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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的人際關係哲學發展（節錄） 先從童年談起。生長於一個嚴格的正統基督教家庭，我對待他人的價值觀深受父母的影響。我是否真的相信這些道理，我不敢說；但我知道，我都是依照著這些價值觀處事。對待我們那個大家庭以外的人們，依我看，我們的心態大致如下：「外面人們的行為都有問題，我們家族是不贊同的。許多人日常進行打牌、看電影、抽菸、跳舞、喝酒等活動，其中有些行為甚至令人難以啟齒，或許他們不知道還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忍受他們，但是必須避免和他們有任何密切交流，在家裡過自己的生活。『不要和他們混在一塊，要有個區隔。』照聖經說的話去做就對了。」
我清楚記得，整個小學期間，這種傲慢的無意識分別心正是我的行為特徵。沒錯，我連一個要好的朋友都沒有。成群同齡的男孩和女孩在我家後街騎單車，但是我從未去過他們家，他們也從沒來過我家。
至於和家裡其他人的關係，我和幾個弟弟相處得極好，但妒忌二哥；雖然和大哥年歲差距太大，講不上什麼話，他卻是我十分崇拜的對象。知道父母親愛我，我卻從不跟他們講自己內心的感受及想法，因為我心裡明白，那只會招來指責，暴露缺失。自己的想法、白日夢及心裡的感受，我全都放在心裡。
總而言之，今天我所談論親近交流的人際關係，在那段童年歲月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對家人以外的人，我的態度疏離與冷漠，那都是從父母身上學來的。
我在同一所小學念了七年，從那以後，到念完研究所，我待在同一間學校的時間都不超過兩年，無疑地，這對我也造成了影響。
從中學開始，有點意識到想要找同伴的渴望，只是要滿足這種渴望卻有著兩重障礙：首先是上面提到過的父母的心態；其次是環境因素。念了三所中學，每一所都不足兩年，都是以長途火車通學，以致社交關係無法扎根，也從未參加過放學後或晚上的學生活動。同學中不乏我看重和欣賞的，我也可能受到有些同學的關心和喜歡──部分原因或許是我的功課好；但沒有時間培養友誼，和他們從未有過密切的互動。高中時我唯一參與過的活動，是一次高年級的聚餐。
如此這般，在重要的青少年時期，我沒有知心的朋友，有的都只是膚淺的接觸。曾有兩個學期，碰到通情達理的老師，我在英文作文中還真的表達過一些內在感受；在家裡，和第二個弟弟感情極好，只是年齡相差五歲，我們無法深交。那時候，無論在什麼人際關係中，我更加意識到自己只是個局外人，是個旁觀者。在我看來，我之所以對收集和飼養大型夜蛾有強烈的科學興趣，無疑地，多少是為補償在親密分享上的缺乏；這時候我才瞭解，自己是個獨來獨往的獨行客，在人的世界裡，我竟無一席之地。社交上我一無所有，有的只是表面的接觸。那段時期，我滿腦子的奇思異想，若有人給我診斷，或許會被視為精神分裂（思覺失調），幸運的是，我從沒和心理學家打過交道。
進了大學，第一次打破這種孤獨生涯。我念的是威斯康辛大學農學院，在基督教青年會很快就和一群學員打成一片，儘管共同的興趣很狹窄，以此為起點，我們發展成一個自主的持續性團體，舉辦各種活動。在其中，我第一次瞭解所謂的同志、甚至朋友是什麼；我們探討有關道德及倫理的看法與理念，進行了熱情、開心且充滿樂趣的討論，甚至把個人問題拿出來分享，特別是以一對一的方式。兩年下來，這個團體對我意義重大，直至我轉到文理學院主修歷史，才和他們斷了聯繫。
在我看來，這個時期可以看作是我專業生涯的第一次摸索。我擔任一個兒童營隊的領隊，完全樂在其中。説到我的工作，無非就是舉辦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動，如遠足、野餐、游泳等。記憶所及，對那些小男生，我既不鼓勵也不曾談過任何他們可能感興趣的問題；如果對象是同輩，很明顯地我已經開始意識到交流的可能性，但與這些十二歲的小蘿蔔頭溝通，卻是想都不曾想過。
暑假時，我也在一個弱勢少年營隊擔任輔導員，與另外八位輔導員帶領一百名男孩。我們兼差打工摘櫻桃，加上事後的體育活動，讓我有了可以做點事情的想法。記得在那裡，我首度嘗試了一次大有問題的「幫助」關係，宿舍裡有些物品及金錢不見了，證據指向一個男孩，於是我和幾個輔導員將他單獨帶出來，要叫他承認是他幹的。當時「洗腦」一詞還沒發明，但我們做的就是那一套。我們哄騙，說理，說服，我們軟硬兼施，有人還為他禱告，然而他就是抵死不認，讓我們大失所望。回想起這尷尬的一幕，當時我已經有了一種助人的想法：要讓別人承認錯誤，使他迷途知返。
然而，不管怎麼說，我變得比較社會化。開始與女孩子約會，戰戰兢兢的，一點把握都沒有，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個開始。我發覺自己跟年齡大些的女孩比較有話說，因此，儘管還是新鮮人，卻約會了幾個高年級生。我也開始和海倫交往，她後來成為我的妻子，這才漸漸開始了深度溝通，談希望，談理想，談目標，並發現人與人之間其實是可以分享內心的想法與夢想。這是一段逐漸成長的經歷。
大學兩年之後，我們兩地分隔，仍繼續戀愛，經常聯繫，又過了兩年，我們結婚。回想這段時日，發現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建立真正關心、接納和分享的關係，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婚姻生活的頭兩年，我們都學到了重要的一課。出於偶然，但也是機會，我們都懂得了一個道理：人際關係中看起來不太可能分享的東西──內心的困擾和不滿，分享起來才是最有意義的。這事說起來還真難，充滿風險而且可怕，我們反覆學習了許多許多次。對我來說，這都是有助於成長的經驗，受用無窮。
同時，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念研究所時，我們一同修了幾門課，另一方面又各自有所追求──她走上藝術家的路，直到成為一個全職母親；我則繼續我的研究。儘管我越來越偏離宗教方面的學業，但對我走上人際關係這條路，卻也有兩次值得一提的經驗。其一是一項由學生自行組織、管理、沒有教師帶領的研討會，我們共同負責自己想要談的主題及進行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交換自己的疑慮及工作上碰到的問題。我們成為一個相互信任的團體，討論重大的問題，達成諒解，改變了我們許多人的人生。另一個經驗是古溫．華森（Goodwin Watson）教授開的一門課「與年輕人共事」，華森教授生前任職國家訓練實驗室，是一位傑出活躍的培訓教師，也是教育界先進的領導人。學習這堂課程，讓我第一次清楚認知，與人密切互動是可以當成一份工作的，於是我放棄了原本的宗教學程，轉學到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在那兒古溫．華森成為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我開始學習臨床心理學。透過威廉．赫德．凱爾派翠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ck），我也開始接受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
這時候，我已經嘗試朝向理解的人際關係邁進，學到的東西對我後來發展非常重要。我懂得了與人深度交流是可行的，是有收穫的；在密切關係中，「無法」（”cannot”）分享的種種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義的分享。我發現，在有關人的理解上，團體可以扮演一個值得信賴的角色；我甚至開始相信，身為學校單位的主管，可以信任學生帶領他們成長；我還發現，我們可以幫助遭遇問題的人，只是其中巧妙各有不同。
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的訓練中，如何與前來求助的人建立聯繫，我學過兩種主要的方式。在師範學院，運用的方法是測驗、評量、診斷晤談及誘導，方法雖然不帶感情，卻充滿了莉塔．霍林伍思（Leta Hollingworth）博士個人人格特質所散發出來的溫暖，她教導我們身教更重於言教。後來，到新成立的兒童輔導院（Institute for Child Guidance）實習，碰到的卻是一個非常不同的環境，在那樣一個由精神分析學派當家的地方，我對個人的瞭解更加深入。在那裡我發現，要瞭解一個人，一定要透過詳盡的個人歷史──人格動力學可以上溯至祖父母、父母、叔舅姑姨，最後才是「病人」，可能包括出生時的陣痛、斷奶的情形、依賴的程度、手足的關係等等，資料甚至可能超過七十五頁；另外還有各種詳盡的測試，包括新傳入的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最後，還要對孩子進行多次晤談，才決定使用哪一種治療。不過，結果幾乎是千篇一律：孩子接受精神科醫師的精神分析治療，母親也一樣，由社工人員做精神分析，偶爾也請心理學家輔導兒童。不論如何，當時我進行了自己的第一個治療個案，先從個人輔導開始，然後是越來越多的個人晤談，我親身體驗了觀察一個人行為改變的興奮感。至於改變是我的熱誠所致，還是得力於我的技巧，我就說不上來了。
回想起來，我明白，我之所以熱中訪談及治療，部分原因要歸諸於自己早年的孤獨。在這裡，能夠真正與人親近填補了我內心的渴望；治療晤談也提供了機會，直接親近一個人，免除了漸進深入認識的漫長與痛苦。
完成了紐約的學業，拜新訓練之賜，我已熟知如何專業地對待一個人。儘管師範學院與臨床心理學研究所之間差別頗大，兩者的幫助卻使我得到了相同的處理方式——「收集大量有關這個人的資料：他的歷史、他的智力、他的特長、他的人格。綜合這些資料，針對他現在行為的肇因、他可以用得上的個人與社會資源，及他未來的預後情況，做出詳盡的診斷，並盡力以簡單的話語對相關單位、他的父母及孩子自己（如果他能夠理解的話）做出說明，然後提出可行建議，付諸實施；若他改變了行為，就再反覆接觸加以強化。整個過程中，完全保持客觀、專業，除非個人的感情有助於關係的和諧，不然自己絕不涉入。」
現在這聽起來簡直就難以置信，但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因為我還記得，自己當時曾經對一位精神科醫師（不是精神分析師）表示輕蔑不屑，就只因為他對待問題兒童的態度。他喜歡他們，甚至帶他們回家。他顯然不懂得保持專業的重要。
當我到了紐約羅徹斯特（Rochester），任職於兒童研究所（Child Study Department），一個專為不良少年，及家庭環境惡劣、由社福機構監護的孩子們所設置的輔導診所，我對自己信心滿滿，我記得（如今想起來仍痛心不已）我告訴家長教師會及社區團體，我們的診所有點像是汽車修理廠：你們帶來問題，由專家加以診斷，並為你們提出矯正的忠告。
然而，我的信心漸漸潰散。一直待在同個地方，我不得不接受現實，自己的忠告及建議並不是全都有效。許多受我輔導的孩子都安置在中途之家，就在隔壁，我天天都看得到。令我吃驚的是，有的時候，前一天還和一個男孩做過特別「成功」的晤談，跟他說明他行為失常的種種原因，第二天他卻拒絕見我！我必須讓他回心轉意，找出問題出在哪裡。我開始了體驗學習。
當時，獨立的羅徹斯特輔導中心（Rochester Guidance Center）剛成立，取代了原來的兒童研究所，我擔任主任，由醫師轉診過來的案子越來越多，但無論是孩子或家長，我們都沒有管理的權力，若要有所幫助，就必須建立關係。
當時有幾件事情顯著地改變了我的做法，這裡就談一下記憶中最鮮活的一個故事。一位聰明的母親帶她行為嚴重失常的孩子來診所，我跟母親談孩子的過往，另一位心理師則為孩子做測驗。經過討論，我們確定問題出在母親對兒子的拒絕。這個問題由我和母親來處理，另一位心理師則帶孩子做遊戲治療。一次又一次的晤談（經驗的累積，現今我的態度已更加溫和柔緩），我試圖幫助母親認清她拒絕的對待模式對孩子所造成的影響，但是一點作用都沒有。大約經過十幾次晤談，我告訴她，我們都努力過了，但沒有結果，或許應該停下來，她同意了。當她要離開房間時，回過身來問道：「你們這裡做成人諮商嗎？」我感到困惑，回答說我們有的時候會做。她馬上返回到座位上，開始傾訴自己與丈夫之間積重難返的問題，說她極度需要幫助。這下子可把我難倒了，她所説的跟我從她那兒整理的個人歷史全不相干，我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大部分時間就只是聽。最後，經過更多次晤談，由於她整個人變得更真實也更自在，不僅她的婚姻關係改善，她兒子的問題行為也消解了。我這裡迫不及待要説的是，許多年以後，直到兒子念了大學且表現良好，她仍繼續和我保持偶爾的聯繫。這樣的案主她是第一個。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課。我一切隨她，不隨自己；我就只是聽，不急著把自己的診斷意見推給她。我們更像是私人關係，一點都不「專業」，然而結果卻說明了一切。大約就在那個時間，我參加了奧圖．蘭克（Otto Rank）為期兩天的小型研討會，發現他的治療（而非他的理論）所強調的正是我自己開始領會到的一些東西，覺得很受啟發，也很受鼓舞。當時我雇用的一名社工，自費城社會工作學院（Philadelphia School of Social Work）畢業，她學的正是蘭克的「關係治療」（relationship therapy），從她那裡我也學到了不少。因此，我的觀點改變得越來越多。我在《問題兒童的臨床治療》（Clinical Treatment of Problem Child， 1937-1938）一書中詳細交代了這個轉變，儘管全書大部分談的是診斷與規範，但是我在其中花了很長的篇幅專論關係治療。
一九四○年到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研究生聰明好學，跟他們提出我的臨床觀點，自己也受益匪淺。同時，我也瞭解到，在諮商與治療上，自己講的一些東西都是新的，或許稱得上是創見，並寫了一本這方面的書。隨著記錄治療晤談的夢想得以實現，使我可把注意力放到晤談中不同反應所產生的效果上，進而使技巧——即所謂的非指導性技巧（nondirective technique）成為強調的重點。
然而，這種對案主的信賴，及對案主自我探索並解決自身問題能力的信任，也讓我另有發現，我既然信任案主，為什麼無法相信學生？這樣的態度對有問題的個人既然是好的，為什麼對有問題的工作團隊卻行不通？我發現，自己所進行的不僅是一種新的治療方法，而且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哲學與人際關係哲學。
其中有些議題，我在俄亥俄州大學時就已經得到解答，等有機會到芝加哥大學開辦新的諮商中心，可以自行決定政策及挑選團隊時，我便著手制定並落實處理人際關係的新方法。同樣地，這也可以總結如下：
* 我相信，只要能提供一個真誠理解的環境，建立一種親近而持續的關係，每個人都能探索並理解自我及自身的問題，並且解決這些困難。
* 我放手以同樣的信任對待自己的工作團隊，致力建立一個環境，使每個人把整個團體的目標當成自己的責任，團體也為每位成員負責。我獲得授權，我也將這個權力完全下放給團體。
* 我以實驗的態度信任學生及班級群組，讓他們選擇自己的方向，並由他們評定自己的進步。
於我來說，芝加哥是一段重大的學習之旅，不僅有充足的機會檢驗自己上述的假說，並將我們早年所開展的治療假說進一步付諸實證檢驗。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已經發展出一套嚴謹的治療理論及治療關係理論，提出〈人格改變的必要及充分條件〉（Rogers，1957），談的全都是個人的心態，而非專業訓練。儘管這篇論文相當大膽，但是提出了可檢驗的假說，並在接下來的十五年間引發了相當多的研究，總體上都獲得了證實。在這個時期，出於學生的鼓勵，我認識了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先是著作，後來才是本人，並結識索倫．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我的新方法得到了極大的支持，我驚訝的發現，這甚至是本土品牌的存在主義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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