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的飛鳥、田野上的百合花•默默和孟浪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是個重要的日子，這天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從安徽逃學回到上海，冒著綿綿細雨，去浦東看望郭吟。一個月前，我的這位老同學就把他的同班同學——默默的詩才，熱情洋溢地寫信推薦給了我。
那時候，默默還叫野雲。瘦長條，頭髮軟軟的，很少。
「人們說他心腸很好，他的頭髮很軟。」「風把我們的頭髮塑成黑色的海鷗。」前句引自他的〈城市的孩子〉，後句引自〈我們的自白〉。默默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天才詩人，僅憑這兩行詩，我們對這位天才詩人怎樣寫詩，怎樣從身邊汲取詩材，多少已能有了直觀的了解。但是，一開口，他卻是一個結巴。
「偉人總是會見面的，就象毛澤東和周恩來。」
那時候，他正在辦「犧牲詩社」。「明明白白，我們的生存就是一場犧牲。」但老實說，作為一個正在大力提倡「寫口語詩」，為反對「朦朧詩」的貴族化語境甚至不惜寫出「前門牌比飛馬牌要好」的詩人，此時的默默離開政治的漩渦實在還遠著呢。而我當初讀到他這樣的詩句，也根本沒有料到其中的革命性，會想到我即將見面的人，其實是一個天才，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只有能夠實行革命的人，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天才。而只要是真正的天才，那麼革命遲早總會發生的。其間只有一種差別：如果尚無力量將它們從詩藝中顯露出來，那麼，它們必然就會被表露在生活中，把這一切早熟的天才、革命的特征都表現得淋漓盡致，無所不在。
因此，儘管讀到默默這一時期的詩句，使我喪氣，然而，好傢伙，聽到了這樣非同反響的開場白，我還是立刻興奮了起來。
「不，天才總是會見面的，見面了才會一起變成偉人。」
那是在一間破舊的閣樓上，帶著自信、帶著歡樂，我和默默的對話就這樣開始了。
「寫不出好的轉折句，那就寫他媽的，就像寫下一個句號一樣。」
「我爺爺拾荒到了上海，垃圾筐背在肩上，叉子往筐裡一扔，財寶進來了。我父親也是這樣。今天這還仍然是我的命運，但我現在拾的是詩。」
一個可愛、聰明的女孩，她好奇地聽著我們的談話，非常想弄明白我們是些什麼人。
到了晚上，街道上有人點燃起一堆火。
「這是送瘟神的火呵。」
默默手舞足蹈的話還沒有落音，老菲苾立即喊了出來：
「噢，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了，你們要革命！」
哦，革命。這是一九八四年初冬的一個夜晚，這個可愛的女孩所說的話可一點也沒有錯。不久以後，默默寫下了這樣的詩行：
「我們不沉甸甸中國就無法收獲
同志們
戰鬥吧
取出維納斯的節育環我們要勝利到世界末日
從等待裡回來吧
獻出青春
為祖國再作輝煌的洗禮」
兩年後，默默就因這首長詩〈在中國長大〉，遭到了公安局的拘捕，這一年，他二十二歲。
其實是一個天才被抓走了。
然而，那時在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夠曉得這一點呢？
「風吹來
我們隨風而去
總歸有一天
金幣上會有一面鍍著我們悲哀的肖像
另一面鍍著再也沒有夢境的祖國
停電後
廣場上
人們打亮手電筒
默默地瞻仰我們的雕像
全部是黑色的白色的」
——默默〈在中國長大〉
從人的熱情洋溢程度上講，他們同樣都是把嶄新的感覺和思想帶給了我們，在這裡，天才和革命者的確沒有任何區別。 因為這種界限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藝術家必然是一個革命者，革命者必然是一切腐朽事物的顛覆者，因此，當一九八六年春天，這塊土地上慣於滋生出來的古老的瘟疫，突然降臨到默默身上的時候，朋友們沒有驚訝得目瞪口呆。
其實，只要我們的政治格局沒有變化，國家總是大於社會，政治總是大於藝術，那麼，默默的遭遇事實上也會是我們這裡的每個人遲早都有可能遭遇到的命運。而這場瘟疫之所以最先光顧了默默，因為在當時，默默是我們這群人中，一個成熟得最早的詩人。
朋友當中，一個最早從行動上明確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則是孟浪。
一九八四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和默默正坐在他的違章建築物中聊天，突然，從窗洞裡鑽進來了（這間房子的結構就是這樣的，窗子當門使用）一個眉清目秀、 穿著一件汗衫的人。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孟浪。
哦，孟浪！我們差不多是一起喊了出來。作為一個強者詩人，這個名字我們早就聽說過了，而這些日子裡，默默和我也正在四處尋找著他。
從孟浪口中聽到的相信，的確令人興奮。全國到處有年輕人聚集在一處從事藝術、寫作活動。他在外地已經跑了半年多，不僅見到了許多正活躍著的詩人，而且還見到了食指，可惜的是，他是在一家精神病院中見到這位新中國詩歌聖徒的。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天才的寫作常常伴隨著不幸。」
那麼，就讓我們這一代人去親手把這個不幸的寫作者故事結束吧，讓我們現在就去從事對整個社會的啟蒙：藝術無罪，藝術永遠不會是災難的同義詞，就算藝術的力量足以毀掉一個國家，可藝術還是人類最好、最可靠的朋友。藝術獨立，這是任何人、任何政治權力都無法奪去的生存權利，柏拉圖的理想國無權這樣做，史達林的極權社會更沒有這樣做的權利。藝術家自有藝術家的尊嚴，這種尊嚴遠比國家的尊嚴更加值得尊重，因為正是他們，表達了一個民族的最高聲音。
「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
動核的念頭
手指按著自己上衣的某一顆鈕扣
那個人對面前赤裸裸的果實
動核的念頭」
「如果需要，我可以放棄詩歌寫作，去做一個藝術活動家。」孟浪微笑著說。八年之後，「我們這裡的每一個人，遲早都有可能遭遇到的命運」降臨到了孟浪的身上。
不幸的寫作者的命運並沒有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結束。
「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
他在一片空白裡
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
在他無力的臂彎裡」
——孟浪〈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
創作〈城市的孩子〉、〈我們的自白〉時，正是默默最渴望去遠方流浪的日子。當時默默的作品風格類似編年史。他像說話、講故事一樣寫詩。在一九八三年的寫作劄記上，他寫出這些句子：「桃花源裡正走著一個偵探」，「沒有嘴唇的歌女在唱歌」，「斷臂的維納斯拎起一挺馬克辛機關槍」……些斷章中，講故事的才能，優雅的幽默感以及對理念世界中秩序的感覺力，開始發射異彩。
默默懷著天真的執拗，認為這個世界需要啟蒙，人性需要新的解放，於是在一九八四年便有了〈城市的孩子〉、〈我們的自白〉這兩部傑作。這一年，他才二十歲。
作為一個早熟的天才，默默的文學之夢是要將整個世界和人生都寫進作品中去。這是特別令人感動的地方。如果一個藝術家被這種意志所震憾、所控制，那麼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不可以去寫的呢？哪怕是司空見慣的東西，哪怕是已被一再重複的古老思想，再寫一次又有什麼關系呢？只要寫作能夠帶來啟蒙，帶來進一步的自由和解放。
生活在這樣一個藝術夢裡的藝術家，應該是幸福的，因為人生本身就成了一個需要去塑造的作品。然而也有可能只是不幸，尤其是在中國，文化已進入消費時期，越來越具有第三世界文化特性的時候。看來命運中注定有失敗，人必然與寂寞為伍，這也因此為我們帶來了人性高原上的一派風光。在這風光裡，就有流浪的一群人，一群最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的東方少年英雄，他們最終是在大象的遺像裡找到歸宿的。
「終歸有一天會有人相信我們
相信我們就是她死去的哥哥
她衝進編鐘裡
向那時的世界
發出摹擬我們的哭聲
她仰臉問媽媽我們的名字
媽媽將突然放聲大哭」
——〈我們的自白〉
田野上的百合花，她無力選擇生存的空間，只能在田野上鋪天蓋地地盛開，一旦離開了泥土，成為擺設，她的異彩只能沉淪。這是它生存的悲劇。那麼飛鳥呢？
認識孟浪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夏天，他剛結束半年的外地漫遊。帶來的消息是令人振奮的，在全國各地這一代詩人正迅速崛起。像我們一樣，整個世界都在渴望新的童話、新的神話。這個世界正需要更多新的實踐和更大膽的行動。
心靈既然燃燒起來了，便不會熄滅。幾個月後，孟浪又從這座城市裡消失了。那時候他微笑著說，只要可能，他寧願去當一個藝術活動家。這就好比蘭波放棄詩歌，托爾斯泰放棄寫作，維根斯坦放棄哲學。維根斯坦說過，「如果我還不是一個人，我又怎麼能夠成為一個哲學家呢？」當整個世界都不值得去體驗，寫作還有什麼意義呢？如果行動比寫作更加壯美，為什麼不立即去行動呢？
飛鳥也許飛得太高，飛的地方又太多，所以必須格外注意姿態。一九八四年，孟浪警告人們，「必須警惕形式的誘惑。」但最終，孟浪本人卻建起了一套詩歌形式。本來嘛，鳥在天空飛，其飛行本身就是在創造一種飛行美。當它們掠過名山大川，嘗試飛翔那些連雲都到不了的地方，那些陽光燦爛或者空氣稀薄的地方時，需要敏捷地變換各種姿勢。大地上的觀察者也許弄不明白為什麼飛鳥儘管千姿百態，卻始終保持著它那簡單的流線型姿態。這時候，也只有懂行的觀鳥者才可能告訴你：飛鳥的本性，就是追求飛得最高、最遠，而飛直線是最快的道路。
默默與孟浪，一個揮霍文字如土，一個惜墨如金，但同樣都寫下了他們的青春傳奇。作為一個啟蒙者，一個解放者，在這部值得我們書寫的編年史裡，留下了腳印。
一九八六年 上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