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茉琳•莫德克的《女英雄的旅程：透視女性生命的自性歷程，活出最獨特的你》三十週年版即將由香巴拉（Shambhala）出版公司出版，這是眾人引頸企盼的一份大禮。一九九ま年首次出版時，這書就受到無數讀者的重視，現在依然如此。
茉琳•莫德克是我的同事、良師、好友，甚至一度是我的學生，因此我用茉琳稱呼她。如果用莫德克稱呼她，我覺得那對我們的情誼以及本書的某些主題都有所不敬。
正如本書書名間接透露的，茉琳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她發現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書中總結的英雄之旅，實際上僅是男人的英雄之旅，在其旅程中出現的女人不是男人的支持者、就是男人的阻礙者。另外，《千面英雄》總結的追尋歷程也不符合女人的經驗。對茉琳來講，女人實有必要自寫一本專門探討她們個體化經歷的書。
重讀本書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不像某些女性主義作家，茉琳並沒有一步一步修改坎伯的模型，也沒有像坎伯一樣聚焦在神話上，舉例來講，她並沒有為了想對坎伯說「喬，你為何沒有把這些故事寫進你的書裡？」而刻意把重點放在那些以女神或女英雄為主角的神話上。沒錯，她的確納入了波瑟芬妮（Persephone）和伊娜娜（Inanna）的神話，但她的用意卻是要我們從中發現這兩位女神像我們，而非我們像她們。
此外，雖然她用了「女英雄」一詞，她真正的目的卻是在挑戰那些把重心全放在非凡人物身上的作品，因為每一個平凡的女人事實上都可以成為女英雄。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無不具有某種神聖性、某種茉琳稱之為「平凡而神聖」（divinely ordinary）的性質。
當然，這本書的最大特色就是充滿了茉琳的個人聲音：她使用單數第一人稱代名詞，在書的一開始提到她的心理治療工作，然後在描述她的專業經驗時援用了不同案主和某些同事的故事。從一開始，茉琳就希望我們知道：沒有任何可以代表所有女人的女英雄自性歷程，也沒有任何單一模式可以套在所有女人的經歷之上。
我認為書中那個說話的「我」非常重要，但我更想強調的是：這個「我」的聲音，事實上是我們的聲音、一個讓我自豪曾是其中一員的「我們」、一個代表了本書首次出版年代之獨特時代精神的「我們」。
茉琳和我都曾在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The Second Sex）這本書的感召下，全心參與一九七ま年代初展開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那時候，互不相識、來自全國各地的女人突然意識到：她們對所有能夠尊重女性的獨特經驗，以及所有能夠啟發、挑戰和深化她們對女性生命之瞭解的文字、意象和故事充滿了渴望。她們開始用第一人稱寫作，把她們的自身經驗、她們的夢想、她們的身體、她們的性慾、她們的憤怒、她們的困惑書寫出來，一舉顛覆了之前學術語言的各種禁忌。我們發現了彼此，也發現我們需要彼此。
要充分理解本書的訊息，讀者也許需要知道，茉琳在書中不時提到某些曾是（或現在仍是）「我們」之一的女人的名字。我一邊閱讀，一邊未按任何順序記下了這些人名：派翠霞•瑞斯（Patricia Reis）、卡洛•皮爾森（Carol Pearson）、琳達•連納德（Linda Leonard）、諾兒•霍爾（Nor Hall）、伊蓮•派格斯（Elaine Pagels）、蘇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希薇亞•裴瑞拉（Sylvia Perera）、星鷹（Starhawk）、艾絲帖拉•勞特（Estella Lauter）、凱絲•卡爾森（Kathie Carlson）、琴•波倫（Jean Bolen）、莉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瑪麗安•伍德曼（Marion Woodman）。在這一長串被唱名的姊妹當中，每個人都擁有她自己獨特的故事和靈性之旅。
茉琳一方面體認到每個女人的靈性之旅具有獨特性，但另一方面她在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又認為她的經歷跟她許多案主的經歷（以及她重述的某些神話）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如同埃絲特•哈汀（Esther Harding）在《進入陰性本質之奧祕的啟蒙經歷：古代與現代》(Woman’s Mysteries, Ancient and Modern）以及希薇亞•裴瑞拉（Sylvia Perera）在《下沉至女性上帝之所在》（Descent to the Goddess）兩本書中分別讓我們看到的，茉琳在她的書中也讓我們看到：她特別能夠瞭解那些曾經自許為「父親的女兒」的女人，也就是那些在男性價值觀當道的世界裡擁有不凡成就、最終卻發現成就毫無意義、自覺靈性空虛的女人。她用動人的文筆告訴我們，重新連結到我們的陰性本質、重新成為母親的女兒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但她也明白：扔掉我們的成功者面具會是何等困難的挑戰；在誠實面對我們和母親之間愛恨交織的關係時，我們會經歷何等的錐心之痛；容許自己去感受壓抑在內心深處的憤怒、慾望和絕望，又會令我們何等痛苦難堪。
茉琳在書中的自述帶有罕見的誠實和謙虛。她知道，尋見自性的歷程並不是直線進行的，反而往往會一遍又一遍地繞著同一問題打轉、始終無法脫身前進。她在書中坦然承認自己仍在半途中、還未抵達目的地。在我的想像中，她現在仍然會這麼說。
當然，對茉琳以及我們那一代的女性主義信奉者來講，尋求個人的心靈完整和自我實現從來都不是唯一目標，因為我們更希望能夠改變集體文化。因此我想像，當年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茉琳應該曾經期待、或至少希望她的書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將過時，不再是女人需要閱讀的一本書。
令人感傷的是，這事並沒有發生。我在研究所教深度心理學和希臘神話兩門課，學生的年齡介於二十多歲和七十歲之間。我幾乎總會花一部分時間重講德宓特（Demeter）和波瑟芬妮的故事。當然，我也講授其他許多故事，但歷年來毫無例外的，絕大多數學生所寫的期末報告最後都會拿這個最原始的母女故事當作題材。這些期末報告全是學生懷著創傷情懷寫出來的東西，而我在閱讀它們的時候何嘗不也同感傷痛。另外，年復一年，各個年齡層的女人都會拿「發現女人的聲音」當作她們博士論文的主題，而且每一個人都能透過個人的經驗賦予這個主題新的意義。這個情況之所以會發生，不就是因為女人長期以來仍然無法聽見自己的聲音而深感痛苦嗎？
我們仍然需要這本書，謝謝你，香巴拉！
克莉絲汀•唐寧博士（Christine Downing, Ph.D.）/帕西菲卡研究學院（Pacifica Graduate Institute）神話學教授，著有《漫長的返鄉之路》（The Long Journey Hom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