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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眼中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與葛雷果理．貝特生的奇妙組合 大多數人提到二十世紀的文化人類學時，大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她出生於那個世紀初始的一九○一年，在二十八歲時即以《薩摩亞人的成年》（Growing Up in Samoa ）一炮而紅。此後將近半個世紀裡，她的思想與學術研究，不僅左右了人類學的發展，也在其他相關學門，包括社會學、心理學，乃至精神醫學，留下深刻的烙痕。透過經年累月的演講、評論，及與種種媒體不倦的交流互動，她的想法也廣泛地改變了近幾十年來一般大眾的行為與生活方式，歷久不衰。
米德的魅力與原創力由何而來？在炫燦的外表下，她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她的個人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面貌？這些問題的答案，直到一九九四年她唯一的女兒瑪麗．凱薩琳．貝特生（Mary Catherine Bateson; 1939-，也是一位極負盛名的人類學家）出版了有關其父母親的回憶錄之後，才逐漸有一些輪廓。最近重閱此書，又讀了米德晚年論及她自己前半生的自傳，才對米德其人，以及與她齊名的第三任丈夫葛雷果理．貝特生（Gregory Bateson；1904-1980）近乎傳奇的人生經歷，有比較多的瞭解。
荳蔻年華在薩摩亞
米德雙親都來自新英格蘭的書香世家。父親是賓州大學經濟學教授，母親則「相夫教子」之外，還終生致力於女權及移民權益之推動。米德是五姊弟中的老大，從小靈巧精明又勇於任事，家中事務無分鉅細，幾乎無事不與，十歲出頭就常女代母職，儼然如一家之主，尤其到了逢年過節的時候，更是精神抖擻，裡裡外外，打點一切。她也似乎從來就是個「守口如瓶」的人。高中的時候，她與其數學老師的弟弟路瑟．克瑞斯曼（Luther Cressman; 1897-1994；後亦成為知名考古學家）一見鍾情，祕密訂婚，此後數年，每日書信往返。但是直到她大學快畢業，兩人就要結婚之前不久，居然還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戀情。
也就在這大學的最後一年，因為學分的需要，米德選修當時還十分冷門的人類學，沒想到居然發現這就正是她一直以來夢寐以求，足以「獻身」的使命。此時文化人類學正面臨轉型，「文化演進論」漸為「文化相對論」所取代，研究方法也由前此從二手資料臆測、建構理論，轉為以「身歷其境」的細緻觀察為基礎的「田野工作」，來描述、理解身處不同文化的人，其行為及思考方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文化人類學家必須把自己一個人長期沉浸在當地的文化裡，食衣住
行育樂，儘可能完全地「當地化」。研究者由此而有可能以「圈內人」的眼光來釐清許多由外人看來似乎「荒誕無理」的文化現象的來龍去脈。
研究者以自身為工具，為了觀察與記錄，必須主動參與。參與和觀察相輔相成、相剋相生（參與會干擾觀察的客觀性，但是少了參與，就看不到真正重要的東西），是多麼具挑戰性啊！而與此同時，學者憂慮許多「原始」文化因受西方文明的衝擊而正在急速消失，使得這樣的研究更具其急迫性。二十出頭的米德，深切感受這使命的急切性與挑戰性，她躍躍欲試。她不只是要去一個「原始」的部落，更是一個最遙遠、最少為人知的「海角天涯」。那會是什麼地方呢？她反覆思量，決定那應該是南太平洋裡最偏遠的某一個小島。主意既定，她就開始跟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時已德高望重，後被視為「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的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 1858-1942）死賴活纏，將近兩年。也就在這期間，她與鮑亞士的助教，後以《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等鉅著享譽國際的茹絲．本篤（Ruth Benedict; 1887-1948）結為終生的摯友。《菊與刀》一書之原始資料促成美軍保留日本天皇顏面之決定，從而使日軍得以循序投降。
一九二五年，一生嚴謹行事、待人不假顏色的鮑亞士，耐不住米德的堅持，居然同意讓時年二十四歲，尚無田野經驗的米德隻身遠行，在美屬薩摩亞的一個離島小村居住將近一年，親身體驗島民生活的點點滴滴。鮑亞士交代給她的特殊任務是要去觀察、記錄薩摩亞及笄少女如何面對青春期、如何成長。在近代歐美文化裡，青春期是一個充滿掙扎與痛苦的人生的階段。鮑亞士希望借助文化間的比較來瞭解這個過程有多少取決於先天（也應該就有其普世性）的因素，又有多
少是後天（也就可能是源自文化教養）的影響。
從加州經夏威夷去到帕果帕果（Pago Pago，美屬薩摩亞首府），在那裡好不容易等到三星期才一班的補給船載她到目的地馬努阿群島（Manu'a） 時，米德真正的旅程才終於開始。自此她日日夜夜穿草裙、打赤腳、編藤蓆、吃芋頭、捕魚、戶外洗澡、觀日落、夜夜歌舞、咿呀學語。她的起居工作室就在村裡唯一的醫療站之旁。村民逐漸習慣順道來訪，這其中包括了一群青春期前後的少女。因為年紀相去不遠，她們講話的內容愈來愈無顧忌。米德驚奇地發現，她們對於男歡女愛的細節，一清二楚。她們雖尚未婚，卻多已有相當豐富的性經驗。米德如獲至寶，逐字詳錄。她果然找到了她的恩師鮑亞士、她的摯友本篤，及她自己想要的東西：「少年維特的煩惱」果然真的是西方文明的產物！
米德文思泉湧，振筆疾書。她本來就有文學語言的天分，這下找到了著力點，盡情發揮，翌年返美，書已成稿。《薩摩亞人的成年》於一九二八年初版，轟動一時。此後經常再版，並譯成多國文字，暢銷迄今。這本書之所以廣受注目，歷久不衰，固然一部分源於其研究的細緻及作者寫作的才華，但更重要的應該是此書為二十世紀初美國人對人性的樂觀精神及個人主義提供了具體的佐證。它試圖說服世人，我們的行為及對生命歷程的反應，不是先天註定的，不是一成不變、無可動搖的。既然我們現在知道在我們的社會裡，青少年所以會經歷那麼多掙扎、那麼多風暴，是因為我們的「禮教」強加在他們身上，千鈞萬鼎，喘息不得，那麼我們不就應該考慮如何改造社會，讓我們的下一代比較不受拘束，比較有選擇，比較不需要耗費如此多的精力去做無謂的掙扎嗎？米德由跨文化的角度來反思、批判當年美國社會文化，變成了西方新一代求變求新的代言人。她也以社會改造的推手自任，經常為報章雜誌撰文、接受訪問、公開為大眾演講，很快就成為時代的寵兒，帶動時尚風潮，同時也使文化人類學從幽暗的學術角落走向大眾，漸成顯學。
在人頭獵人的環伺下躍入愛河
米德由「有如天堂」的南太平洋小島返回「文明世界」的路程崎嶇漫長。從薩摩亞經澳洲橫跨幾個大洋，再經歐返美，船期一延再延，路線不斷更改，沿途風暴不息，時有滅頂之虞。離開「異域」，她卻開始染上了「鄉愁」。她空有滿肚子的奇聞異談，無由與整船的「凡夫俗子」分享。這個缺憾，直至在雪梨遇到了來自紐西蘭，同樣滿懷熱忱的年輕心理學家里歐．福群（Reo Fortune; 1903-1979）時，才頓時改觀。福群的學術興趣，其時也正由心理學逐漸轉向人類學，兩人一見投緣，一路上有講不完的話題。他們就這樣繞過幾乎整個澳洲，途經錫蘭、葉門、
西西里，終於抵達馬賽，才悵然分手，各奔前程。米德的丈夫特意到馬賽碼頭來接她。他們依原訂的計劃暢遊巴黎之後，回美重拾舊夢。然而他們之間，已經隔著不知多少個大洋。他已不再是她的學生情人，夫婦之情已如東流江水，無可挽回。分手之後，米德旋即回到福群身旁。
薩摩亞之後，還會有什麼更令人驚奇的地方呢？米德與福群再婚後，兩人不約而同地把眼光放到新幾內亞。雖然知名的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布蘭尼斯洛．馬林諾斯基（Branislaw Malinosky; 1884-1942）前此不久才以他在新幾內亞離島特羅布里恩群島（Trobriand Islands）長住數年的素材寫成他的成名大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新幾內亞本島的內陸則尚鮮為人知。此島高山綿延，縱谷密佈，人民散居各處，語言習俗天差地別，好獵人頭似乎是他們唯一的共同點。
一九五一年米德與福群二度前往新幾內亞，目標直指那最鮮為人知的深山叢林。他們全副裝備，外加六個月的糧食補給，一路蜿蜒艱難上行，到了高山頂端，雇來的土著運伕一夜星散，夫婦倆進退失據，只得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落腳。他們倆原本就個性不合，經常磨擦（米德在她的回憶錄裡不斷地描述福群的霸道自私），自此衝突全面爆發。翌年他們脫困下山，經過一番的整頓、裝備，重新出發，隨即撞上了葛雷果里．貝特生。貝特生是鼎鼎有名的英國遺傳學家威廉．貝特生（William Bateson; 1861-1926）的三子，父母雙方皆來自家學相傳、人才輩出的名門。老貝特生正是那位以重新發現孟德爾（Gregor Mendel; 1822-1884）定律並將之發揚光大而享譽國際的科學家，也是首倡使用「遺傳學」這個名詞的人。他對三個兒子冀望甚深，然而葛雷果里的大哥不幸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幾近結束時陣亡。兩年後他的二哥又因志在詩文，不願繼承其父之衣缽，特意選在大哥生日那一天，在倫敦最熱鬧的巿中心飲彈自盡。此後葛雷果里成為父母親唯一的冀望。雖然他與二哥類似，也喜好文學，卻不得不屈從於父母，成為一個稍有所成的生物學家。當他在科學與文藝的夾縫中發現人類學時，欣喜莫名。以此為由，他也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漂流到天之涯、海之角。
溫和、散漫的貝特生，居然能夠在好戰的人頭獵人中生存，或許已經是個奇蹟了吧（當然，他那近兩百公分的塊頭，或許會有點幫助）。他的確保住了他的人頭，也捱得過瘧疾、赤痢等等熱帶疾病的折磨。但是如果米德與福群沒有適時出現，他是否能捱得過寂寞，也許會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他對米德體貼入微，也與福群無話不談，沒日沒夜。他本來對自己毫無信心，覺得他在新幾內亞雖然已經好幾年，卻仍摸不清自己所為何事，方向何在。米德美國式的樂觀進取感染了他，讓他重拾往昔的信心、熱情。三個人來自天南地北，氣質稟性天差地別，互相吸引、互相學習、互相激勵。歡樂中夾雜著嫉妒與競爭，孕育出奇思異想，也照明了他們各自的方向。而在這個過程中，米德與貝特生愈走愈近，終於就把福群排除掉了。
因為米德的支撐、鼓勵，貝特生終於能將他多年在新幾內亞收集的資料與經驗理出頭緒，完成他的處女作《那溫》（Naven ），作為他送給米德的結婚禮物。這本長達三百七十五頁的書，詳實描述雅特穆爾族（Iatmul，一個直至二十世紀初仍盛行獵人頭、食人肉的部族）的風俗習慣、社會結構、婚喪節慶、音樂藝術（他們的雕刻可是鼎鼎有名的）。但是這本書最讓人驚異的是，在這好勇鬥狠，似乎父權至上的社會裡，「那溫」這種最重要的節慶儀式，卻是以男女角色的互換為主軸。大至獲得一個新的首級，小到漁獵或西米（sago）豐收，全村都可以「那溫」一番。此時「英雄」的舅舅們爭先恐後地穿上婦人的草裙，競相表現他們的嫵媚，而他的姑姑們則穿戴勇士的服飾，揮舞著長輩的權杖。這樣的習俗，到底有什麼意涵？村民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無從解釋，也不必解釋。貝特生的書引經據典，天文地理，洋洋灑灑，給讀者的是一頭霧水。米德的臆測簡單明瞭：正是這出乎常情的角色互換，讓身處其中的族人更能體會性別的差異及其重要性。
米德也沒有閒著，那幾年裡她文思泉湧，又出版了好多本書，其中尤以《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一書最負盛名。此書詳述在三個不同的新幾內亞文化裡的男女角色、關係及分工。第一個如大多數社會，「男尊女卑」。第二個則是男女平權，事無鉅細，無不分工。然而最令人驚奇的則是，她也發現了一個部落，其性別角色「男卑女尊」，大異於一般習見的傳統。
此書一出，女權主義者振奮莫名（她們振振有辭地說，米德的資料證明所謂「母性之愛」，只是社會加在女人身上的鏈鎖），「衛道之士」對米德就更憎恨有加了。但是不論如何解讀，相對於十九世紀末開始盛行的「先天」（大體指遺傳）決定論（佛洛伊德甚至說anatomy isdestiny，「解剖學」決定命運」），揭示了「環境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時代的來臨。這個新的思潮，推到了極端，視初生兒為一張白紙，社會、文化透過父母、親友、學校，不但決定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也形塑他們的性格、氣質。而嬰幼期自然就是這「社會化」過程裡最重要的階段。如此說來，現代人所面對的種種心理、行為問題，就都可溯源自嬰幼期的親子關係。為預防精神疾病、增進心理健康，我們就應該努力研究在現代社會裡嬰兒如何成長，提倡有利於健全人格發展的親子互動方式（當然，在當時的「文明」世界裡，其實就是意指母子關係）。由是，米德理所當然地相信，文化人類學可以透過改變人們的育嬰方法來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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