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一種外行人的閱讀──柄谷行人《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讀後感
書序作者：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監察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為柄谷行人先生這麼重要的書寫序，對像我這樣一個在理論工作上徹底失敗的人來說，不只是冒險、不適格，恐怕還會辜負許多人的期待。而我之所以一口氣答應，不只是因為我和柄谷先生有數面之緣，聽過他的演講，和他吃過一次飯，對他犀利、細膩的思維深為佩服。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對譯者林暉鈞先生難以言喻的疼惜與尊敬。一位專業小提琴家，竟那麼樣的好學深思，不但認真翻譯了柄谷先生的作品，還曾以具體的行動投入有關維護住宅正義的社會運動中。或許柄谷先生理論的建構裡所隱含的某種實踐召喚，讓他不容自己地願意跳進那混亂的深淵。
誠如柄谷先生在岩波現代文庫版的後記所言，本書是他花了十年時間辛勤工作的成果；之後的作品包括《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帝國的結構》等等，都可以說是這本書的續篇和展開。所以要正確解讀柄谷先生本書的深邃內容，恐怕非得一併消化他後來所有的作品不可。對我來說，這是我目前很難做到的事。本書更大的另一個難處是，作者攀爬的理論對象是西方近現代哲學中最複雜、最嚴格的理論體系：康德（Immanuel Kant）與馬克思（Karl Marx）。尤其困難的是，柄谷先生對兩位哲學大師的閱讀，不是從其理論內部演繹、排列而來，而是將他們放進動態的社會歷史脈絡中來剖析。所以討論康德，所面對的就不只是康德思想本身而已，笛卡兒（René Descartes）、休謨（David Hume）和自然科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以及後來的德國觀念論者，都是我們要對話、交涉的對象。同樣地，對馬克思的閱讀不但要游動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貝里（Samuel Bailey）、李嘉圖（David Ricardo）、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等及其合作夥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和其哲學前輩黑格爾（G. W. F. Hegel）等等大師之間，而且還得掌握馬克思流浪在德、法、英時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社會劇烈變動之現實，柄谷先生將這樣的閱讀稱作「移動的批判」（transcritique）。必須認清的是，如果我們將柄谷先生所謂的「移動」，視為一種思想史式的對話，一種執兩用中，在二者之間協商折衷的思想活動，那就大錯特錯了。柄谷先生對康德和馬克思的閱讀，是抓緊「批判」本身的原動力來的。就康德來說，懷疑論者休謨驚醒他的不是感官所帶來的假象；而是理性的「二律背反」（antinomy）所引發的「強烈視差」，讓他看出理性內省所具有的共犯性。假象來自理性本身，光憑內省無法除去假象。所以，康德的批判是對理性本身限度的批判。根據柄谷先生的解讀，馬克思流放英國倫敦期間最大的震撼和轉向，不是革命，而是「經濟恐慌」造成的「強烈視差」，使他對「資本」的驅力與限度有了更深的理解。透過對李嘉圖和貝里的批判，馬克思在《資本論》（Capital）中，闡明了他們兩位忽略掉的那讓商品經濟得以成立的「超越論」（transcendental）形式。這也正是柄谷先生為什麼在本書中將康德與馬克思擺在一起討論的原因。
坦白講，這麼龐大、多線索的閱讀，我對當中涉及的人、理論和歷史背景，完全沒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做出任何的評斷，這是我的限度，但卻也是閱讀本書時最迷人、最令我愉悅的事。我看到一位期盼自己具有行動力的知識人，如何勇敢地踏入古今中外複雜的知識叢林，調度一切可能掌握的資訊，和那些理論巨人對話，為自己開闢出一條實踐的康莊大道。我雖然對柄谷先生所提出的「Association」瞭解不多，也未能親身參與他二○○○年起所推動的「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NAM），但看到他長年以來一部又一部的知識產出和孜孜不倦的智力勞動，仍興起無比的感動。有時候我不免要去想：知識份子在現代社會還可以有什麼作用嗎？那麼巨大的智力鍛鍊，真能產生等值的實踐效果嗎？其實我非常羨慕笛卡兒、康德、馬克思等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工業革命以來的西方知識份子，他們像夜空中的星斗，聯結自然科學和社會人文科學理論建構的熱情，改造整個世界。五百年來歐美勢力主導人類文明的進展，應該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如今教育普及、資訊發達，滿街都是知識份子，誰能改造誰呢？自然科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的進展，鴻溝愈來愈深，失衡的情況愈演愈烈；其實我們正面對一個和康德、馬克思時代本質上完全不一樣的局面。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提問方式，一個新的起點。不是感官，也不是理性，更不是經濟恐慌；「人」，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這可不可以算是柄谷先生所謂的「移動的批判」呢？或是因我的無知無端牽扯的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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