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書序作者： 1912年4月14日，豪華郵輪「鐵達尼號」開始她橫跨北大西洋的處女航。這標記了一個世代的結束，以及焦慮時代（the Age of Anxiety）的開始。同樣也在1912年，當世界不知不覺朝著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深淵前進之時，「轉化」（transformation）一詞，強而有力的進入歐洲人的意識。這是對將臨事物神諭式的呼喊，它聽來是德文中的轉變（Wandlung）和轉化（Verwandlung）。
1912年，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完成他的德文著作《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字面上是，「力比多的轉化與象徵」，1916年出版的英文本名為《無意識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這本著作記述人類心靈的轉化本質，並且宣告榮格與佛洛伊德的差異。於是，榮格踏上他個人轉化的道路，分析心理學於焉產生。轉化這個概念，使榮格與他往昔老師及嚮導，無可挽回的分道揚鑣。
在同一年，萊納．馬利亞．里爾克在風中聽到一行詩，觸發他最重要的詩作—《杜伊諾哀歌》。當中以十首詩將轉化分解，視其為人們的主要任務，是人類最為重要、神聖的職責。這是有關結束與新開端的詩歌。
接著是弗朗茲．卡夫卡（Franz Kafka），在1912年結束前幾週，創作了他知名的轉化故事《Die Verwandlung》（蛻變〔Metamorphosis〕）。這是一個衰敗退化的故事，故事中一名人類變成一隻大怪蟲。
這三位人士都是使用德文的講者與作家，即便他們沒有人是德國公民；一位是天賦異秉的心理學家，兩位是才華洋溢的藝術家（兩人都在相當早年就離世）；一人是新教徒，一人是天主教徒，另一人則是猶太教徒；三人都在精神層面上具有天賦，心理敏感到脆弱的程度。他們都激起相同的共鳴，迴盪持續在未來的數十年內，即是轉化的主題。卡夫卡和里爾克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榮格度過了第二次大戰，並且夠長壽到在他的生命晚期反思大戰所造成的毀滅，而創作出具有遠見、關於整體圓滿（wholeness）的偉大著作《神祕合體》（Mysterium Coniunctionis）。今日，我們能理解這三件作品都是無意之間出現的預言，它們共同為我們正在經歷的世紀提供另一個稱謂：轉化的時代。
世界變遷已經掌控了二十世紀。大量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劇變已經抹除世界各地傳統文化最珍視與熟悉的特徵，包括在西歐、美洲、俄羅斯、亞洲和非洲等等；而兩次世界大戰、激增的科技技術，以及相互競爭的意識型態，以一波接著一波的破壞能量席捲了全人類。世界變遷的歷程，已經體現在藝術作品裡，出現在商業剝削的過程，也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它對個人和群體各種大大小小的效應，仍持續深化，擴展到人類生活和行為的每個向度。過渡狀態（liminality），是我們當代不變的主軸，再也沒有什麼是穩定安全的。事實上，如葉慈（Yeats）所預見：中心已不復存在。
當我們逼近這個動亂世紀的尾聲，改變的動力似乎愈演愈烈；而人們正在準備盛大的最後樂章，不僅為了這個世紀，更是屬於千禧年的結局│譯註—2。更且，這一切的旗幟將是由整整二十個世紀所組成的柏拉圖年，即雙魚座時代（the age of Pisces）的結束，而另一個寶瓶座時代（the age of Aquarius）的開始。歷史與神話在這樣的時刻匯集，恐懼與期待達到高潮。當這些改變的速度加劇，更加顯而易見的是：無人能記錄這一切難以計數的細節，更遑論加以控制。即便是那些擁有最好、最快速電腦網路的人也無計可施。時代如同暴漲河川一般向前暴衝，我們的目標受到遠遠超出我們所能理解的力量指引著，毫不介意我們所努力的掌控。一個終點與另一個開端即將同時出現。
這是我在本書關於心理轉化的討論所屬的社會文化背景。不過在書裡，我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個人，以及轉化歷程如何將個人推往特定的且無比精準的自我實現目標。我體認到社會政治共同體與個體心靈之間，有著深厚的動態交互關係。大量的個人正在轉化中，就如同（或許部分也是因為）巨大的共同體正在轉化中。某些社會學家與政治思想家的主張無疑是錯誤的。他們認為個人只是鏡映出集體運動與集體意見；一個人除了是社會進程與結構的微小化身之外，什麼都不是。不過另一方面，認為個人是孤立於他們所處的較大社會環境；或是認為個人只有在心理層面是在家庭與親屬團體當中的經驗，再加上其內在心靈和基因因素而已，這些看法也都是誤入歧途。就我們目前所了解，心靈結構的塑造更正確的觀點似乎是：個體和他們的命運是許多股組合成的勢力複雜作用的結果，有些是基因遺傳，另一些是內在心靈和人與人之間的，其餘則是集體層面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