疾病,我這輩子遇上這麼一次,夠了;可沒想到,就在即將思考退休之際,我又再一次碰上了百年一遇。
「這是一種新的病,我們對它還不甚熟悉。」在進入夏季的時刻,新冠肺炎決定在小島上稍稍休兵,偶爾射來一隻茅、丟來一塊盾牌,告訴台灣人它還存活著並未退去,除此之外,它的「夏眠」,讓島上的人們足以放鬆腳步,過上平穩的生活;然而即使與它抗戰了長達十一個月,我們對它仍然半知半解,並將一切冀求疫苗問世。
新型疾病啊!以前我是不屑一顧的。
坐在那張不盡舒適的辦公椅上,我放心地往後躺,讓自己陷入椅子裡,閉上眼,任由回憶將我拉回四十幾年前。當時我的頭髮黑得發亮,每一根都奮力的朝著天空散發著青春的氣息,臉上細緻平滑,手臂因為練習射箭而刻畫出條理分明的肌肉線條。
那時我還是醫學生,正在眼科實習。
「同學、同學。」實習單位的老師急促地要我們跟著他走,話語中有藏不住的興奮,「有個病人你們絕對要來看一看,他罹患的是百年難得一遇、很罕見的疾病!」
大夥兒興沖沖跟著老師的腳步,獨獨只有我停在原地,「我不去看。」
這句話引起紛紛議論,但我回答的理由足以理性成立,「既然是百年難得一遇的病,我以後也看不到了?那為什麼要學?」心裡還有句話沒說出口的是,反正我以後也不走眼科。
早在進入醫學系不久之後,我就確立了自己的志向,一路順著腦中所繪的藍圖直行,畢業從醫後,我處理各種胸腔肺部所引發的各種疾病,尤其熱切關注已有數千年歷史的慢性傳染疾病肺結核。日日,我面對的是常見的疾病、頑強的結核病,超過專業範圍的罕見疾病,幾乎甚少上門。
回憶漸漸淡去,張開疲憊的雙眼,辦公室裡的助理們已經各自就位,開始一天的忙碌。
我輕嘆口氣讓自己坐挺身子。
曾幾何時,那個誇口不去看百年難得一遇的輕狂少年,已經將屆七十高齡,從醫四十多年來,曾以為這輩子就是這樣,頂多就是為了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而煩惱,直到二○○三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傳染病朝著台灣鋪天蓋地而來,我的人生也就此被吹向不同的方向。要面對的疾病已不再是長年老友,而是張起獠牙大口卻令人摸不透的新型疾病,上天彷彿認為讓我遇上一次還不足以嘲笑我,足足讓我遇上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傳染疾病,而且還被指派站在第一線領軍抗戰。
指派的電話響起
第一次的百年一遇,起初我還只是個旁觀者。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的簡寫,世界衛生組織於二○○三年三月底證實其源頭來自中國廣東,全球共發現八千零九十六例病例,造成七百七十四人死亡,主要受到感染的國家包含中國、香港、台灣、加拿大以及新加坡。
台灣疫情開始,來自三月中旬一對夫妻,緊接著足足有一個月的時間,台灣抗疫的表現在國際之間始終維持亮眼的成績,甚至得以驕傲的喊出「三零」口號——零社區感染、零死亡、零輸出,並大張旗鼓的舉辦國際研討會。
當時的台灣怎麼也料想不到風向會突然驟變。
四月二十四日,和平醫院爆發大量院內感染,措手不及的政府單位在短短一小時內勒令封院,醫院大門一關,無論是在裡面從業的護理師、醫師、行政人員、住院病患,或是正巧前去探病的親友、回診掛號拿藥的人,高達一千三百多人開始長達了十四天的恐懼生活。
一直到和平醫院封院時,我都「還算是」一位旁觀者,因為身為胸腔科醫師,要在這個呼吸道相關的疾病裡置身事外,可謂天方夜譚,然而當時感染戰火大多只集中在北部地區,尚未延燒到花東,頂多也只是繃緊神經。
一直到我接起了那通電話,那是李明亮教授打來的。
李明亮教授是花蓮慈濟大學第一任校長,而我長年在花蓮慈濟醫院任職,我們相識也相熟,但當時我還不知道這通電話打來並非敘舊,也並非是關心東部地區疫情可好,這通電話是一個請求、一個指派。
當時我正在玉里榮民醫院協助該院醫生診療一名疑似SARS的病人,對於新型疾病,我們知道的太少,光是一名疑似患者,就足以讓我們耗去太多討論的時間。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黑暗,清朗無雲的天空閃爍著一顆顆慘白的星星,就在此時,電話響起,手機那端傳來的聲音帶著疲憊。
前些時候,李明亮教授早就從衛生署署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但他在電話中告訴我:「和平醫院封院了,現在台灣疫情陷入膠著,必須及時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府請我再出來協助。」
我靜靜地聽。他說,他被委派的職務是抗煞總指揮官,「我必須要在北、中、南、東再各自找出一位區指揮官,東部可以交給你嗎?」
於情,李明亮教授是我的學長,也是我醫院的長官,我沒有婉拒他的理由;於理,在東部地區從醫二十幾年,當地醫療環境與人事條件我都熟悉,也是資深的胸腔科醫師。我自知,即使由別人來當東區指揮官,屆時我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仍有協助的義務,既然如此,何不一開始就由我來統籌參與呢?
是當仁不讓嗎?或許是吧!我沒讓李明亮教授等太久,再張口,吐出的話語是他最想聽見的答覆,「好啊!既然你要我當,我就當,沒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