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17/12/02-03 心理聯合年會【暴力、創傷與社會信任:專業人員在復原過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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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延伸閱讀:
《親吻窮人: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

《我100歲,我有7萬個小孩:以馬內利修女回憶錄》

《德蘭修女沉思錄(封聖紀念版)》

《德蘭修女:來作我的光》

《活著,為了什麼?》

《貧窮的富裕》

《民主藝匠:公眾、赤貧家庭及社會體制如何結盟,一起對抗社會排斥?》

Artisans de démocratie - De l
 
作者:約納.羅生福(Jona M. Rosenfeld)、唐弟予(Bruno Tardieu)
譯者:楊淑秀
書系:Caring 091
定價:600 元
頁數:520 頁
出版日期:2017 年 09 月 14 日
ISBN:9789863570998
 
特別推薦:王增勇、王幼玲、郝明義、陳建仁、陳淑芬、陳來紅、孫大川、陶蕃瀛、鄭村棋、劉一峰、蔡怡佳、顧瑜君
 
【英文版序】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
書序作者:唐弟予

本書第一部講述了十二個故事,第二部則以這些故事為基礎,汲取行動教導和政策啟示。這些故事所描述的經驗,不僅出自國際第四世界運動,也出自運動的「盟友」所歸屬的許多不同組織和機構,第四世界運動的行動和哲學在一些西方國家廣為人知,在此簡短介紹,以饗對這個運動仍不熟悉的華人讀者。

第四世界的成員與行動

第四世界運動是一個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根除極端貧窮,維護人權。擁有遍佈全球的二十萬名成員,約有一半的活水成員是赤貧的過來人,另一半成員則是來自各行各業的盟友;此外,全球共有四百六十位長期投身的持久志願者,他們來自五大洲,擁有不同的職業訓練、宗教和社會背景,前往三十四個國家投身,派駐在非常貧困的社區和村落,和底層同胞同行,並記錄他們從窮人與社會夥伴身上學習到的一切,希望藉此累積經驗,幫助這個社會擺脫赤貧的磨難。這個運動也建立了「克服赤貧持久論壇」(The Forum on Overcoming Extreme Poverty),通訊成員遍佈全球一百二十個國家,並和超過兩千個草根組織建立連結。

從一九五七年至今,第四世界運動走過了六十年的風雨,展開的行動始終保持兩個初衷:一方面與赤貧家庭和社區緊密連結、同舟共濟,一方面與社會、公眾和各組織合作。

1.這個運動最根本的工作是生活在赤貧家庭之間,恢復他們的基本權利與責任,打破他們孤立的處境。為此,必須投入教育和文化的行動,包含在貧困社區進行的街頭圖書館、藝術與詩歌工作坊、電腦工作室、家庭式的學前學校、第四世界平民大學、青年培訓中心、家庭度假中心、國際交流與跨國凝聚。

另外,和赤貧者同行最根本的工作也是為了讓他們獲得最基本的安全:得以擁有家庭生活,不致骨肉分離,獲得並保有合宜的住房、健康、教育、培訓和就業、參與社群生活、學習表達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等。這些行動皆有助於脫離赤貧(Rosenfeld, 1989)。在第四世界行動研究中心的幫助下,這些行動受到定期的評估,並追問:這樣的行動是否觸及到最貧窮的同胞?它是否造福整個社區?它是否有助於最窮的人和其他人一起贏得自由、承擔責任並邁向幸福?第四世界的持久志願者也記錄他們從窮人身上學到的一切,記錄他們和窮人一起工作、生活與共同承擔的日常。

2.至於和社會與公眾一起合作的部分,則包含了:倡議、研究、認識並使世人理解至貧者的生命;在地方與國際層級維護他們的權益,並和每個生活圈的公民結盟。這樣一來,公眾和社會的其他組織和機構都能獲得靈感與必要的裝備,參與這場奮鬥,與赤貧同胞同行。這個層次的工作由這個運動的每個成員一起完成,亦即有赤貧經驗的活水成員、盟友和持久志願者。這本書嘗試分析的便是第四世界運動在這個層次的作為。

源自歐洲

第四世界運動誕生於一九五七年,由若瑟•赫忍斯基神父和諾瓦集貧困區的家庭所創立,他和這些家庭一起生活在巴黎近郊一個為無住屋者所搭建的緊急收容營區:「貧民窟就在一條泥濘道路的盡頭,兩百五十二個家庭生活在一片與世隔絕的荒地。他們的棲身之所是排排站的拱頂鐵皮屋,沒水沒電,也沒人來收拾垃圾。……在那裡,有百分之五十四的男人找不到工作,百分之七十的家庭缺乏必要的資源和固定的收入……若瑟神父剛到那裡的時候,三分之一的兒童失學在家,而學校並沒有試著去找他們來上學。這些長期處於不利處境的家庭日日盤桓在泥濘中;圍繞在他們身邊的社會,除了施捨,不願意承擔其他的責任。」(Fanelli, 1990, 134-135)

貧困區的兩百五十二個家庭僅有兩個供水幫浦,嬰幼兒不是在冬天死於寒冷,就是在夏天死於脫水或暑熱。若瑟神父出身赤貧,他在貧困區的子民身上認出自己,這些家庭經歷的自卑,他也體驗過:

我和這些家庭一起生活在令人無法忍受的處境。因為苦難看不到盡頭,那種生活壓得你喘不過氣來……。六個月,還可以忍受;一年,你熬不過;兩年之後,如果不是反抗,就是放棄,再不然,就是和這個族群一起沉到谷底。出於這樣的恐懼,誕生了第一個協會,那是一個分攤日常悲劇的方法。其他相繼而來的舉措都出於同樣的緣由:活生生的現實、過多的不公義,還有害怕一起被赤貧滅頂的恐懼。一切都源自共享的生活經驗,從來就不是理論。……(若瑟•赫忍斯基,《親吻窮人》,台北:心靈工坊,二○一三,頁二三二)

在諾瓦集貧困區,我深知自己面對的既不是人們當時所謂的相對貧窮,也不是純屬個人性質的困難,而是一個赤貧的集體事件。我在當下馬上感覺到自己走到了一群子民面前,形勢比人強,無法言傳。在所有人只看到社會性案件的地方發現一群子民,在其他人否認社會真相的地方看到一個歷史性的身分,這和以色列子民以及他們離開埃及、穿越西奈沙漠的漫長旅程可以等量齊觀。和一群赤貧子民並肩同行之際,我們要求當代歷史不再忽視他們的存在,拒絕歷史將這群子民丟進入冷宮,不聞不問;拒絕他們被視為個別的案件來對待,並堅決主張有一群子民在當代社會的陰影下生存著。」(若瑟•赫忍斯基,《親吻窮人》,台北:心靈工坊,二○一三,頁一二七─一二八)

若瑟神父和這群子民組織起來,處理垃圾,分發郵件,修葺牆面,開辦一所煤炭合作社,建立一個家庭中心,蓋了一座小教堂,甚至還開了一間美容院;他們還創建學習中心:一所幼兒園,一處街頭圖書館,以及和美國3M製造業合作的青年工作坊,與此同時,他們也建立了一所專門研究貧窮的機構,試圖和社會保持連結。

正名並擴展成一個國際性的運動

首先,若瑟神父為這群子民找到「第四世界」這個稱呼(Labbens, 1969),藉此指出在法國這樣的富裕國家,赤貧繼續肆虐底層,而且涵蓋各種族群。歷來已經有各種名詞用來標示底層,例如「下層無產階級」(Lumpen Proletariat)或「下層階級」(Underclass)。使用「第四世界」這個名稱,是為了尋找一個正向的身分。「第三世界」是冷戰時期創造出來的名詞,意指貧窮國家擁有較少的政治權力,但他們卻代表著西方和共產國家以外絕大多數的世界人口;正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the Third Estate,統稱被統治階層,負有納稅等封建制度下的義務卻無權利可言),和屬於第一、第二等級的教士與貴族相比,他們也顯得無權無勢。「第四世界」一詞也來自法國大革命,意指當時的第四等級。這個名稱出自一七八九年法國首屆國民議會議員杜傅尼•德•維力耶(Dufourny de Villiers)出版的《第四等級陳情表》(Cahiers du Quatrième Ordre),杜傅尼提醒大家,第四等級是如此窮困,以至於無法參與諮詢民意的全國性活動,正因為如此,舉國上下更應該要去探求他們對社會的貢獻(Dufourny de Villiers, 1967)。一直到今天,仍有一群公民被剝奪基本人權,我們還是不懂得借助他們的貢獻來實現真正的民主。

慢慢地,開始有少數幾個志願者來到諾瓦集貧困區,加入若瑟神父的行列,首批志願者幾乎都不是法國人,因為對大多數的法國人來說,貧民窟的存在讓他們覺得十分尷尬。很快地,若瑟神父要求這些外國志願者回到自己的國家,回到英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義大利、瑞士和美國,去發現自己祖國相似的赤貧處境。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是抵抗歐洲國家在五、六○年代否認赤貧存在的一種方式。後來,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生活在貧困中的人民和若瑟神父聯繫,問他怎樣才能加入這個運動,組織自己的社區,一起對抗難以忍受的處境。第四世界運動幾乎在每個國家都遇到相同的挑戰,也就是說,各國政府或地方當局面對極端貧窮的手段,就只是拆遷與驅散聚居一處的底層百姓。

基本原則

赫忍斯基認為,站在第一線日夜奮鬥的人,正是那些生活極端貧困的人;而且他們手中握有一把最關鍵的鑰匙,能夠打破貧窮的惡性循環;如果超越表象,你便會看到他們拒絕並抵抗硬加在他們身上的生活條件:「一個出身赤貧的人,他的家庭總是飽受打擊,在窮於應付的情況下,永恆的焦慮和持續的羞辱巴著他不放,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貧窮、缺吃少穿、被掌權者壓迫,都是難以承受的重負。然而,真正令人難以忍受的卻是鄙視,別人不斷提醒你說,你樣樣不如人,你是個沒有用的廢物。」(Wresinski, 1992, 16)。排斥與輕視弱者的邏輯之所以根深柢固,是因為這種邏輯深信窮人是心甘情願如此的;可是赤貧者讓我們知道,他們日日夜夜艱苦抵抗種種不人道的對待。也因此,能夠打破這種錯誤邏輯的,正是赤貧者本身。

若瑟神父也明白,我們都很容易把手指指向別人,說別人才是極端貧困的罪魁禍首,所以,也只有當每個國家和國際體制以及所有公民都了解到最窮的同胞生活在多麼不人道的處境中,只有當我們「以他們的思想做為各種政策的指標,以他們的盼望做為各種行動的標竿」,事情才會發生改變。

一九六○年代初期,第四世界運動和它的研究中心在歐洲各地提出並傳播了一個重要的想法:極端貧窮不僅是缺乏物質資源,它更導致了社會排斥(Miller, 1998);意即赤貧者被排除在所有的安全網之外,當其他人都在享受社會生活的時候,赤貧者卻被切斷了所有參與的機會。第四世界也指出:社會政策、社區組織和各種體制很容易偏向窮人中比較不窮的那些人,因為和這樣的群體工作比較容易成功,計畫也容易實現,但此舉卻讓我們離最貧窮的同胞越來越遠,造成許多所謂的「吸脂效應」(skimming the cream off the top,指專挑精華部分來操作)。

第四世界運動先後在歐洲與聯合國的政策議程中引進新的概念:極端貧窮侵犯人權,不僅是公民權、政治權,還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的確,極端貧窮就是「人權不可分割最有力的證據」(Wresinski, 1994),這些想法成為動員民間社會和各種體制的基礎。在此之前,即使極端貧窮被注意到了,也只是被當成次要的議題。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來自世界各地的十萬名人權護衛者聚集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他們為極端貧窮的犧牲者獻上了一塊紀念碑,碑文寫著:哪裡有人被迫生活在赤貧中,那裡的人權就受到侵犯。團結起來使人權受到尊重是我們神聖的義務。──若瑟•赫忍斯基神父。這便是世界拒絕赤貧日的開端。

影響力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對成千上萬的赤貧家庭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即使仍然不足——使這些家庭不再認為赤貧是不可改變的宿命,而且,他們可以自豪地告訴下一代,他們是多麼拚命地為人性尊嚴在奮鬥。

在一些歐洲國家,第四世界運動大大影響了公眾對貧困的看法;面對極端貧困,它也啟發了一種新的語言和新的政策與立法;在法國,若瑟•赫忍斯基神父於一九八七年在法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發表的《極端貧窮與經濟社會的不穩定》報告書,最能表現他行動與思想的巨大影響力。除了將極端貧窮定義為人權的侵犯外,這份報告也對終結赤貧提出了政策上的建議,它是法國多部法律的源頭,例如一九九八年的《對抗排斥的基本法》,二○○○年通過的全民健保法(CMU)以及二○○七年的《可抗辯居住權法》(簡稱達洛法,DALO)。

聯合國也因為若瑟神父的建議,投入極端貧窮與人權的研究(Despouy, 1996),引用若瑟神父對赤貧的定義;第四世界也促使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九二年決議每年十月十七日為世界拒絕赤貧日,此舉也引發聯合國系統第一個消滅貧窮十年計畫(1997-2006),並與聯合國機構開展多項合作,發展面對赤貧的新路徑;聯合國的好幾個出版品記載了這些夥伴關係,例如《觸及最貧窮的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九九六)、《文化:擺脫赤貧之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卅非政府組織,一九九七)、《貧窮拆散骨肉:一個人權的挑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二○○四)、《關於人權與極端貧窮問題的指導原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二○一二)。

第四世界運動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勞工組織、歐洲委員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派有代表,在聯合國經濟理事會擁有第一級的全面諮商地位,並在歐盟有常駐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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