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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寫作者
寫作者：信筆直書的人；沒有經歷或已擺脫了文學青年時期的人。他們不是要去完成做一個作家的文學夢而寫作，他們只是為了去征服與創造自己的生存處境而寫作！
一個活著的人究竟要去征服多少東西？但寫作者肯定不會感到他要去征服文字、征服形式、征服文學史這些該由作家去征服的、所謂文學中的形而上的東西。
顯然，寫作者不是一個無止境的征服者。
比起他的兄長作家，他沒有那麼偉大，但卻比作家更加咬牙切齒，因為生活正赤裸裸地瞪著他呢！一個寫作者要去征服的東西總是具體的東西，因此，寫作者總還有自己的身份：政論家、演說家、嬉皮士、隱士、女性崇拜者、浪漫主義者、亞文化主義者、持不同政見者，等等。
社會中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寫作者。
再說，文學史發展到今天，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文學、什麼是作家，這實在是太無知，也太傲慢和粗魯了。
可什麼是文學、什麼是作家呢？它的界限、標準當然存在。儘管這種界限、標準不為理性歷史、甚至也不為文字所知道、所把握。但面對每一部具體作品時，從我們的每一個細微贊嘆或強烈的厭惡之中，我們總能感到這種界限、標準無處不在。
人之為人，就在於他知道有些東西是自己永遠無法征服的。他不是無限的神！而有些事情卻是他能夠做到的。例如，他不能拎住自己的頭髮，征服重心，離開大地，他卻可以絕對地給予自己以人的尊嚴。
那些已經征服了文學、成了作家的人，是偉大的。正是他們確定了我們心目中的文學標準，為我們塑造了作家的形象，並廓清了我們作為寫作者的活動界限。
那麼寫作者如何寫作呢？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在等待著他們？
我認為，必須使得寫作像說話一樣，就像你對愛人和仇人說話一樣；要像世界上所有人都死去，只有你一個人活著，你的愛與恨只和你一個人有關；要像活著的生活、你自己的本來面貌一樣！這就是寫作者的寫作教義。
在這個世界上，寫作者當然不認為寫作對他來說是絕對必須的。不寫作的作家是瘋子，而寫作者的最高寫作境界卻恰恰正是沉默。
沉默怎麼能夠成為最高的寫作境界呢？那麼就去想一想，一支青煙正從煙缸裡裊裊升起時，一聲輕微的嘆息正從戀人的電話那一頭傳來時你心中的所有遐想。
把自己的白天寫進夜的日記之中，給負心人、死去的亡靈寫一封永不會寄出的信，這裡有直接的生活無法給予你的氣氛，自己的靈魂另一面所發出的、使你意外的聲音。而對我們來說，在這樣一個文化分崩離析的時代，還有什麼比這種氣氛、這種意外的聲音更為重要的呢？
或許總有一天，你會突然發現，一個無形的「寫作教會」已經在你的身邊形成。對你來說，白天走在大街上的每一個人，到了夜晚的每一盞燈後，就都是這個世界上的寫作者了。
他們不僅在這個世界上悄悄地寫作著，而且，還在悄悄地傾聽著。
自歐洲浪漫主義、美國六十年代的自白文學運動之後，一次偉大的文學運動將有可能從寫作者的身上興起，而你正是這樣一個親身參與者。
放逐中的寫作
對放逐中的作家而言，世界不是他的家，他從自己的文字裡也找不到任何一點確定感，如說有，那也是一種「在路上」的確定感。
我想說的是，首先，放逐是一種態度。或者說，放逐首先起源於我們的意志選擇。例如，我可以呆在家裡不走，也可以選擇出去流浪。而一旦放棄了自己所熟悉的環境，自我放逐真正開始之後，這時就由不得你自己，你即使不想放逐也不行了，因為此時整個世界對你已失去了確定感，表現出一種陌生性，尤如一旦處於沙漠之中，你就不得不冒險行走，這已經不與你的態度有關了。
這就是說，一旦選擇了放逐，那麼你便只能放逐不可，否則你就可能在沙漠的迷途中渴死。當你第一次選擇放逐時，或許是出於內心的激情，或許是出於美學上的考慮，總之，這還是輕鬆的。但當你真正開始放逐時，它就會變得殘酷起來，因為這已是一場求生存的鬥爭了。凡是必須這樣去做的事情，都包含著一種殘酷。於是我們必定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切放逐都是殘酷的。
而有意思的是，放逐本來的含義是不確定的，但是，當你一旦有了「非去做不可的事情」之後，那麼，你的生活中的確定感也就開始了。
卡夫卡說，我是非得要寫作不可的。我從中感到了他其實是想說，我，一個已經失去了熟悉的世界的人，一個已經不得不生活在一個陌生的世界，與一群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還想好好地活下去的話，那麼就得與這個世界搏鬥不可。因此，對卡夫卡來說，生活就是搏鬥，寫作就是搏鬥。
而我們知道，凡是搏鬥，必有生死。要麼像狗一樣地死去，就像卡夫卡筆下那個可憐的Ｋ，要麼就是光榮地勝利，如奧茨所說的，最後的勝利者處於「光明朗照之中」。
這就是最後的結論：放逐中的寫作，就是內心的搏鬥，這一場搏鬥必有輸贏。輸家落花流水，可恥地死去。贏家光明朗照，榮登天堂。
更確切地說，沒有永遠的放逐中的寫作，也沒有放逐中的永遠寫作。對一個真正的放逐者來說，放逐中的世界裡可以擁有一切，但是永不會擁有一個「永遠」。所以我們說，一個在這世界上已經失去了「永遠」的人，它們都是放逐者。上帝曾經代表「一個永遠的世界」，上帝死後，一切人都是「放逐者」。
在放逐者的世界裡，在他們的寫作中，也永不會存在永久的贏家或輸家。都是按每一次搏鬥來算的，就像球賽一樣，是一場場算輸贏的。
好了，我現在的自我感覺就好像已真正進入了「放逐中的寫作」，那麼我贏了嗎？還是已經輸了？
寫作的故事
「最親愛的，我又寫到這麼晚了，每當將近深夜二點，我總要想起那位中國學者來。可惜呵，可惜喚醒我的不是女友，而是我要寫給她的信。」
——卡夫卡
那位中國學者是袁枚，他寫了這樣一首詩（白話文改寫）：
「在寒冷的夜晚我伏在書桌上忘了休息
我的繡金被單的香氣已消散
火爐已熄滅
我那一直壓著怒氣的女友奪走了我的燈
問我
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嗎？」
在青春年代，我也曾經有這麼美好的夜晚，像袁枚一樣。也曾經有過這樣淒清，但依然是美好的夜晚，像卡夫卡一樣。
當繡金被單的香氣消散，我就不再讀書了。聞著夜晚透露出來的早春氣息，我開始寫下厚厚的一疊書稿。
這是我最早的一個寫作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她是我內心的一個祕密。她的存在，是我寫作的一種方式。
我為她寫作，在我所有作品的開端，我都寫下了她的名字。她是我內心一個充滿歡樂的讀者，我到處都寫下她的地址。如果她死了，我就焚稿。因為，即使我把作品發表了，讀者也不會知道我為什麼寫作。
她就是我的情人。
現在，我還活著。我正在寫作。
但是，這樣一個寫作故事，聽上去卻恍如隔世了。不用說去打聽她的新地址，就連她的真實名字，我都不願意你聽說過。
最親愛的，我的讀者，兄弟和孩子，我又寫到這麼晚了……
一九八五∼一九九八年 上海
附錄
寫作的奧祕
以前，我一直喜歡邊看書，邊隨手寫下自己的意識流。或者在發呆的時候，寫些為超現實主義所發明和主張的「自動寫作」。隔一段時間，我會把這些文字燒毀，儘管從中也可能保留下一些。但我不會在新的寫作中，翻出筆記本，從裡面抄錄。要引用，也只能從記憶中去尋找。
像這樣為自己的寫作，除了樂趣，至少使我保持了寫作的習慣，以及敏銳的記憶力。
我只把給別人看的東西，才叫作作品。既為他人寫作，就有技巧存在。如下的幾個寫作技巧，在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讓我從中獲益。
1. 契科夫說：藝術，即刪節。托爾斯泰說：寫作，寧缺勿濫。
在這裡，契科夫和托爾斯泰說的意思一樣。這兩句話從根本上、?發、奠定了我一生的寫作風格。
2. 寫作，就像說話一樣。
這是我在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自傳」中看到的。她那時困於寫作苦澀，就向前輩作家請教寫作之道。前輩作家想也不想地答道：這還用問嗎？寫作，就像說話一樣。
3. 當段落與段落間，轉不過彎來時，就硬轉。這樣的文字，反顯得有古風。
雖然，知道了何為文字的美，也知道了如何去寫。但在處理段落與段落的轉換承接上，我還是遇到了困難。那時候，在我的文字的段落開頭，充斥著「然而，」「但是」，或者「於是」，等等。從邏輯上、口氣上說，沒什麼問題，但從文字上看，總覺得彆扭。
一天，我的朋友兼鄰居陳剛跑來聊天。他說，「前兩天，碰到一個有趣的人，談到寫文章時，說：‘文章的開頭要好。中間要好。結尾也要好。’」
「哈，哈！這不是廢話嘛。」
陳剛也笑道：「你聽下去。接著他說：當段落與段落間，轉不過彎來時，就硬轉。這樣的文字，反顯得有古風。」
這時候，我不笑了。我，豁然開朗。
還有一個技巧，也許並不是不重要的，那就是永遠不要在作品的第一句開頭上糾纏。俗話說：每一個人下圍棋，當他落下第一顆子的時候，都是圍棋九段。只有當落下第二顆、第三顆子後，對方才掂得出你的份量。好作品，也同樣如此。對作者說來，只有越寫越好，才會越寫越起勁，讀者才會越讀越歡喜。反過來說，假如你的第一句完美無缺，你又何以為繼呢？
這是我隨手拿起的一篇小說，付秀瑩的《幸福的閃電》：「星期天上午，藍翎在陽台上晾衣服。」一個平平常常的開始。詩意從第二句、第三句逐漸展開：「陽光很好，在窗子上靜靜地綻放，把那棵槐樹的影子很清晰地印在牆上，微微顫動著。藍翎啪啪地抖著衣服，細碎的水珠子飛濺開來，有一些落在臉上，手臂上，涼沁沁的。」
卡繆的名作，《異鄉人》的開頭：「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說：‘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麼。可能是昨天死的。」
是不是每一句話都平常之極？在這裡，重要的不是文字，而是一種對外面世界感到不確定的調子，而這只可能來自於作者的無意識深處。僅有句子是無法完成任何一部作品的，只有無意識，才有可能清楚地知道，是不是一部作品已經成熟，瓜熟蒂落。
最後一個技巧，是一個不成為技巧的技巧，這就是，只有專業作家才能寫出真正的好作品。我這裡指的專業作家，不是指職業上的劃分，而是指那些準備一生中寫許多作品的人。業餘作家由於難得寫作，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或許是一生中想寫說的話，在一部作品裡，一下子全都說了出來。像這樣的寫作，怎麼會簡潔、自然、從容呢？
以上的文字，我懷著兄弟般的情誼，獻給一切熱愛寫作的人。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阿拉米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