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

1.不只是社會政治，還有深度心理

談到台灣政治，必然是要談起歷史的。這種政治緊緊扣著歷史的狀態，是如此理所當然，沒有人覺得這是不應該的或是不尋常的。但其實，我們看看其他地區的政治，特別是同一地區或國族內的政黨政治，這樣的必然性其實並不存在。甚至在其他國家，包括兩岸以外的華人社區，所謂的左vs.右、民主vs.共和或自由vs.保守這一類政治主張的意識形態，才是政黨競爭的主要內容。至於歷史，往往在這樣的政黨競爭裡面是不存在的。然而，在台灣的政治領域中，沒有談到歷史（例如台灣民眾黨或是時代力量之類的政黨），幾乎都沒辦法形成足夠強大的政治力量。

像台灣這樣，將歷史捲入政治論述，甚至成為編織出政治樣貌的主要基本元素之一，當然並不是世上唯一的一個。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來以種族主義為號召的政治，不論是阿拉伯國家的基本教義派，還是歐美的白人至上主義，都有著同樣的現象。

然而，歷史的陳述，永遠不會有所謂完整的真相。人們所看到或聽到的歷史，只有少數有發言權的人，所建構出來的片面選擇。即便是我們都知道，沒有被聽見的故事，遠遠比這些經由選擇而被眾人傳頌的故事，都要來得多上好幾十倍，但我們終究還是受到這個「唯一」的歷史深不可撼的影響。

然而，哪些故事可以被聽到？哪些故事又永遠被遺忘（刻意或不經意地）而不再被聽到？而且，這些故事從此再也沒有被聽到的人（至少在數個世代以內是不會被聽到的），也就是那些等於是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和生命痕跡，而被迫成為社會性失語症（sociogenic aphasia）的人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又會變成怎樣的情況呢？

至少，在政治與歷史深深地相互糾纏的台灣，擁有建構歷史之權力的一方，往往也就是政治上將會勝利的一方，也就是將會經由民主選舉而成為所謂的執政黨；而失去歷史話語權的一方，恐怕就會成為永遠的在野黨，甚至是在政治上沒有太多允許的空間。

在過去戒嚴的時代，歷史的發言權在國民黨這邊；在所謂的民主運動以後，這發言權又完全落在民進黨這一邊。這樣的歷史發言權，並不只是由政治力量由上而下強行製造出來的，更多的是在民間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傳送；在不同時代的各種不同的媒體，透過人們自願選擇的收視率，就可以證明有一股在底層社會自然流動的狀態。

2.心理是政治需要歷史的原因

我開始注意到心理學者對政治事件的關心，雖然是很久以前就開始的，但也可以說是最近才更有貼切的感受。

所謂很久以前就注意到，指的就是三ま年代，西方的政治運動裡，社會主義者期盼了好久終於迎來了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結果卻成為另一種極權主義的統治方式。這樣的衝擊，人們已經知道要改變社會的不平等不是只有靠政治運動而已，而是就像佛洛伊德後期弟子分析師賴希（Wilhelm Reich）所說的：除了階級的解放，還要有無意識的解放。如何結合社會主義與精神分析，也就成為許多當時的知識分子，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所努力投入的。這樣的傳統，可以一直延伸到六ま年代的法國拉岡（Jacque Lacan），包括他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的鬥爭和理論上對主體性的重視，一直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伽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共同提出的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都是這樣的延伸：在理論層面，人類的存有要如何才不會被當前這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異化。

然而現實世界政治的複雜度，顯然是遠遠超過這一切理論性的思考。不論是三ま年代社會主義運動也好，或是六ま年代人權運動也好，雖然對這方面都有深刻的努力，卻終究還是無法解決當下政治所發生的問題：種族和宗教的衝突、政治上的集體認同、數位科技帶來的新式集權政治、難民和強迫遷移、溫室效應的世界環境變遷⋯⋯。不論是馬克思或韋伯，還是佛洛伊德或榮格，這一切的社會政治現象，遠遠超過了當年的這些思想巨擘們所擁有的非凡想像力。

在台灣，社會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戒嚴時代的結束而改變。各種弱勢人權的問題，往往很容易就被政治上所謂重要的議題犧牲掉了。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台灣馬上就要開啟「反萊豬」、「公投綁大選」、「重啟核四」及「珍愛藻礁」等四項公投議題。人們在投票的那一刻，真的會對這些議題做出獨立判斷嗎？還是在內心深處，很可能因為害怕中國或中國大陸的文攻武嚇，而放棄了他個人更加堅持的地球永續議題？然而對中國的想像，這種充滿歷史意象的深層心理，真的是短短一、兩年的宣傳或思想工作，就可以完成的？

台灣並沒有隨著民族運動而改變其深層的價值觀，不同政黨的不同政治主張也同樣並沒有改變骨子裡的民族性格。譬如說，當香港反送中事件發生的時候，如果香港果真出現了所謂的難民，台灣這個自稱曾經遭受到獨裁的荼毒而現在又受到中國強權威脅的島嶼人民，會願意表現出僅僅十分之一的同理心就好，而有一定的積極態度，來接受這些可能在未來存在的香港難民嗎？如果真的有任何的接受，究竟果真是依循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原則（這些當今台灣相當自豪的共同價值觀）而無條件的接受；還是開始左思右想，列出許多條件來一一審查，才決定是否接受呢？同樣的，如果任何台灣的政黨或民眾，如果和中國大陸有任何的利害關係，我們敢討論西藏問題或維吾爾問題嗎？甚至與中國大陸相對較無關的地方，特別是在地球更遠的地方，這情形就會不一樣嗎？譬如說：我們願意以捐款或其他方式來幫忙給遙遠的伊拉克或羅興亞難民嗎？

還有很多問題，譬如說，現在全世界新冠疫情持續流行，你會支持人們有不打疫苗的權利嗎？像這類問題，用政治或社會的思考，真的能夠解決嗎？

我開始注意到，過去像佛洛伊德或榮格這樣的心理學者，他們對政治事件思考面向，雖然不全然是無用的，但恐怕對於當下的這一切現象，心理學還需要有更多的拓展，才能夠有真正貼切的詮釋。

3.為什麼需要深度心理學來增加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謂深度心理學，指的是探討人們所不認識的自己的心理學。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認識，但也存在著「自己所看不見的自己」。這樣自己所不認識的自己，也就是心理學所謂的無意識（或翻譯成潛意識）。無意識雖然是我們所不認識的自己，但往往在我們做任何判斷或決定的時候，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這樣重要的關鍵性角色，不只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也包括我們集體面對國家大事或世界全球層級的事務的時候。

佛洛伊德就曾經表示，當人類集體行動的時候，他們的心智往往是退行到孩子的狀況。這樣的說法是承續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的說法。勒龐在他著名的著作《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裡，提出了一種觀點，即人群不是他們各自個體的總和，而是形成了一個新的心理學主體；而這個集體之主體的性格特徵是由人群的「集體無意識」所決定的。勒龐進一步聲稱，群體有以下幾種性格：「衝動、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的判斷力、對情感的過度誇張以及他人……」而勒龐所謂的這種「集體無意識」：失去了原來的成熟，彷彿沒有判斷力的幼兒一般，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謂的退行現象（regression）。勒龐表示：「一個人沉浸在群體中一段時間後，很快會發現自己受到群體磁性般的影響，被集體的心理暗示而出現了無知的狀態。這個特殊的狀態很類似遭到附身，被催眠的個體發現自己被掌握在催眠者的手中。」

榮格不只接受群眾心智「退行」的現象，同時也接受了集體無意識的講法，因此更進一步提出集體陰影。1875年出生、1961年去世的他，不只和佛洛伊德一樣，同時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以及集體心理的愚昧狀態，更幾乎差一點介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好後來退居到他的故鄉中立國的瑞士，保持著某個距離，來思考這一切人類在集體狀態下，所創造出來的無法形容的殘酷。

他在二次大戰將開始的時候，寫了一系列的評論文章，探討日耳曼人當時的集體行為。沃坦（Wotan），是北歐神話亞薩神族（Æsir）的主神，也是北歐神話奧丁（Odin）在日耳曼神話裡的延伸，祂是戰爭之神，為大地帶來死亡和憤怒的神祇。榮格以〈沃坦〉這一個原型作為文章的名稱，這麼寫著：

當我們回想起 1914 年之前的歲月，我們發現自己現在生活的世界，充滿了戰前的時代所無法想像的事件。我們甚至開始將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視為寓言，認為在我們理性的、國際組織的世界中，這種荒謬的事情將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戰後迎來了名副其實的女巫安息日。

……我們必須等待一段時間，才能讓任何人評估我們所處的時代。

……更令人好奇——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是辛辣的——是一位古老的風暴和狂熱之神，長期沉寂的沃坦，應該像一座死火山一樣，在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中醒來，開始新的活動。應該已經超越了中世紀。我們已經看到他在德國青年運動中栩栩如生……背著帆布背包和琵琶的金髮青年，有時還有女孩，在從北角到西西里島的每條道路上都被視為不安分的流浪者，他們是流浪之神的忠實信徒。後來，在魏瑪共和國末期，流浪的角色被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取代，他們在漫無目的的旅途中的身影，到處都見得到。到 1933 年，他們不再流浪，而是成百上千地遊行。希特勒運動從字面上讓整個德國站起來，並產生了從五歲的孩子到退伍軍人在這國家中從一處遷徙到另一處的奇觀。流浪者沃坦在行動著。

沃坦是一個不安分的流浪者，他製造動亂、挑起紛爭，一會兒在這裡、一會兒在那裡，並施展魔法。他很快就被基督教詆毀為惡魔，只因要在逐漸消失的地方傳統中繼續生存，像是幽靈獵人和他的隨從，在暴風雨的夜晚彷如精靈一般閃爍現身。……

用羔羊的獻祭來慶祝冬至的德國青年，並不是第一個在無意識的原始森林中聽到沙沙聲的人。他們是尼采所預料的……對痴醉和精力旺盛的每一種解釋都容易被帶回到古典的模型，包括戴奧尼索斯、永恆少年，和促成宇宙演化的艾洛斯愛神。毫無疑問，學術界將這些東西解釋為戴奧尼索斯聽起來更好，但沃坦可能是一個更正確的解釋。他是風暴和狂亂之神，是激情和戰鬥欲望的釋放者；此外，他是最高級的魔術師和幻術藝術家，精通神祕性質的所有祕密。

……我們始終堅信現代世界是一個合理的世界，我們的觀點基於經濟、政治和心理因素。……事實上，我冒昧地提出一個異端的建議，即沃坦性格深不可測的深度，比所有三個合理因素加在一起更能解釋國家社會主義。毫無疑問，這些因素中的每一個都解釋了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一個重要面向，但沃坦解釋了更多。他對一個普遍現象特別有啟發性，這種現象對於任何不是德國人的人來說都非常陌生，以至於即使經過最深入的思考，仍然無法理解。

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普遍現象概括為附身（Ergriffenheit）：一種被抓住或占有的狀態。該術語不僅假定有著「被抓的人」（Ergriffener），而且還假定有著「抓人的人」（Ergreifer）。沃坦就是後者，是人類的Ergreifer，除非有人想神化希特勒——這確實發生了——他真的是唯一的解釋。的確，沃坦與他的堂兄戴奧尼索斯有著同樣的品質，但戴奧尼索斯似乎主要是對女性施加影響。
……對德國種族（通常稱為「雅利安」）的強調……所有這些都是正在發生的戲劇裡不可或缺的風景，在深處它們意味著同一件事：這位暴神附身在所有日耳曼人身上，他們的房子充滿了「狂風」。

……沃坦作為一種自主的心理因素，對一個民族的集體生命產生影響，從而揭示出自己的本性。因為沃坦有他自己獨特的生物學，完全不同於人的本性。個人只是不時地受到這種無意識因素的不可抗拒的影響。當它處於靜止狀態時，人們對沃坦這個原型的了解，遠遠不如對潛伏未發作的癲癇。

榮格除了對二次大戰自己所屬的民族日耳曼人的觀察，他在《未被發現的自我》（1957）裡進一步表示：「由於我們的人性，我們總是潛在的罪犯。甚至可以說，事實上我們只是缺乏一個合適的機會被捲入地獄混戰。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站在人類黑色的集體陰影之外的。」

對榮格來說，除了「個人陰影」之外，還有歷史上也提供了許多例子的「集體陰影」。二十世紀最惡名昭彰的例子，就是納粹投射到猶太人的集體陰影。
當時猶太人被描述是必需被滅絕的劣等或邪惡的人。如榮格所言：「在希特勒身上，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看到自己的陰影，這是他自身最大的禍根。」（Jung, 1964:223）

然而，文化和歷史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對榮格來說，陰影的現象因著文化不同而有所差異，在美國可以接受的事物，在日本可能就不行。即便在同樣的文化中，也可能因為時代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從前在英國社會中，高雅禮儀和社會地位是至高無上的，而今卻被視為過時，被平等社會其他價值的優先次序所取代。「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和祖先之間宿命的關聯。我強烈的感覺到這許多的影響，來自父母和祖父母以及遙遠的祖先所留下來的那些不完整，且沒有回答的事物和問題。這好像就是在一個家庭當中有著非個人的「業〔karma〕」，從父母傳給孩子。」（榮格，1961，《記憶，夢，反思》）

在20世紀中期前，深度心理學對於人們的集體潛意識所可能的惡，不論是勒龐、佛洛伊德、還是榮格，就有著相當深切、無力、甚至是絕望的描述了。

4.現代的深度心理學，又怎麼面對當代的問題？

再回到台灣吧。在戒嚴時代，真誠地秉持著愛國情操的人們，對台灣人民可能的左傾或倡議獨立的言行所進行的各種預防或打壓，是否有追究的必要？又應該追究到什麼程度呢？這是這些日子來，在台灣政壇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而且恐怕會在未來更受到重視。

這幾天一位朋友從加拿大回來，七ま年代我們都還是學生的時候，一起參加當時所謂的單位學生運動而認識的朋友。自然而然的，我們聊起了那時候認識的另外一位黃姓老友。

今年（2021）10月，這位台中市民進黨籍立委（請容許我將他的名字暫時隱匿，畢竟是多年來深交的朋友）承認在國民黨威權時代扮演「線民」，因此退出新潮流派系、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同時也不再角逐下屆立委。根據報紙的描述，這一件事是因同黨其他立委檢閱自身的檔案時所察覺。

在那風聲鶴唳的時代，甘冒危險而參加的所謂黨外運動的那些當時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們，嚴格說起來，許多人都不是現在民進黨檯面上的人物。同樣的，民進黨檯面上的人物，很多人當年也不是黨外運動者。比如說，高雄市長陳其邁的父親陳哲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也許現在的民進黨，是從過去的黨外慢慢蛻變而來的。然而，過去黨外的朋友，不見得就是現在的民進黨。至少，在那個年代成長的我，就這樣深切的感受。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是反對運動最低潮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最危險的時候。慢慢地，從這個谷底，黨外的反對運動，逐漸地開始贏得基層社會運動的主導權，接下來一步一步地贏得基層的選舉、贏得的全台灣的縣市長大部分席位、然後開始成為擁有最大權力的政黨，也就是台灣目前的執政黨。我自己是1978年到高雄就讀大學的，沒多久就遇到了余登發家族的橋頭事件，第二年年底又是美麗島事件。

在這以後，整個台灣南部地區的異議性活動，跌倒了最谷底。以台北為主體的黨外運動幾乎是撤離了高雄。

在台灣，也許整個黨外運動因為美麗島事件挫敗而引起國內外的注意，有了新的戰鬥的力量；但是在南部，除了我不熟悉的長老教會體系，幾乎是跌到了谷底，人人聽到黨外人士，幾乎是視之為蛇蠍，避之唯恐不及。

1983年左右，當時大家都還沒有想到有可能建黨的時候，忘了是哪一場選舉，高雄的王義雄律師代表黨外出來選舉。那時還在讀書的我，被台北下來幫忙助選的朋友找去負責文宣美編之類的工作。當時高雄民眾日報記者洪田浚前輩，再三警告我，千萬不要說出自己的學生身分，最好就說是台北
下來的。因為在當時的競選總部，到處都是不同單位派來的線民。

那一場選舉開票的晚上，開票還不到一半，就確定王義雄律師必然是落選的。我這樣一個相當青澀的大學生，和洪田浚他們幾個長期奉獻黨外運動的高雄在地人，一起吃著傍晚沒空進食的晚餐。那是一個當選就沒事，而落選就可能被抓的時代，但我卻從來沒有想到這個說法跟自己有關。當一起吃宵夜的每一個人，每個人在討論他們各自要到哪裡躲藏的時候，身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五年級的我，卻想著明天在醫院的見習課程是不能缺席的。而如果明天到醫院照常上班，會不會就這樣在見習的時候就突然被抓走了？

余登發事件和美麗島事件以後，整個南部完全沒有黨外的空間。這樣的情形，和現在所謂濁水溪以南皆是綠色勢力的說法，其實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在當時，整個南部是如此的安靜，以至於沒有太多的所謂黨對運動或黨外人士。到了服兵役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檔案並沒有被送到中央的情報單位，只因為當時的南部，對統治者來說確實相當馴服而安逸。於是，在高雄當時一片肅殺氣氛當中繼續努力，唐吉軻德一般以卵擊石參加高雄選舉的這些前輩，在民進黨越來越成功以後，全都消失在檯面上了，甚至是全遭到遺忘了。不要說是台灣的黨外運動歷史，就連高雄黨外的歷史，這一段是完全消失了。王義雄或洪田浚等人，那些在最黑暗的時代還繼續堅持的人，現在根本都找不到他們的名字了。


5.是轉型正義，或是獵巫行動？

如今，所謂的民進黨，也就等於台灣擁有最大權力的政黨。

一個有效率的政黨，必然就有運作的權力核心。只是在這核心裡，又有多少個人真正參加過當時的黨外運動呢？像陳菊或林錫耀這樣曾經參加過當年黨外運動的，還留在這個運作核心內部而有影響力的人，恐怕是極少數的吧。

成為主政的民進黨以後，必然擁有許多的責任，當然也因此擁有更多的權力和利益。當時，還是在戒嚴的危險時代，願意冒著生命危險而參加黨外運動的那些人，恐怕有很多人是不習慣權力的滋味，甚至是天生反骨、反權力、反權威，甚至是反社會的。如果是這樣，現在在民進黨這一個國家機器裡活耀地扮演著各種要角的那些人，又是誰呢？

黃立委雖然確實成為國民黨安排在黨裡的線民，在新潮流要求退出以後，也自行退出民進黨，並且對民眾公開坦承自己曾擔任情治系統線民。然而，他的坦承，立即引爆了綠營的線民風暴，連已逝的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曾被指為調查局臥底一事，又被提出來。而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在黃國書案爆發三天後，也打破沉默，在中常會發聲，以「面對真相、釐清責任、修復創傷」是推動轉型正義的核心初衷，來間接暗示不要再繼續查問下去。

然而，這個新聞以後，台灣廣義民進黨裡大大小小的政治圈，開始耳語著各個尚未被揭顯的「線民」，特別是現在在民進黨裡還任居高津的許多「線民」。人們聚焦在誰是政壇未曝光的「抓耙子」，進而扯出所謂的光明使者，幾乎是呼之欲出的重要政治人物或學者。有人甚至說，類似這樣的情形，至少有三十多位。同樣的，陸續出現一些消息中，當年野百合世代的核心成員，也準備對這些仍然不願意放棄自己名位、也不願意面對過去的人物，有所謂下一波的行動。其中已經被點名的，包括PTT網友所討論的台南市長黃偉哲，還有所謂的「光明使者」。
而向來唯恐民進黨不亂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也不甘示弱，在今年10月18日的防疫記者會上回應記者的相關提問時，指出國民黨政府在威權時期每年可資助五千名的「職業學生」，因此他估計有上萬人曾為線民；然而，此名單完全公開與否，將成為政治難題。柯並說：「我們在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會不會因此出現更多的被害者？」

原本就是相當艱辛而不容易的轉型正義，如今還被視為獵巫行動，更是令人感到困惑了。

6.正義，可以轉型嗎？

本書《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作者沃米克．沃爾肯（Vamik Djemal Volkan），1932年出生於賽普勒斯的。關於他的生平，可以參考本書附錄二的訪問或其他介紹文章。他描述自己擁有三個職業：精神分析師、醫療行政人員、和「政治心理學家」。

前面兩個職業是容易理解的：他從賽普勒斯移民到美國，成為精神科醫師和精神分析師，經歷資深以後有負責行政工作。然而，第三個職業則是涉及他如何通過調查大群體心理和群體身份來理解和預防大規模暴力（例如戰爭和種族滅絕）的工作。而且，他可以說放棄了自己精神分析師所從事的個人分析工作，而投入這些完全走出診療室、走入衝突的田野中開始進行他的深度心理學工作。甚至因為這樣的工作，帶給他更多的精神分析思考，提出許多相當有創見的理論，因此獲得的精神分析領域中許多頒發給對新理論的拓展有貢獻者的獎項；同時，也因為這些工作帶來實質的意義，包括實際上解決了許多群體之間的衝突，而獲得許多社會貢獻的獎項，包括曾經五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

台灣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是根據2017年12月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在2018年5月31日正式掛牌成立的。網頁上清楚地寫著事項任務：還原歷史真相、威權象徵處理、平復司法不法、重建社會信任；這是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內容總結的：轉型正義的促進，主要針對過去的威權獨裁統治時期，規劃和推動還原歷史真相、開放政治檔案、平復司法不公、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的處理及運用等工作。

2019年12月13和14日，在當時主委楊翠的支持下，也是心理學家的委員彭仁郁策劃的一場「轉型正義國際研討工作坊」，請來了包括沃爾肯長期的夥伴，也是精神分析師的史克拉爾（Jonathan Sklar）。如何用心理學的思考來解決過去的政治創傷，讓轉型正義得以實現，在台灣其實只是起步而已。當這樣的計畫開始倡議時，許多潛意識的阻抗立刻浮現。對於執政黨來說，讓一切的傷口繼續保持著被害者的姿態，因此可以配上愛國者的勳章，才是重要的目的；至於這過程所扭曲的人性，或者這些傷口對於受害者的家屬數十年來的傷害，甚至是對加害人進一步的理解，都不是執政者所要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進行深度的心理學探索，自然找到相當嚴厲的阻抗。也果然沒多久，包括這個原因在內，楊翠等人都離職了。

這本書的翻譯、出版，其實是為了彌補當時的遺憾。畢竟這一切的工作都還沒真的展開，然而未來終究都要付出代價。現在即將要爆發的所謂線民事件，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而已。

正義當然是可以轉型的，問題是在於：我們究竟有多少意願，去凝視自己的陰影呢？請記得，前面所引用的榮格的話：「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站在人類黑色的集體陰影之外的。」所謂的線民，其實只是我們要迴避自己的陰影而找出的代罪羔羊而已。

7.選擇的創傷和選擇的榮耀

《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所討論的範圍，轉型正義只是次要的討論。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大團體，也就是榮格所謂沃旦靈魂對人們的集體附身，又應該怎麼去解釋？我們又如何根據這些理解，來做可能的災難預防呢？

這些年來，從在野到執政的民進黨，可以說是本書裡所描述的成功的例子。民進黨有越來越清楚的集體創傷記憶，以及這樣的集體創傷記憶所延伸出來的集體光榮，透過這一切而形成了將一切人群圈在一起的大帳篷（關於這個比喻，請看本書）。而在大帳篷裡面，人們慢慢不容易有個人的思想，慢慢只能適應這個空間裡一股越流動越強烈的想法。人們於是遇過了難題：過去因為支持環保而支持在野之民進黨的人們，究竟要選擇民進黨還是要選擇當年環保理念的藻礁呢？究竟要選擇民進黨，還是要選擇給下一代更健康食物的「反萊豬」？究竟要選擇民進黨，還是選擇支持台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電力供應呢？

這些議題造成了許多民眾的兩難，也就是因為隨著民進黨的執政，所選擇的歷史敘述已經將包括環保、社運、貧富差距等等這些弱勢團體的議題，慢慢地排除在外，越來越不容易聽到了。新形成的歷史敘述，是沒有所謂中國文化的一種新型的台灣民族，而南島語系的原住民文化和歷史成為最主要的支持證據。

相對來說，國民黨則是「大團體心理學」的反面教材，一個典型的失敗例子。在過去執政的時代，「反共抗俄」是共同的創傷和榮耀，曾經是一個傑出的大帳篷。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習近平以敵對者的姿態呈現在台灣民眾眼前，台灣的國民黨找不到他們的共同傷口，更找不到他們共同的榮耀。特別是在每一個國民黨的政治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盤算之下，這樣的共同語言或共同歷史是遙遙無期的，恐怕這也不可能是對台灣有影響力的政黨了。

然而，民眾真的需要這樣的大帳篷嗎？民主運動應該是要去中心化的，而不是以大帳篷來掩蓋民進黨執政以來越來越多的腐敗、沒有作為、以及完全沒有遠見的政策。甚至，連過去台灣民主所自豪的包容力，也就是各種不同聲音豐富的存在，如今都慢慢地消失了。對強大敵人想像力的推波助瀾（兩岸的執政者在這一點都是同樣的態度），成為了台灣民主最大的扼殺力量。而台灣人民，真的會永遠容許這一切美好力量的流失嗎？

深度心理學對於政治，始終是抱著矛盾的心理在面對的。過去，心靈工坊曾經出版作者是榮格分析師的《躺椅上的政治》（Politics on the Couch: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l Life, Andrew Samuels），也是這領域（深度心理學對政治運動的討論）中傑出的作品。同樣都是在樂觀的理論中，帶著一絲的悲傷。畢竟，就像佛洛伊德所說的，群眾心理是一種像孩童一般退行的狀態；而這一點，是沒有人否認的。

1863 年或 1864 年，尼采寫下了《致無名之神》，而這段詩也是榮格所引用的：
我將會也必然會認識你，這未知的你，
這位尋查我靈魂深處，
暴風一般席捲了我的生命，
而且抓不到，這位還是我摯親的人！
我將會也必然會認識你，成為你的僕奴。

你那嘲弄的眼睛從黑暗中盯著我！
於是我只能說謊。
我只能痛苦翻滾、全身扭曲、受盡折磨，
還有所有永無止盡的酷刑。
被你，這位殘忍的獵人，
一再地痛擊，
你這位我還是不認識的：神祗！

人類的命運真的會這麼悲慘嗎？《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的作者沃爾肯當然不這樣認為。然而，尼采也好，榮格也好，這是對這樣的樂觀，有著相當的保留。究竟會如何呢？在未來，一切就只能交給未來來判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