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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的書寫 1.
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的維也納。我投宿於自由廣場（Freiheitsplatz）的「麗晶旅館」，餐桌上放著一個小日曆，我數著日子，一天劃掉一個日子，算算過了幾個星期。我的治療期有限，時間過得很快。當我停下來，把鑰匙留在書桌上，廳堂的門房說，「哪一天妳會代我向教授問候嗎？」我說，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的。他說，「……還有，啊，教授夫人！她是個很美妙的女人。」我說，我不曾見過教授夫人，但曾聽說，她是教授的完美妻子；不會有比這更棒的讚美詞――有嗎？門房說，「你知道『貝格街』（Berggasse）嗎？是在……嗯，以後當教授不在了，他們會把它命名為『佛洛伊德街』。」我走到「貝格街」，轉進熟悉的入口；那是「維也納第九區貝格街十九號」，可以看到寬闊的石階和石欄杆。有時我會遇見別人走下來。
石階彎彎曲曲。平台處有兩個門。右邊的門是教授的門，左邊的門是佛洛伊德家人的門。顯然，兩間公寓經過安排，盡可能不會出現家人和病人或學生混淆的情況。有屬於我們的教授，也有屬於家人的教授。那是個很大的家庭，有分支、姻親、遠親、家人的朋友。上方有其他公寓，但我不常在階梯上碰見任何人――除了時間排在我前面接受精神分析的人。
我的時間或療程都被安排好了，一星期中有四天，從五點到六點，另一天從十二點到一點。至少，這是為第二系列的療程所做的安排；我知道那會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開始。我離開瑞士時，留下很多書和信在那兒，實際上我是戰爭開始後才離開的。在留下的東西中有我的一九三三年維也納日記。在我印象中，教授為第二系列所做的安排和第一系列一致，因為我時常對他說，接近傍晚的時辰幾乎就是我一天之中最喜愛的時光。無論如何，我那時有五個星期的時間。最後一次療程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第一系列始於一九三三年三月，持續的時間稍長，大約三、四個月。我本來沒有計劃回到維也納，但一九三三年夏天和一九三四年秋天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我聽到陶爾斐斯事件而感到很焦慮，但這個事件並沒有引起我任何個人的反嚮。我之所以回到維也納是因為我聽到了我下梯階時有時會遇見的那個人的消息。他在約翰尼斯堡的一場會議中發表演講。他駕駛自己的飛機到那兒，回程時飛機在坦干伊喀（Tanganyika）失事。
2.
我並不經常在階梯上遇見他。他有時候一直逗留不去，在教授的研究室或診間拖延談話的時間，因此，我把外衣掛在門廳之後，可能錯過與他相遇的時間。我會被直接引進等候室，或者，我之前的這一位可能會在我進入的同一時間從教授的私室出現。他會在我放好外衣或帽子時，伸手去拿他自己的外衣和帽子。他個子很高，看起來像英國人――然而那是錯覺。我後來得知，他在牛津待了一段時間，是在歐陸獲得學位之前或之後――總之，他不是德國人，也不是美國人，但人們怎麼會知道呢？事實上，他正是我所認為的那樣，「讓人看錯是英國人」，其實是荷蘭人。
我是在以後才知道他名叫 J．J．凡．德．留吾（J. J. van der Leeuw）。有一次，他聽教授的指示，跟我談到交換時間的問題。那是一個夏日，在郊區德布靈（Döbling）的大房子中，教授家人搬到那兒避暑，可能是一九三三年六月末或七月初。在那兒接見我們的那次安排是比較非正式的，不像在教授自己的家那樣給人確實感或真實感。無論如何，我並沒有在維也納郊區一個陌生人的房子中向維也納道別。我回來了。
我把回來的原因告訴教授。我跟教授進行最初的療程時，他七十七歲，我四十七歲。留吾博士相當年輕。教授告訴我說，留吾在他們之中以「飛行的荷蘭人」為人所知。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正式來跟教授一起研究，想要把精神分析的原則應用在一般教育之上，更大的實際目標是國際的合作和了解。他很富有，很有影響力，出身良好，在荷蘭東印度群島有很廣大的農園，曾到印度旅行，意在從事神祕學術的探究。他在印度接觸到一位教師或年輕的熱心學者，受到東方教義的影響，但並沒有因此滿足。他想要把精神體的律則應用在今日嚴重的問題上。我認為，他是適合這件完美工作的完美人選。教授並沒有告訴我說，留吾本身意識到一種根深的慾望或潛意識（subconscious）的性向，與他的傑出飛行生涯有所關聯。「飛行的荷蘭人」知道，任何時刻他都可能在空氣――他心目中的元素――之中飛得太高、飛得太快。「這確實是我關心的事，」教授說。「我現在可以告訴妳，這確實是我們兩人所關心的事。」教授又說，「上次他離開後，我認為我發現了解決方法，我真的有答案，但太遲了。」
我對教授說，「當我在階梯上經過留吾博士身邊，或者在大廳中看到他時，總是有一種滿足、安全的感覺。他似乎是那麼自足，那麼泰然自若，而你告訴了我有關他的工作。我一直覺得，他會應用、傳承火炬――傳遞你的觀念，但不是以一種老套的方式。我覺得，你、你的工作和你的工作的未來都特別傳給他了。哦，我知道，『精神分析學會』、研究人員、醫生、受過訓練的精神分析師等等，構成了很大的團體！但留吾博士是不同的。我知道，你深深感覺到這一點。我回到維也納是要告訴你，我感到多麼遺憾。」
教授說，「妳已來取代他的位置。」
3.
我沒有自覺地想到「飛行的荷蘭人」，沒有將他和我的工作聯結在一起，也沒有把他編織進我的幻想中。我自己的問題，我自己對於解開無意識（unconscious）或潛意識（subconscious）狀態的強烈興趣，似乎沒有涉及到他。他風度很不錯，外表悅人，知性和物質生活都很富足。我想我很羨慕他，羨慕他那顯然並不複雜的個性。他是知識分子類型人物，但已外化了，也是外交或甚至事務類型人物；人們不會想到他有過痛苦或困惱；他和「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似乎沾不上邊。他看起來的確像學者，但不是書卷氣、內向的學者。你會說，他的身體與他非常相配，就像他身上的灰色或藍色衣服與他優雅地相配。你會說，他的靈魂與他的肉體相配，他的內心與他的頭腦相配。他的前額高，不見皺紋；他的眼光敏銳，像水手的湛藍眼睛在凝視，色度比藍灰淺或深，然而其中透露著灰色的北海。是的，你會說那透露著不親切、冷漠、敏銳，卻安心無憂。以後當我想起時，是的，他似乎很多變，像使神莫丘利。
我不認為那個有翅膀的使神――希臘神話的赫爾墨斯使神、羅馬神話的莫丘利使神――的名字，曾在我跟教授的談話中出現，除了有一次以迂迴的方式出現；當時我做了一個夢，夢中出現了位於市集廣場那有名的拉斐爾．唐納噴泉中的一個雕像。那是一個很美的噴泉，有著斜倚的河神形體，兩個女的和兩個男的。我的夢是有關我認識的一個倫敦年輕男子，他不是叫布魯克斯（Brooks，譯按：原文為Brooks，「溪流」之意），但他的名字確實暗示河流，所以我們可以稱他為布魯克斯。在夢中，我將這位年輕的布魯克斯先生和那個較年輕的男性河神雕像連結在一起。我那時對教授說，噴泉那個斜倚著的銅像跟泰然自若的波隆那莫丘利使神（Bolognese Mercury）很相像。我們都同意，拉斐爾．唐納的那個雕像是比較吸引人且較具獨創性的，但如果你把斜倚著的河神扶正讓他站起來，他就有點像莫丘利使神；或者反過來，如果你讓莫丘利使神坐下來，用手肘撐著身體，那麼他就幾乎可以取代這個噴泉銅像。無論如何，我們的教授有他迷人的作風，他同意某種想法時，會表示欣賞，但不會過分強調那些不重要的細節。這在當時似乎並不重要。
也許現在也不是很重要。然而，有趣的是，事後回顧時卻注意到心智會規避。我將拉斐爾．唐納的雕像及其所暗示的莫丘利使神，跟一個很迷人但不是很重要的年輕倫敦朋友連結在一起，但真正有吸引力的形像卻在維也納，他就在那兒――過去曾經在那兒――斜倚在這張躺椅上，就在我每次療程之前的一個小時。如同我所說的，我並沒有自覺地想到留吾博士，也沒有把他編織進我的幻想中。我沒有把他想成「眾神的使神」莫丘利，也沒有在他飛機失事後把他想成「死者的首領」。
他是一個陌生人，我並不是真正認識他。我們一度在維也納郊外的德布靈那間房子中講過一次話。教授在陌生的大客廳對面向他揮手。留吾博士一鞠躬，以禮貌、優雅的德文稱呼我為「親切的女士」，問我是否可以更改明天療程的時間。我用英語回答他說，一點也不介意，我會在四點來，他就五點來。他以非常友善的英文，愉快地感謝我，一點也沒有德文腔。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跟「飛行的荷蘭人」講話。我們交換了「時間」。
4.
教授七十七歲。他五月的生日很有意義。那間陌生房子的診間有他的一些寶貝和他那張有名的書桌。除了書桌之外，房間看來沒變。看不到無價的小藝術品排成半圓形，只有連串精心排列的花瓶，都插著一簇蘭花或單枝的花朵。我沒有任何東西送給教授。我說，「抱歉，我沒有為你帶來任何東西，因為我找不到我要的東西。」我說，「無論如何，我是想給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我說的話也許有點大意、有點高傲；可能介於兩者之間，或者兩者都有。我不知道教授如何詮釋。他招手叫我到躺椅那兒，我對他的生日顯然不經心，他也許感到滿意，也許感到不滿意。
我沒有找到我要的東西，所以我沒有送給他任何禮物。我們在貝格街的那間舊房間中，談到我們的一次旅行。教授其實知道我所在的場所，有時隱含在一座雕像或一幅畫中，像掛在躺椅上方的那幅卡納克神廟的老式鋼雕。我造訪過那座神廟，而他則沒有去過。但這一次是義大利，我們一起待在羅馬。歲月向前進，然後向後退。歲月之梭紡織著一條線，把我的圖案織進教授的圖案中。「啊，『西班牙階梯』，」教授說。「杏樹的那些枝葉，」我說，「在所有的花卉和花籃之中，我最記得那些。」「但是，」教授說，「那些梔子花！在羅馬，我可以把梔子花戴在身上。」他並非喚起過去的時光，或訴諸未來的時光。那是存在於過去的當下，或者存在於未來的過去。
我甚至可以在維也納尋覓一朵梔子花，或一簇梔子花，但我卻找不到。有一年，我從倫敦寫信，請維也納的一個朋友――一個英國留學生――特別幫我去找一簇梔子花，作為教授的生日禮物。她回信說，「我到處找梔子花。但花店的人告訴我說，佛洛伊德教授喜歡蘭花，人們都訂蘭花給他祝壽；他們認為妳會想知道這件事。我代妳送了蘭花。」
5.
教授收到我的梔子花，是後來的事。那天不是他生日，也不在維也納。我到倫敦去看他，是置身在新的環境中。他剛到不久，是一個流亡者。那是一間有花園的大房子。很多人都在討論，並且擔心教授的希臘和埃及古物、各種中國及其他的東方寶物收藏。箱子終於寄達，只是家人不太相信所有寶物或甚至任何一件寶物會完整無瑕。至少箱子已經送到了，這要歸功於一個人的影響力與慷慨相助，那就是教授的朋友和弟子瑪麗．波拿巴夫人，也就是希臘的喬治公主，教授稱她為「公主」或「我們的公主」。我在教授的桌子上看到幾個希臘人像，很感驚奇。那似乎是某個房間中的同一張桌子，也就是我在一九三三年第一次造訪的維也納郊外房子中的那個夏日房間。但這時是一九三八年秋天。「你如何從維也納帶來這些東西？」我問他。「我沒有帶來，」他說，「公主把這些東西運到巴黎迎接我，讓我在那兒有家的感覺。」那是一個險惡的世界，但仍有忠心與美的存在。那是一次飛躍且讓人驚心動魄的旅程。五年前在維也納，他告訴我說，甚至在那時，旅行對他而言也是不可能的。那位經常待命的傑出專科醫師顯然禁止他旅行。（如果我沒有記錯，這位忠誠的朋友曾陪伴教授在歐陸各地旅行。）看到那張熟悉的桌子，以及桌子上那些既新且舊的熟悉形像，很難體認到這裡是倫敦。其實，僅僅把這裡視為一個稍微熟悉的暫時住處，就像德布靈的那間避暑別墅，這樣會比較好一些。就地理上而言，這個令人愉快的區域之於倫敦，就某種意義而言就像德布靈之於維也納。但是貝格街――未來的「佛洛伊德街」――卻回不去了。
6.
但至少在想像中，在一個午後的迷霧中，我仍然能夠持續一次探索、一次尋求。什麼地方可能會有梔子花。我在西區的一家花店找到了，在卡片上潦草寫著，「為諸神回歸致意」。梔子花送到了教授手上。我收到他的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倫敦西北三區曼斯菲德花園二十號
親愛的 H. D.，
我今天收到一些花。無論是偶然或有意，這是我喜愛的花，我最讚賞的花。上面寫了一些字「為諸神的回歸致意」（其他人會把「諸神」〔Gods〕讀成「諸善」〔Goods〕）。上面沒有寫名字。我懷疑是妳送的禮物。如果我猜得對，請不要回信，但請接受我衷心感謝如此迷人的表意。總而言之，
深情祝福妳，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
（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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