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三] 解構關係形上學──柄谷行人的批判思維
書序作者：黃雅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作為生長於日本安保世代（1960-1970）的青年，自就讀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時期，便投入全學連，對抗美帝運動。自此，以關係連動變化觀點思考國家、社會以及經濟等三方結構，就成了柄谷一生的志業。一九七四年以《夏目漱石論》獲得《群像》雜誌的評論獎之後，柄谷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其可能性的中心》一書，獲得廣大迴響，並大抵奠定了其左翼的思路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曾在七○年代後期曾訪問耶魯大學，並與比利時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家保羅．德．曼（Paul de Man）相交，受其理論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熟悉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從事的解構思想，這也是為何我們總能在其著作中屢屢讀到其對既存現象進行思維的形式性的建構之後，又以獨特的方式進行拆解的原因。
儘管，德希達自己曾說，解構（Déconstruction）並非方法論，沒有固定的操作步驟可依循，解構乃是通過閱讀，在文本的內部尋求裂縫，打開那看似封閉的邊界，從而使得文本內部出現多重思想。而無論是對於裂縫的掌握或者文本的邊緣，對德希達而言，可能是文本中的某個概念的梳理，也可能是通過對於多種文字之間的轉換而來，這也是為什麼德希達以為「文本之外，一無所有」。另一方面，柄谷自承閱讀過德希達作品，熟悉解構思想，但他的解構方法卻又全然不同於德希達。
柄谷的解構要比德希達更多一層目的，亦即引入「他者」（l’autrui）的位置與觀點。他的方法是從文本外部引入他者，而不是如德希達一般從內部裂解。進一步來說，柄谷擅長的是先通過形式性的建構，討論概念出現的條件，他以為「解構只有在徹底結構化之後才成為可能，否則它就會止步於語言遊戲的層面。」這一點可以從他對柏拉圖的討論看得出來。從西方哲學史的發展來看，自柏拉圖（Plato）到笛卡兒，一直到康德，莫不以建構穩固的地基（即思想的基礎）為圭臬，一直到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以家族相似性面向開放的世界，柄谷以為這才有了「他者」的出現。這是因為，自柏拉圖以來重視的是生成大於製造，因為製造僅屬於技術層次，而技術總是要服膺於觀念的指導，知識的組成則由觀念指導，而哲學又是所有觀念的基礎，可以說，自柏拉圖之後，所有哲學家莫不是致力於健全知識基礎（fondement），進一步往上建構（construction）思想體系的大廈。很明顯地，思想的建築之所以可能，其知識地基的保證人乃是形上學，是形上思想防止了偶然性的枝蔓雜生，從而保證大廈的穩固性，不致於傾倒。這樣的想法，導致了純思想內部的封閉性，必得還要引入對俗世性的要素，「他者」的位置與觀點才有可能引入。
對當代哲學家來說，他者問題的提出意味著走出自我中心的視角，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壓迫與暴力，因而如何「悅納異己」（l’hospitalité）一直是當代哲學家的課題。對此，柄谷以為，也唯有在思想系統內置入絕對的他者（未來的他者）才可能構成普遍的命題。但「他者」的出現並非出自「對話」，因為能對話僅意味著鏡中的影像，乃是自我的反射而已。有關這一點，柄谷延續了他在《作為隱喻的建築》（Architecture as Metaphor: Language, Number, Money）一書中對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觀點：以語言中的家族相似性，來達到「向外開放」的關係。這樣的語言思想，柄谷以為，那是全然否定「採取『證明』型態的共同主觀性，以及『對話』的唯我論性質」，這是一種「苛刻地將他者內化於自己之中，是一種暗默的政治行為」。柄谷以為，康德哲學的意義也在這裡：《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方面停留在內省，另一方面又置入了絕對的他者以粉碎內省的共犯性。換言之，康德的哲學之所以具有批判的力量，正是在其哲學內部安置了「絕對的他者」（即未來的他者）的位置，也正是如此其哲學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柄谷引入他者的解構之所以有力量，還在於他所援引的兩位思想家的「之間」的空間性。他在這本書的導論中提及，寫這本書的目的並非分別對康德或者馬克思進行思考，但所謂「『移動的批判』（transcritique），指的是倫理與政治經濟學領域之間，以及康德式批判與馬克思批判之間的『transcoding』（轉碼）。換句話說，就是從康德的觀點閱讀馬克思、從馬克思的觀點閱讀康德的企圖。」柄谷當然無意於以學院的方式，從思想家的內部討論其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缺漏之後，再提出自己的主張；他也不是以馬克思的思想來檢驗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或者以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閱讀馬克思對人的規定性。而是說，往昔學院對康德的閱讀均定位於主體哲學的軸線上，由此討論理性的限度，但柄谷卻要在康德哲學中，提出「他者」（l’autrui）的問題；另一方面，則通過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重新閱讀，為「國家—社會—經濟」三方關係找到超越論的視角基礎。這個視角的基礎就存於康德哲學裡，柄谷稱之為「之間」的移動場所裡，這也是此書標題「trans-」的另一層意義。柄谷以為，正在這個位置上，康德同時解決了「單獨性與社會性」與「自由與自然」兩個問題，如此一來，就為馬克思哲學中的三方關係提供了解釋的基礎。柄谷以為，馬克思的貢獻並不在於什麼歷史唯物論，那不過是膚淺而又表面的解釋方式。在他看來，馬克思思考的焦點乃在於如何解釋資本的衝動與如何得到獲利的位置，而經濟上的恐慌，既來自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也是信用過熱的結果，換言之，恐慌暴露了平時隱藏起來的真相。柄谷以為，馬克思就是從恐慌提供的強烈視差來觀察資本制經濟。這強烈的視差提供了場所，足以使馬克思來回移動，思考其中不透明的商品交換關係與使用關係的轉換，而得出貨幣的必要性，進而思考共同體的未來。
同樣地，當柄谷將其工作放在康德與馬克思之間，也是一種「移動式批判」。對柄谷來說，思想始終不能僅僅滿足於體系內部的解釋，而在於是否能思考出其原有體系的另外（l’autre）。他以獨特的視角將這兩位思想家並置在一起，所產生的強烈視差，既提供了學院之外的閱讀可能性，又擴大了思想本身帶有的批判性。這種批判性不是為了喧囂、博取他人的注視目光，而是提供社會與世界的實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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