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精神分析的指標》

　　精神分析師對犧牲非常感興趣，因為犧牲這個活動在個人心理與社會種種結構之間搭了一座橋。每一種宗教裡所明確規定的祭祀儀式，都是出於人的欲望及衝突，它們使人類行為得以昇華，亦即使人之原始性欲的滿足得以社會化。犧牲利用並且控制罪咎感，藉此達到主體的固著（fixation）與自我反省，還透過剝奪的方式來疏導性趨力（pulsions）、在理智上建立信仰來限制和捨棄性衝動，並且藉由自願且積極地服從死亡，以達成受虐。此外，犧牲還利用人的病態傾向，達成有治療效果的宣洩，這些病態傾向主要包括個體或團體的歇斯底里、強迫症及妄想症。
　　特別要說明的是，犧牲的神話使想顛覆政權及反抗當權者的欲望更被潛抑，因此對政權與當權者產生保護作用。這並不意謂如某些論者所以為的，暴力從此就消失了，即使暴力的念頭在犧牲獻祭過程中被消除了。如果說犧牲的目的是要使某團體的內部得以團結和平，歷史卻證明，人們不僅深思熟慮地對他們信仰之外的人施加暴力，同一信仰團體的內部衝突也出現暴力行為。但是，人們不把這樣的暴力表現看作強者對弱者的惡行，反而把它視為某種善行，是虔誠信徒們必須付出的代價。
　　讀者將會看到，本書對犧牲所作的研究，從佛洛伊德的理論出發，集中在一神教的基礎神話上，主要理由是這些神話至今還活躍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它們是西方歷史與文明的中心，曾經打造了西方的歷史與文明；這些神話至今仍不斷地湧現影響西方世界；或者是當人們必須面對死亡這個重大問題，而不得不將欲望與幻想（fantasmes）調和時，犧牲的行為便再度出現，因而繼續影響著西方世界。
　　上文所提到的神話究竟是指什麼呢？它們事實上是三種信奉獨一神的宗教之基礎，即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回教）。犧牲的神話甚至是一切宗教的起源，除非信仰與信仰體系完全變質，否則犧牲神話不可能消失。這樣的神話還有聯合團體與結盟的社會功能；幾個世紀以來，集體記憶的傳遞過程與西方思想的發展、進步及危機演變中，就顯出這些神話的經常性與永久性。
　　這類神話中的犧牲舉動只牽涉把一個活人獻上作為犧牲，更確切地說，把兒子當作活祭獻上。因此顯出該犧牲無可比擬的重要性，也因此揭露真正的問題所在。
　　即使殺人事件沒有真的發生，或是該犧牲舉動「伴隨著」復活，然而在意圖上、時效上及在預想的衝突裡，不論動手殺人的是誰，總是由父親或是神提出獻祭的要求，或親自完成獻祭儀式。這種結構核心很明顯是犧牲神話，因為圍繞著它，出現各種宗教所產生的種種形象和不同的變形，其他非犧牲的神話甚至也附著在它上面。在我們感興趣的宗教體系當中，犧牲神話占有極大的重要性，因為這個神話為生死所觸及的最根本問題提供了一個解答，特別是對死亡所包含的、無法被化約的未知作出回應：或者除去死亡問題，或者深思熟慮死亡。犧牲神話因此可以作為其他神話的核心神話。
　　我的切入點當然是佛洛伊德式的，本書中參考的精神分析指標主要是佛洛伊德 （以及萊克〔Reik〕）以犧牲神話為基礎所提出的弒父情結。神話故事裡與虔誠信徒的良知裡，這個弒父情結都不是清晰可見的。但是，佛氏從臨床經驗、幻想的整理分析以及神話本身所含的邏輯當中，歸納出兩點觀察所得：首先，一神論的神是全能父親的理想化身；其次，以兒子為祭獻上，其實是以他代替父親而死，這替代之舉的主要功能是轉移一種毀滅的欲望，即希望「理想化替身」與「最高權威」滅亡的欲望。獻子為祭物因此成了父親為了教訓而施的威脅，最終因獻祭被擱置（或因復活）而演變成父親的寬大。為什麼父親要做出如此嚴厲的威脅呢？乃是對犯了重大錯誤的罪過加以懲戒──亞當所犯下的原罪，這原罪的存在只在神面前才成立，而且那罪咎感使人首次產生希望父親死亡的欲望。是故，知識樹成了善與惡的軸心，因為它使人得以達到最大的狡慧，也就是試圖弒殺最高權威（神自己）的狡慧。人吃了知識樹上分辨善惡的果子之後，便能意識到神的權威，而且只要人走過以理想化父親與死去的父親為中心的各個階段，也能了解死亡。
　　在這方面，精神分析所要做的，乃是探討弒父與弒子之間的心理層面關係，但不忽略這兩者之間的互相性與倒轉作用：愈是將對方理想化，毀滅對方的欲望就愈強烈，雖然毀滅的欲望以及與之相關的罪咎感與犯罪感經常被潛抑。
　　研究犧牲神話的優點，尤其是一神教中理想化身的神話，就在於它凸顯出弒父情結，把它從各種掩飾它的獻祭儀式中清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