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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佛洛伊德與路易斯生前可曾謀面？可能性不是沒有。移居英倫後，佛洛伊德住在倫敦西北方的翰普斯特德，去牛津不遠。這段期間，有一年輕牛津教授拜訪佛洛伊德，但身分不明。有可能是路易斯嗎？
關於這一點，或許永遠沒有答案。但我們知道，兩家確有微妙關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逃避倫敦轟炸，一位年輕婦人，吉兒．弗勒埃特（Jill Fluett），從倫敦遷居郊區，與路易斯及他陣亡戰友的母親摩爾太太同住。兩人未識之前，路易斯已是吉兒心目中的偶像作家，見面之後，對這位年輕教授更是芳心暗許。路易斯善待吉兒，並在她辭去管家之後，與她保持聯絡多年。後來吉兒婚嫁，夫婿不是別人，正是佛洛伊德之孫，國會議員克萊蒙．佛洛伊德（Clement Freud）。一天，吉兒造訪路易斯，安排兩家共進晚餐，但卻獲悉，路易斯已於當天下午過世。
如果路易斯與佛洛伊德確曾見面，那位到佛洛伊德家中造訪的年輕牛津教授也確實是路易斯，那麼，時間應該是在 1938 年六月至 1939 年九月之間，也就是佛洛伊德生前住在英國的十五個月。當時，佛洛伊德已年逾八旬，路易斯還不到他一半的歲數。
兩人曾有深入的交集嗎？沒錯，多年前，愛因斯坦也曾拜訪佛洛伊德，由於興趣各異，兩人所談不多。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佛洛伊德寫到愛因斯坦的來訪：「他於心理學的理解，一如我於物理學之所知，我們相談甚歡。」
路易斯與佛洛伊德，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可以談的東西太多了。文學與精神分析是他們的共同興趣，更何況佛洛伊德當時已有新文學評論之父的美名，為路易斯這樣的文學評論家提供了詮釋人類行為的新工具。
他們或許會談到彼此心儀的大作家。佛洛伊德把米爾頓的《失樂園》列入兩本自己的「最愛」（巧的是，另一本是偉大猶太作家海因里希．海涅むHeinrich Heineめ的作品《拉撒路》むLazarusめ，所持世界觀與路易斯相同，談的也是聖經故事），而路易斯當時也已經是米爾頓權威，只不過名著《失樂園序》尚未問世──那是三年以後的事了。
由於佛洛伊德重病在身，他們也可能聊到受苦的問題，這可是兩人都亟欲了解的議題。一如十年前向朋友交心，訴說自己面對疾病與失親時的消極和絕望，佛洛伊德也有可能會對路易斯說：「身為一個沒有信仰的宿命論者，面對死亡的恐怖，我只有束手就範的份。」
基於對長者的尊敬，路易斯或許會避談自己在《痛苦的奧祕》中所提出的許多論點，卻有可能跟他分享自己在信仰上的歷程，以及信仰如何幫助自己走過最黑暗時日的經驗。由於佛洛伊德十分敬重聖保羅，也常引用他的話語，路易斯也有可能會承認，自己的轉變雖然不像聖保羅那樣戲劇化，而是漸進式的，但其轉變之巨大也絕不亞於聖保羅。
他們有可能無所不聊，包括性、愛、死亡、快樂，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問題：上帝。無論聊些什麼，若能在場旁聽，想必精彩萬分。可惜的是，此情此景只能出於想像。此書回顧了兩人的書信及大量著作，但願讀者因此得以領略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想法，雖不能盡意，也算是次佳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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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與路易斯去世半個世紀之久，為什麼他們的作品對我們的文化仍然有著深遠的影響？原因之一，或許在於，無論我們知道與否，每個人都有某種形式的世界觀，或與佛洛伊德的唯物世界觀相近，或與路易斯的精神世界觀相合。但也或許還有更微妙的原因。或許是他們分別代表了我們內心兩個相互衝突的部分。其一揚聲反對權威，與佛洛伊德同聲一氣，說：「我絕不降服。」另一則如同路易斯，清楚知道，我們內心深處極度渴望與造物主建立關係。
他們兩人都同意，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上帝的存在：有一超宇宙的智慧存在嗎？兩人一生耗費極大心力探究此一問題，因為他們明白，這與我們的人生定位、意義與命運關係至大。
但佛洛伊德，以及轉變前的路易斯，都拒絕面對種種跡象。這樣做並不難，轉移注意力，凡事訴諸理性，都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告訴自己，等到年紀大些，有了較多的時間，再來思考這些重大（同時也引發焦慮）的問題，眼前還有更要緊的事情。如同轉變前的路易斯，我們故步自封，「刻意視而不見」，養成一種對「權威根深蒂固的痛恨」，對所謂的「超自然干預」心懷排斥，如同佛洛伊德與路易斯的人生心態：「這是我的事，旁人勿管。」
但話又說回來，兩人也都有著強烈的渴望，縈繞心底，經久不去，而且都以德文 Sehnsucht（渴望）這個字來形容這種感覺。六十六歲時，佛洛伊德還不時提到「一種莫名的、隱約的渴望」，如今想起來，「或許是……對另一種生活的渴盼」。對這種渴望的體驗，路易斯則說是他生命的「核心故事」。轉變之後，他才了解，這樣的渴望「只有在將之視為標示，指向外在某種非我的存有」，或視之為指向造物主的「指標」時，才有其價值。這種體驗或許人人都曾有過，不過有些人和佛洛伊德一樣，對之仍然感到困惑，有些人則如路易斯一般，將之視為指標。
佛洛伊德與路易斯的文字有助於我們理解，在我們看見指標時經常會碰到的一種滯礙，亦即往往扭曲了上帝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佛洛伊德有一個理論，在臨床上證明是有效的，所談的是無意識的移情過程，也就是說，孩提時候對權威人物的感覺，我們往往會將之轉嫁到現實權威人物身上，如此一來，不僅扭曲了現實的權威，同時也造成我們與權威之間的對立。問題來了。這種把我們對父母──尤其是對父親──的感覺轉嫁或轉移到現實權威身上的傾向，對於那個無法以感覺體驗到的至高權威，以及對其形象我們又將造成什麼樣的扭曲？如果此說成立，我們便必須留意，我們對上帝的概念──無論其為不信者所反對的那個上帝，或是信仰者所敬拜的上帝──基本上，是以歷史中所揭示的那位造物主為基礎，而不是以我們因心理扭曲所造成的形象為根據。
我們也必須留意，受造者自有缺陷，行為多有可議之處，無論是聖經中的人物、鋃鐺入獄的電視佈道人，或對兒童性侵的神職人員，我們都不當以人的錯誤來想像或評判上帝。凡人皆有錯。對井邊求寬恕的女子，拿撒勒的耶穌溫厚以待，給予赦免，對心口不一的宗教領袖卻嚴厲以對。
人們往往扭曲了上帝，或自己造神，有的時候還是一個無愛而有恨的神，正因為如此，以致於人類假神之名行非神之事──甚至恐怖主義的行為──千百年來史不絕書。人類這種自己造神的傾向使我們明白，為什麼十誡的第一條誡命就是：「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別的神」。
對父親懷有強烈的負面感受，影響所及，佛洛伊德與路易斯對上帝也持負面心態。皈信之後，路易斯就對這種傾向嚴加看管，他寫道：「上帝之於我，其概念並非來自於神，必須一次又一次地予以打碎。祂親手打碎自己的偶像。祂是徹底的反偶像崇拜者。此一打碎的行為豈不正是祂存在的象徵？一切真實皆是偶像的否定。」
佛洛伊德與路易斯都同意，上帝之問的解答與我們的人生關係至大。因此，我們必須親身檢驗其中的種種跡象，不妨以舊約與新約作為一個開始。然而，路易斯也提醒我們，跡象就在我們的身邊：「上帝之存在，我們可以忽視，但卻無從逃避。這世上祂無所不在。祂各處行走，無名無姓。正因為如此，令人難以辨識。真正該做的是不可忘失，事實上，是要清醒，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