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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所畢業後，我修完了精神醫學科住院醫師的實習，瑪莉蓮則取得比較文學（法國與德國）的博士學位，我們各自開展自己的學術生涯。我們互為彼此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及編輯。在我的第一部著作，一本有關團體治療的教科書完成後，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位在義大利的貝拉喬寫作中心（Bellagio Writing Center）給了我一筆寫作獎助金，讓我得以進行下一本書：《愛情劊子手》（Love’s Executioner）。在我們抵達後不久，瑪莉蓮跟我聊到她很有興致想寫一本書，是講述女性對法國革命的回憶，我也認為她所收集的資料已經相當充實，大可放手一搏。當時，所有的洛克斐勒學者都已經分到了一間寓所及寫作工作室，我鼓勵她去找主任，看看能不能也給她一間工作室。主任的回答是，撥一間工作室給學者的配偶，事情本身就不尋常，更何況中心的工作室都已經分配完竣。但琢磨幾分鐘後，他還是給了瑪莉蓮一間空著的樹屋當工作室，離緊鄰的樹林步行只要五分鐘。瑪莉蓮欣然接受，興致勃勃開始她的第一本書：《身不由己的見證：法國革命的女性回憶錄》（Compelled to Witness: Women’s Memoi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從此以後，我們成了文友，終其一生，儘管有四個孩子，加上全職的教職及行政工作，她一本接著一本寫作，與我並駕齊驅。
二○一九年，瑪莉蓮經診斷罹患了多發性骨髓瘤，一種漿細胞癌症（骨髓中發現有白血球），於是接受化療藥物瑞復美（Revlimid）的治療，但引發中風，送進急診室住院四天。返家後兩個星期，我們在隔街的公園散步，瑪莉蓮鄭重其事地說：「我們應該合寫一本書。我想把我們所面對的困難日子和歲月記錄下來，對那些配偶得了致命疾病的夫妻來說，我們碰到的難處或許還有點用處。」
不論是她自己或我要寫的書，瑪莉蓮對書的主題往往都有主見，於是我回答說：「這主意不錯，親愛的，妳還真應該投入一些事情。合寫一本書，聽起來挺迷人，但妳知道，我已經開始在寫一本小說了。」
「啊，不要啊……別寫那一本了，跟我一起寫這一本！我們輪流寫，你一篇，我一篇。寫一本我們的書，一本有別於巿上的書，因為這書牽涉的是兩個心靈而不是一個，是兩個結婚了六十五年的人的心思和想法！兩個有幸彼此擁有的人，攜手走人生最後的路。你呢，靠你的三輪助行器，我呢，靠我的兩條腿，好歹還能夠動個十五、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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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文在他一九八○年的作品《存在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一書中寫道，人生少些遺憾，比較容易面對死亡。回顧我們長久的共同生活，的確沒有什麼遺憾。但說到忍受今天日復一日的肉體折磨，卻又絕不容易，想到行將丟下彼此，自也難以釋懷。我們該如何與絕望相抗？又該如何有意義地活至最後一刻？
寫這本書時，以我們這把年紀來說，多數同輩中人都已作古。如今每過一日，我們明白，兩人相聚的時間格外珍貴有限。書寫，無非是要使我們的存在有意義，儘管我們都難逃被掃入血肉之軀衰頹死亡的最黑暗境地。但不管怎麼說，這本書幫助我們巡禮了生命的結局。
這本書顯然是我們個人人生的延伸，但我們明白，這也是死亡關懷的共同話題。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最佳的醫療照顧，家人及朋友的感情支持，以及沒有痛苦的善終。儘管我們擁有極大的醫療及社會優勢，但死亡來臨的痛苦及恐懼卻無人能免。如同每一個人，我們希望維持自己剩餘日子的生命品質，縱使有時候不可避免得忍受醫療過程的煎熬。既要活下去，我們有多大的意願去承受必須經歷的一切？既免不了一死，如何能夠少些痛楚？又如何才能夠優雅地將這個世界交給下一代？
我們兩個都知道，瑪莉蓮將在未來幾個月中病逝，幾乎已成定局。兩人攜手將橫在眼前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所希望的是，我們的經歷及觀察不僅有助於自己，對我們的讀者也有所助益。
歐文•亞隆 與 瑪莉蓮•亞隆
（Irvin D. Yalom & Marilyn Y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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