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24/06/25- 07/30 黃天豪【艾瑞克森取向催眠治療】六週導讀講座*實體+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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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 a Thousand-Year Journey: Tibetan Culture and Identity
 
作者:陳斐翡
書系:PsyHistory 015
定價:790 元
頁數:640 頁
出版日期:2023 年 12 月 20 日
ISBN:9789863573500
 
 
【前言】寫你的名字
書序作者:

對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來說,
寫作成為居住之地。
  ──阿多諾,《最低限度的道德》

  二O一九年,在拉卜楞前往熱貢 的途中遇見雍登,一位年輕的唐卡畫師,儘管年紀不到三十歲,他已獨當一面教導著幾位學生,並經營一間唐卡繪製工作室。

  聽說我們來自遠方,雍登眼睛閃著新奇的光,對我們的家鄉和國際事物發出一串串問題,從交通、天氣、宗教信仰、假期到美術館,似乎所有東西都讓他感到有趣;我們也對他的唐卡畫師工作十分好奇,他甚至一度停下車,打開手機中的作品照片,仔細為我們解說。在愉快的談話間,雍登常說「我沒有文化」或「我文化水平不高」之類的話,原以為只是謙詞,後來才知道雍登是真的這麼認為,只因他自認未受多少體制教育;儘管他自年少持續鍛鍊繪製技巧,同時研讀佛經,詳知圖博佛學信仰的典故,及唐卡上各種符號、色彩所象徵的意涵。

  生長在中國社會,他被灌輸能流利說中文、接受高等體制教育才是有文化的觀念,而這個「文化」完全與圖博傳承的文化無關。雍登讓我想起自己,在餵養我成長的文化中,我無意識地堆砌了什麼樣的偏見?

換位思考:另種文化立場

  二OO五年夏日,在印度達蘭薩拉一間賣饃饃、麵食的餐館裡,有位阿媽拉聽見從我嘴裡冒出中文,瞬間露出的複雜表情令我永遠難忘──有驚愕、厭惡,也有傷痛,她原來有溫度的眼神變得嚴峻冰冷;此後即使碰巧遇見,她也刻意閃避視線,假裝沒有看見我。後來才從當地一位朋友貢確得知,阿媽拉的多位家人親友在一九五O年代逃難時死於中國軍隊的追擊下。

  貢確在達蘭薩拉一所NGO機構工作,是從小生長在印度的流亡者第二代,熟習圖博語、英文、印地語和一點法文、中文,他也身兼數職,既是網頁工程師也做翻譯、美術設計,有時在友人的咖啡廳端盤子或烤蔬菜餅。貢確坦率豁達,對我提出任何有關圖博的問題都慨然回答,相同地,他的提問也相當直言不諱。
他曾問我中華文化和漢文化的差異,問我「為何中文也被稱為華文,華文也包含維吾爾語、蒙古文?」或是「中華民族既包含滿、蒙、回、博 等族群,學校課本應該不只教孔孟老莊,也會有回族《可蘭經》、蒙藏的《宗喀巴道次第廣論》?」儘管我當時早已知悉自年少詳讀背誦的孔孟與中華認同,是偏狹的國族教育,但由他者口中聽見這類問話,對我來說依然尖銳,戳得我當場頭皮發麻,雙頰發燙。

  記得也是在那年,我讀到一千多年前的突厥「鄂爾渾銘文」 ,那是草原上的突厥王國爲過世的將軍所作的紀念碑文,內容除了讚揚逝者的征戰功勳,也刻下「由於突厥人不和睦,由於漢人的狡猾詭計……突厥王國瓦解,可汗被消滅,珍貴的子弟成為漢人的奴僕,美麗的女兒成為漢人的奴隸……」 等告誡突厥子民「漢人是永遠敵人」的警句。其實漢文獻同樣也記載立碑之事,但卻是另種友好故事───當時唐太宗已和書寫銘文的毘伽可汗結下「父子」盟約,這座石碑甚至是李世民特地派使臣送去,並刻下「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俱為子愛,再感深情,是用故製作豐碑……」等情盛意切的文辭。

歷史有真相?

  同樣的一尊石碑,唐將它視為展現強大國力的象徵,而突厥卻用來鐫刻民族受難的印記;一千二百多年後,它的存在向我們證明,閱讀歷史真相無法只看一面之辭,也就是說,漢文獻再豐盛、紀實,也只能代表一種詮釋角度,並非史實的標準答案。

  在突厥卑屈稱唐為父的那個年代,另一個草原民族已然崛起,那就是古代的博王國。自西元六三八年博國揮軍壓境中原,千年來在漢文歷史論述中,一逕是被描述、失語的邊緣他者,尤其現代受政治力的操弄,圖博更是喪失發聲權。
「一九五九年解放軍入侵拉薩,我們圖博打輸了,失去自己的國家」、「博是博,加是加」 、「圖博文化不是中華文化,更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漢人説的歷史,和我們圖博人的歷史不一樣」……不僅達蘭薩拉的貢確這樣告訴我,旅途中遇到的許多圖博人都不約而同說過類似的話。

  翻閱文獻與中外史學論述,會發現儘管圖博第一手史料紀錄不多,國際學者所考據的史實仍與以漢文獻建構的中華史觀有不少差距。例如:一千三百年前文成公主和親,是如《新唐書》所述,唐對博國的友好賜婚;或唐遭草原大軍圍困,為讓博國退兵的求和之策?圖博學家白桂思(Beckwith)考據漢語、阿拉伯、圖博等古代紀錄,其看法顯然傾向於後者。

  古代博與唐的爭戰、協商立約、和親等互動史事,經《唐書》、《資治通鑑》等中原視角記錄,再透過二十世紀初為政治目的所建構的中華史觀來詮釋,已與白桂思等國際學者觀點相去遙遠。其實不僅是唐與博,遠自二千多年前的商周與獫狁 ,描述中原與遊牧民族互動的漢文獻紀錄也盡是相似脈絡。

  文化評論家薩依德(Edward Said)認為所有文化都會編造一個區分自我與他者的二元架構:「英雄與怪物、開國元勳與野蠻人……這種二分法好的一面表現在民族的自我認同與愛國主義,差勁一面表現在粗糙的沙文主義、仇外和排他主義。」 無法換位思考,公允理解與尊重他者的史觀與主體性,可能有礙於與他者建立「共好」的溝通模式,恐怕也難以理性客觀地認識自身。

旅途與書寫

  旅途是人世探索的過程,就像閱讀一樣。旅行不僅是異地的體驗,也包含閱讀自己、他者,與一起置身這個世界的「我們」在時間長河裡所走過的歷史,以及許多前人經過所留下的提問與思考。

  二十多年前我開始自助旅行,自圖博高原東南端的傑塘 開始,跨越檢查的邊界前往拉薩,繼續西行到達阿里地區;曾從北方進入安多、宗曲 河谷,穿越圖博北方高原到拉薩;或往南穿越國境線前往尼泊爾,探訪喜馬拉雅山脈南緣的錫金、大吉嶺、拉達克和流亡政府所在的達蘭薩拉;也曾前往聖彼得堡,探訪歐洲第一座達賴喇嘛佛學院「袞澤確尼」 ……我行走並記錄途中種種新鮮經歷、對自我的覺察,及這些事物與自身文化的衝撞。

  一開始計劃書寫的內容是關於「大圖博文化區」行旅紀錄,其實最初的書稿已於二OO八年前夕完成,但二OO八的洛薩新年,中國統治下的圖博全境爆發激烈抗爭,手無寸鐵的民眾高舉雙手呼喊「自由圖博」,冒險掛起雪山獅子旗。是什麼讓圖博牧民、僧侶、老人和小孩在中國軍警槍彈的威脅下,仍堅持走上街頭?停下幾近完成的文稿,我鑽進文獻與中外史學論述,從《史記》到《清史》,在千年漢文史料與國際圖博學者研究論述的歧異中,逐漸辨識圖博史觀與長期被灌輸的中華觀點間存在的差異。

  最初就是為了回答心裡的疑惑而開始旅行與書寫。慢慢行走於陌生大地,積累的體驗,令觀看自己的視角得以逐漸變為「我們」,那個看見、尊重並包容他者文化的我們。也就是說,走訪異地過程中,過去嘗試自我對話的「我」變大,變成了「我們」,那可能是我們的社會、文化、歷史或族群。

  這本書可以說是行旅與閱讀圖博社會的現況與歷史,及反思自我文化的整理報告,其中包含了三種旅程:以二O一九年經歷圖博新年的行旅為敘事軸線;交疊過去二十多年來與圖博有關的旅途記憶,以及透過史料文本走入圖博歷史的爬梳過程,遠溯一千三百年前古王國時代,跨越到二十世紀初建立現代國家的關鍵時期,以及經受中國入侵統治的今日。

  敘述採取「雙重視角」的方式,亦即在同一場域空間中,二O一九年的經歷、昔時旅途體驗,與歷史場景可能交錯並陳,相互交織映照。在新舊時空的人事景物對照下,昔時與今日的觀點產生了彼此對應、辯證的機會,對未來或能交映出新的視野。

圖博之名

  這本書使用「圖博」取代以往慣用的中文名稱「西藏」,因西藏一詞與圖博的自稱不僅無關,「藏」這個名稱也僅指日喀則地區,而非圖博全域 。西藏這個詞彙最初出現在清國的漢文奏議內容上 ,字面意思「西方的藏地」,突顯中原國家自我中心、將其他民族邊緣化的思考模式。

  然而,圖博仍非最妥適的名稱,首先這不完全是圖博人的自稱 ,達蘭薩拉的圖博行政中央至今也未做出更換中文名稱的正式決策。經百般斟酌,仍選擇使用圖博的原因是,圖博人自稱為博(bod),且圖博的發音近似英文名稱Tibet的語源Tubbat,一些圖博學者認為這是古代中亞草原民族對圖博的稱呼 。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眾多圖博青年在奮力向世界與中國政權表達自由意志的同時,已省思到,當代指稱他們國家、民族所沿襲慣用的中文名稱「西藏」一詞,其實並不妥當。上個世紀末,達蘭薩拉的圖博人民議會曾作出更名為「圖博」的決議,儘管並未積極向華人世界推廣,但「圖博」畢竟仍是唯一經過圖博議會討論決定的名稱。

  《新唐書》等漢文獻以明顯具有歧視貶意的吐蕃 為稱,西元七世紀統一圖博高原的古博王國,在敦煌發現的古代圖博歷史文書中自稱為博千波(bod chen po),是「大博」之意,於是除了引用外,此書行文使用「古博王國」、「博國」的稱法。

  基於相同立場,對於圖博的山川土地、村鎮、佛學院、人物的名字,也盡量找到當地人們原本的命名和其含義,並以譯音方式為稱。因人們對身處自然環境物事的指稱方式,表徵他們與這塊世居千年土地的關係───是如何自身邊那條江水、那片山谷草原獲得生養傳承,又帶著什麼樣的心境仰望雪山、虔誠祈願……這些名字是圖博人的生命觀,是他們看待自我與世界的眼光。

特殊或日常之景

  二O一九年一月出發前往圖博以前,這本書文稿已大致完成,行程完全依照書中內容計畫───現代民眾抗爭激烈的地方,和歷史上圖博與中原的戰爭現場。其實這二者近乎重疊,例如康區的甘孜及安多的阿壩、拉卜楞,也都是位於圖博與中原地區的接壤交界。

  這些路線是多年前我們經常走訪的地方,這次也依照以往慣常的進行方式,使用當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嘗試貼近當地人們的生活。若找不到巴士便徒步、在路上隨機搭便車,盡可能深入,走到最遠的地方。

  以「中國夢」標語大肆宣傳的二O一九2019新年,剛好是中國建國七十週年,而這一年不僅對中國來說極具象徵性,對圖博也是。

  二O一九的洛薩 是圖博抗暴的週年紀念日,六十年前,圖博各地民眾起義對抗中國入侵,因武力差異懸殊而敗退拉薩,解放軍炮火持續追擊下,有些人不幸犧牲或成為囚虜,有些人隨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流亡印度。從這一年起,圖博民眾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國家主權。然而二O一九的洛薩同時也是圖博創建主權國家的紀念日,一百零六年前,十三世達賴喇嘛向圖博全境發布獨立文告,推行現代新政,多次向國際主張圖博的獨立地位。

  圖博經受中國統治後,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間拉薩爆發爭取自由的激烈抗爭,二OO八年北京奧運前夕圖博全境響應示威行動,以及自二OO九年至今,圖博境內已知的一百五十九起自焚抗議中,許多都發生在抗暴與獨立紀念日的前後。

  計畫旅程時,已預料前往圖博的路上勢必會經歷許多阻礙,運氣不好甚至得進公安局;也思考過,在這政治敏感的時機,以十多年前自由移動的方式,是絕對無法到達拉薩,就算依規定申請西藏旅行證也不會獲准。而最常爆發自焚與激烈抗議的甘孜、阿壩、拉卜楞,和大批修行者遭暴力驅逐的啦榮嘎、亞青嘎 ,及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出生地塔澤,這些計畫的重要地點,也都有可能遭到臨時封鎖,無法進入。

  從規劃之初已有心理準備,最壞的情況是哪裡也去不了。

  二O一九年我們在路上確實經歷頻繁的停車檢查;在曾發生多次自焚抗爭的地區,必須到公安局報備登記才能入住旅店;甚而遇到便衣跟監、公安突襲搜查房間、到公安局「被」喝茶的情況。或許真的因爲這個新年具有多重象徵,中國為防止再發生抗爭事件,在圖博地區加強了檢查與封控;也或許,這原本就是圖博人們生活的日常?

  明顯感受到,圖博當地民眾對台灣與外籍旅客刻意保持著距離,儘管會說普通話的人比以前多,但是願意和我們說話的人少了許多,旅途中冷冽不安的沉默總在四周蔓延。思及此,更加感謝途中所遇幾位願意和我們交換想法,冒險吐露真誠心聲的人們。因為他們,我知道之前完成的書稿必須重新修改,直到成為現在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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