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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痛苦」常常是人們尋求心理治療的核心問題。這本書描述了痛苦的主觀體驗、論述了痛苦的成因和性質，並提供以深度心理學為理論基礎的痛苦處理方法。我認為心理治療師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個體痛苦的獨特性。目前，心理衛生領域主要關注的是診斷，但對心理治療師而言，診斷在處理患者痛苦方面的幫助，往往是非常有限的。相同診斷的人很可能承受著截然不同的痛苦，因此診斷所關注的焦點往往與患者的生活經歷相距甚遠，尤其是那些教科書中沒有提及的情況。心理治療師常常會經歷某些時刻，需要他們作出最深刻的人性回應，有時甚至超出了我們使用的心理治療理論模型所能解釋的範圍。每個人的痛苦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無法用客觀的方式來看待人類的痛苦。我們所經歷的痛苦也影響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當我們遭受強烈的痛苦時，可能會透過痛苦的濾鏡來看待世界。這本書試圖擴展心理治療的框架，來幫助心理治療師和受苦之人，讓他們以新的治療框架去處理那些他們正面對的不幸。
目前我們以研究為基礎的許多心理治療模型，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對患者的幫助可能非常有限，因為任何心理治療的研究方法都是基於某種研究形成假設，而這些假設會限制我們對人的理解。尤其量化人類經驗的方法很難捕捉到我們主觀經驗的豐富性，或是無法正確合理地看待人類痛苦的深度和複雜性。這種量化的嘗試往往只關注某些狹隘的局部，而且是研究者感興趣的面向，常常忽略了對受苦之人來說最重要的東西。許多當代心理治療的評論家指出，心理學和心理治療的實證主義、「實證」（evidence-based）醫學和自然科學等模型，並沒有考慮那些關於人類存在的重要因素（如Slife，1995，2005）。對心理治療師來說，這些研究並不是唯一有效的，因為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並不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驗證。
現代心理學理論的這種「循證」傾向受到了許多尖銳的批評，它們看起來似乎是客觀、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實際上卻隱瞞了一種意識形態，並偷偷宣揚了某種特定的文化和道德價值觀（Richardson, 2005）。許多作者強調，心理治療並不只是針對行為和心理層面的操作，甚至也不僅限於緩解痛苦；心理治療還有助於發現我們經驗的意義，促進人格的全面發展。對我和許多心理治療師來說，關注人類經驗所揭示的意義，遠比那些以實證主義科學方法為基礎的心理治療有用得多，因為通常這些科學的方法並不適用於個體的獨特脈絡。
在心理治療的實務工作中，我們會遇到一些患者，即使以目前的理論和所學知識都遠遠無法理解他們的情況。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心理治療師拒絕使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因為DSM試圖用單薄的描述將人歸納到某個概念或抽象類別中，那勢必會削弱人類苦難的複雜性。在某些圈子裡，他們使用固定公式，將痛苦簡化為大腦機制，或是機械的、習得的過程，或是某種認知錯誤（Horwitz, 2002; Carlat, 2010）。這些方法忽略了人的奧祕，也不能幫助我們真正理解到人，因為人總是比這些理論複雜得多。像心理治療的手冊化理論一樣，診斷手冊也有著同樣的風險，即過度縮小我們關注的焦點，而限制了我們理解他人痛苦的能力。
刺激我寫這本書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我一直教授研究生和分析師候選人關於榮格和精神分析治療的課程。許多學生的工作環境仍然要求他們使用DSM進行診斷，即便個案的具體生活情境和人際問題會在治療過程中出現，以及複雜的心理治療關係的建立，個案的診斷卻逐漸隱沒為背景。診斷之後，心理治療師就要在患者之痛苦的層次上工作，而不是在那些遠離體驗的抽象分類層次上工作。
我對痛苦問題的興趣另一個來源是它的靈性意義。這對心理治療師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與傳統宗教相距甚遠了。過去，傳統宗教常常為人們的生活困境提供解答和意義，但現在人們已經不再尋求宗教的幫助。不過，許多人有自己獨特的靈性形式，用自己的方式尋找意義。所以，有時心理治療師會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承擔實際（de facto）的靈性導師角色（Corbett, 2011）。值得慶幸的是，在心理治療中談論靈性並不是禁忌。另一個使我對痛苦感興趣的動機，是我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二戰期間他被關進布亨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這件事從根本上影響了我童年時家庭的情緒氛圍。
還有一個使我關注痛苦問題的原因是，我罹患重疾的經驗。二まま八年，我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最終成功進行了骨髓移植。我在兩家醫院待了幾個月，期間遇到許多不同類型的醫護人員。我很幸運地從我的妻子、家人、朋友，以及帕西菲卡研究所〔Pacifica Graduate Institute〕同事那裡得到了大量情感和生理上的支持。同樣幸運的是，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曾從事過照會精神醫學*（譯註：照會精神醫學〔consultation-liason psychiatry〕：主要是精神科醫師發揮其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協助其他專科領域的醫療。）的工作，為許多癌症患者進行心理治療。我非常熟悉如何在癌症患者的治療過程中使用意象和冥想，而且很榮幸，我擁有榮格學派分析師的背景，所以我也盡我所能地分析自己那些跟疾病有關的夢和意象。
生病期間，最令我震驚的是，醫護人員並沒有嘗試在情感或精神上給我任何支持或安慰。雖然我很感激這兩家醫院的醫生和護理人員，他們在技術上很專業，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我能挺過一場可能致命的疾病。然而，我們的談話總是關於藥物、血球計數、疼痛以及其他身體問題，但這些並不是讓我感到痛苦的全部原因。整個治療期間沒有一個醫護人員問過我任何一般人類會問的問題，比如我是否害怕死亡、疾病對我的家庭有什麼影響、疾病如何影響我的精神世界、疾病對我意味著什麼、疾病對我職業生涯和人格的影響等等。和討論那些引起痛苦的症狀相比，討論痛苦的意義似乎顯得太困難，或甚至從來沒有人想到要問這些問題。雖然我能夠很明顯地感覺到這些醫護人員盡其所能地完成他們的專業任務，但是只有少數人讓我感受到情感的關懷。事實上，他們其中一些人非常機械，情感遙不可及，治療方式也讓我感覺很遙遠，顯然他們不願意與一個可能死去的人有任何情感的連結。我常常覺得我不應該對他們提出任何超乎尋常的要求，才能配合他們對保持距離的需要。不過，也有其他來看我的人，對我敞開心扉，他們的臨在閃耀著療癒的光芒。
患者的疏離感來自醫生以及醫療技術去人性化的影響，這些問題廣為人知且由來已久（Odegaard, 1986）。醫學上對疾病的關注一直深入到分子和基因層面，但醫生並不將患者的心理狀態和人格因素置於眼界之中，以至於對患者痛苦的理解變得很有限。即使醫生希望能夠在臨床實務中融入一些心理面向的照顧，他們所處的行政結構可能也不允許。
人類的痛苦對心理治療師非常重要，對醫學、哲學、宗教，乃至整個社會也非常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痛苦讓我們思考生命的意義。除了一些明顯的例外，例如臨終關懷運動，我們的社會在對待痛苦時很可能是麻木不仁的。許多痛苦的人都被邊緣化，感到被孤立；《獨立宣言》中所銘記的「追求幸福」是他們所無法擁有的。我們甚至會問，對痛苦的關注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的民族價值觀背道而馳，如神話中的樂觀主義與自給自足等。關於「痛苦的意義」這樣的問題似乎已經被貶謫到文化無意識中了，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當痛苦襲來時，我們會感到驚訝。如果我們可以接納痛苦的重要性，而不是繼續抱有幻想，以為如果我們好好生活，就可以無限期地避免痛苦，或是以為使用適當的藥物、政治制度或技術就可以解決問題，那麼，痛苦對我們的社會也將是非常有價值的。榮格曾指出（CW 11, para. 291）：「那些與生活緊密相關的痛苦是無法迴避的。」人類的進步和創造力源於痛苦（同上，para.497）。或者說：「沒有痛苦，就沒有意識的覺醒。」（CW 17, p.193）
有些人希望不再將痛苦視為一種病態，我希望加入這些發聲的行列之中。我們也許應該將某些類型的痛苦視為正常，將涵納痛苦的能力視為人類整體的一個面向，有時甚至是發展所必須（Davies, 2012）。有時，痛苦可能有轉化作用，甚至有救贖作用。用榮格的話來說（CW16, p.81）：「心理治療的主要目的不是把患者帶到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幸福狀態，而是幫助他在面對痛苦時，擁有堅定和智慧的耐性。」心理治療的問題在於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尤其是當患者的痛苦難以治癒或不可逆轉時——我希望這本書將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
在本書中，我提到了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作品，他認為減輕他人的痛苦是絕對的道德義務。對他來說，生命的意義不僅僅依賴於我們在世界上的日常經驗（哲學家稱之為本體論），事實上，他認為我們對他人的責任才是根本（Manning, 1993）。不過，列維納斯並不是全然支持心理治療的。他對心理學理論懷有敵意，因為他擔心這些理論會侵犯到我們的自我（例如，當DSM診斷削減了人類痛苦複雜性的時候）。他認為一個人的經驗應當優先於任何分類；任何強加的分類，都可能會限制我們理解人的能力。列維納斯認為人際關係所包含的內容遠比我們的理論和診斷多得多。他的工作一直受到批評，因為這些想法沒有為人類的痛苦提供多少實際的幫助（Hutchens, 2007）。儘管如此，列維納斯為心理治療的實務提供了一種態度和哲學背景，一些關係學派的心理治療師以他的理論為工作，因為他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和互為主體結構（Orange, 2011）。對列維納斯來說，人類就應該要對他人負責。堅持這種主張需要某種實證驗證似乎是不必要的。
我在這本書中用「患者」（patient）這個詞表示接受心理治療的人，而不是用「個案」（client）這個流行詞彙，並非因為醫學模式在心理治療中有什麼價值，而是因為「患者」這個詞的拉丁語詞源意思是「一個耐心地忍受痛苦的人」。相較之下，「個案」暗示著與顧客一種純粹的商業關係，從詞源上看，它與拉丁語單詞「追隨者」（follower）或「依靠他人的人」（lean on another）有關。
心理治療之外的許多學科都試圖處理人類的痛苦，我只需提及經濟學、宗教和社會科學。他們的貢獻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主要是針對心理治療師，尤其是這領域的學生，也因為這是我的專業興趣所在。我用「深度心理治療」這個術語來區分認知行為療法和那些重視無意識的療法。這個詞彙在語法上很彆扭，因為「深度」不是一個形容詞，但這個詞卻是常用的表達方式。
我會盡可能多運用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的研究原則：「探究的方法是：一旦我們想到了什麼，就試著想想看，在怎樣的情況下，相反的想法會是正確的。」（2002, p.1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